上海的冬天,湿冷是常态,弄堂不少孩子,特别是女孩,大都有过生冻疮的经历。那又痛又痒的冻疮,伴随着我们的童年。
那时,弄堂人家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取暖器,连只热水袋也不是家中孩子人人有的。班级里时常有女生捧了一只冲着开水的盐水瓶焐手。也没有滑雪衫、羽绒服,有件新棉袄已是稀罕的了。家里很冷,还要用冷水洗碗洗菜洗衣服做家务,唯一的“取暖器”就是一只煤饼炉子,手脚冻得麻木了,就去煤炉上“烘手”。此时,冻疮悄悄袭来了。
起初,是某根手指上隆起了一个硬硬的小红包。没过几天,根根手指都红肿起来了,手掌也是红彤彤的。生冻疮的手被凛冽的寒风一吹,一道道口子裂开,渗出了血,看上去有些惨不忍睹,只好用纱布、橡皮膏布包一包。更恼人的是我脚趾、脚后跟、脚边沿也长出了冻疮,一个个红豆似的。连耳朵上也未能逃脱,冻疮肿得香菇似的。有的女孩脸上也生了冻疮,上学时只好戴只纱布口罩。
父亲把他骑自行车的棉手套给我戴,厚厚的,一根棉纱绳连着,可以套在头颈上。我冬天手脚汗特别多,从手套内伸出来的手居然会冒热气,戴了没几天,手套内就湿答答了,早上伸进去特别冷,每天回家要翻过来在煤球炉上烘一烘。我嫌烦,弃之不戴了。母亲见状,便把她的工作纱手套给我戴了。弄堂里不少女孩都会用绒线编结一种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这样,戴着手套也能灵活做事。姐也为我编结了一副,我看到班级里只有女生戴这种手套,仅戴了一天就还给了姐。
脚上的冻疮肿了起来,平日的鞋子穿不进去了,母亲熬夜几日为我赶制了一双蚌壳贝棉鞋。然而,暖和的棉鞋让冻疮痒得难受而忍不住,上课时,我弯下腰去用手指抠脚,仍不解痒,干脆脱下鞋子挠起痒来。老师见状,用手拍着讲台,“啥人把教室当屋里向啦?”我一听便知老师提醒的是我,脸红了,只能硬是把脚伸回棉鞋里,痛得龇牙咧嘴的。
为了防止伤口溃烂、化脓,我天天在手脚涂上一层厚厚的蛤蜊油。这是老上海人都知道的一种润滑油,用蛤蜊壳装,算是当时的润肤品了,家家都有它。但我的十指仍然肿得胡萝卜似的,手背像两只馒头。一写字,食指握不住笔。洗手洗脸也成了一大难事,绞毛巾稍一用力,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愈合的伤口又出血了。连穿、脱衣服都犹如电影慢动作,小心翼翼的,生怕扯到冻疮的伤口。母亲起初用生姜片帮我擦拭,见疗效不大,她又用生姜片、红辣椒熬水给我泡手脚。龟裂处渗进生姜辣椒水,这滋味!眼泪都痛出来了。一番折腾,仍未痊愈,母亲便又四处打听“偏方”。她听说用仙人掌能治,毫不犹豫取下屋顶上那盆仙人掌——家中唯一的一盆“花”,将仙人掌的刺剪掉,放在碗中捣碎,敷在我的冻疮处,又用纱布包好。果然,三四天后,居然消肿了不少,可仍然没有痊愈。
冬天越发深了。某天,一场大雪后,弄堂里一片白茫茫,见此,我与弄堂一帮小孩早把冻疮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玩得热火朝天。没多久,双手就冻僵了,疼痛不已。我连忙奔回家去,把双手浸在热水中。一冷一热,冻疮裂口溃烂流脓。母亲下班回家,心疼不已,帮我涂红药水,又用纱布包了起来。这一包倒好,我分内的洗碗洗菜等家务,也被哥、姐全包了。
等到三四月开春的时候,更是难熬之时。天气渐暖,冻疮的伤口渐渐愈合了,伴随着奇痒无比的痛苦,像有一万只蚂蚁在啃噬,而且还不能抓。脚边沿那一排冻疮痒得我半夜睡不着觉,只好把脚伸到被子外,宁愿受冷挨冻也要缓解一下痒。今天基本已经告别了那又痛又痒的冻疮,今年冬天又特别地暖,但每到冬天来临,童年和少年曾经的那份煎熬,还会浮现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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