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镇｜祝总斌先生《君臣之际》导读

ISBN：978-7-301-34154-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9月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皇权”“宰相”“吏胥”“取士”四个方面，选取祝总斌教授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十余篇，论述中国古代政权与学术的一些特点，对中国古代的最高权力、国家治理、官吏来源等重要问题探微发覆。此外，还收录作者关于《史记》的文章四篇，文中对《史记》书名的由来以及司马迁的“崇儒”与“颂汉”问题提出独得之见，体现出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刻理解。

作者简介：

祝总斌（1930—2022），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尤长于魏晋南北朝史和制度史研究，著有《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斋文集》《材不材斋史学丛稿》等。

第一编　论皇权

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附论古代的人治与法治

古代皇太后 “称制 ”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

第二编　说宰相

说宰相

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

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

——兼略说明代以前秘书咨询官员权力的特点

第三编　评吏胥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

第四编　谈取士

《后汉书 ·党锢传》太学生 “三万余人 ”质疑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

“四书 ”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五编　读史记

《史记》导读

说“史记 ”

——兼试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

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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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

本书所收17篇论文，是从祝总斌先生生前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选出的。我们按内容将其分为五编，并分别拟题为“论皇权”“说宰相”“评吏胥”“谈取士”“读史记”，以便集中呈现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祝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些文章，我之前大多读过，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现在重读一遍，如同再次聆听先生的教诲，依然感到很有收获。下面，我简要介绍这五组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并对其中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略做说明，供读者特别是刚刚步入史学大门的青年读者参考。

第一编“论皇权”包括三篇文章，集中探讨秦汉以来皇权的发展趋势。祝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不断加强，而祝先生认为是不断削弱。

《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为这一判断提出三方面的根据。一是皇帝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行使权力时会受到各种政治制度的制约，而这些制度正是历代士大夫们为“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的产物。二是随着制度的发展，皇帝下达诏书、发布命令，所受限制越来越多。如魏晋以后，诏书须由中书省起草，还须经门下省审署，并有权提出异议。唐以后，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署，便不得称诏敕。明清两代的诏书则由内阁或军机处代为起草。多数情况下，是内阁或军机处先对六部、百司的奏请文书进行批答，然后上报皇帝批准。这一制度使皇帝行使权力受到更多限制。三是明清所设六科给事中，负责对诏书进行详审，发现不妥，可以封还，从而又增加了一层限制。

在君主专制权力的上述发展过程中，“人治”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比重逐渐缩小，“法治”的比重则相应增加。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中。《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监察、谏诤、吏胥、人事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这一机制的运行方式和特点，具体描述了统治集团如何通过诏敕下达，各级官府遵照执行或据以颁发各种官文书，及各地各部门向上反馈信息等方式，推动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

《古代皇太后“称制”制度存在、延续的基本原因》则揭示了太后临朝称制现象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原因，指出在幼主即位的情况下，与同姓贵族和异姓大臣相比，皇太后具备“极力维护幼主君位”的主观条件，而且更加名正言顺。

第二编“说宰相”包括四篇文章。《说宰相》是一篇知识性的短文，基于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系统的研究，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过程。另外三篇则分别讨论西汉、唐初及明朝的宰相制度。祝先生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早已是大家熟悉的史学名著。这几篇文章是对该书的补充和延伸。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归因于君权、相权之争。祝先生“以为不然”。《西汉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仔细分析了传统观点所依据的史料，证明西汉的君相矛盾“并非所谓相权过大引起的”，因而皇帝没有削弱宰相权力的动机。进而指出，西汉改革宰相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统治效率。一方面，选拔有才干的士人置于左右，以尚书台为中心，建立领尚书事和中朝官制度，令其协助皇帝制定决策。另一方面，建立三公鼎立制度，让三位宰相分工负责，以便更好的处理各种日常政务。唐太宗时，尚书仆射、侍中和中书令作为宰相，因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于是出现“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的制度，“参议朝政”“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都成了宰相头衔。流行的观点也认为，“皇帝要抓权”，故借此分散相权。《唐初宰相制度变化原因试探》对此提出质疑。文章首先以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等宰相为例，证明太宗对他们信任有加，不存在嫌其权重的问题，进而指出太宗此举“主要是为了广泛任用人才，使之参与宰相事务，以提高统治质量与效率”。

《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非宰相性质》一文，主旨是证明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而是秘书咨询官员。理由是，明代以前的宰相都握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只有议政权，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基本等同于过去的秘书咨询官员。无论内阁是不是宰相，明代中央政权的运行方式和以往不同，应是事实。

第三编“评吏胥”由两篇文章组成。所谓“吏胥”，也称“胥吏”或“吏”，指官府中负责经办各种文书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是从普通百姓中选拔录用的，地位卑下，但握有一定权力，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机制》指出，胥吏制度虽有许多弊端，因而屡遭抨击，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又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唐宋以后，国家为了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不断颁布大量的法，要求各级官员严格遵守，不得各行其是。但科举出身的官员，熟读“四书”“五经”，具备较高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对狱讼钱谷等日常琐事和与之相关的大量法、例却比较生疏。吏胥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长年在基层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对相关法、例的熟悉程度远胜官员。因而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负责查找和提供相关法、例并提出初步处理建议的是吏胥。官员做出判断时，不能不受吏胥的影响。因此，吏胥具有督促官员奉行王朝法、例的作用。但其政治、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知利不知义”，容易发生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现象，故被置于官员的严格管束之下。二者互相制衡。

《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将吏胥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两汉阶段，吏和官身份无别，故“吏”“官”二字内涵相同。士人从基层小吏作起，可以升至二千石、三公等高位。魏晋至唐宋阶段，吏和官出现了身份区别，并逐渐加深。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是“君子”，世代高官，庶人是“小人”，多任吏胥。吏胥的身份因此下降，受到歧视。到了唐宋，科举出身的官员队伍取代士族，继续担任各级官员。吏胥则由普通百姓充任，大多不学无术，“不知大体”，总体素质进一步下降，身份地位也随之下降。及至金、元、明、清，“吏职”和“官职”变得界限分明。金、元重视军功与吏事，吏胥的身份有所提高。明、清继承了吏职、官职明确区分的制度，同时规定充吏是服“役”，与官员之“仕”截然不同，致使吏胥身份进一步低落。

第四编“谈取士”包括四篇文章。《〈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对东汉太学生曾有“三万余人”一说进行了考证，认为当时的太学房舍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三万”可能是“三千”之讹。另外三文所论，都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取士制度。近代学人对这一制度几乎全持否定态度，甚至斥为愚民政策。祝先生则认为，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指出，科举考试原以“五经”为主，明清的八股考试则以“四书”为主。这一变化降低了考试难度，吸引大量平民努力识字、读书，摆脱文盲、半文盲状态。加之在“乡试”外增加了“童试”，使科举出身的士人数目，从之前的数十万人骤增至二三百万人。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因此得到很大提高。

《“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系统梳理了科举考试从重“五经”到重“四书”的发展过程及其原因。文章着重指出，宋代选拔官员更看重“思想道德品质的好坏”，强调“退小人”，“用君子”，程朱理学由此而生。“四书”及其章句、集注简明扼要，逐渐发展为理学的基本教材，成为士人“明天理，灭人欲”，使“心术群归于正”的有力手段。《正确认识和评价八股文取士制度》则对八股文考试的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这三项内容做了系统论述。明确指出，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是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经过长期摸索，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确定、沿用下来的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了陷士人于愚昧无知，而是力图以此培养、选拔能掌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以巩固自己的江山。

第五编“读史记”有四篇文章。《〈史记〉导读》是一篇通俗的介绍文章，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司马迁的人生经历，二是《史记》指导思想，三是《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四是辨明《史记》中存在的某些非正统思想。另外三篇都是研究论文。

《说“史记”——兼试论司马迁<史记>得名问题》是一篇考证文章，主要内容是用史料证明先秦两汉文献中出现的“《史记》”，都应理解为“史《记》”或“《史〈记〉》”，亦即史官所作的《记》。而“记”则是当时国史的通称。司马迁的《史记》原来叫《太史公书》、《太史公记》等，直到东汉末年才被简化为《史记》。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围绕《史记》是“崇儒”还是“以正相反的‘异端思想’为指导”这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三个观点。一是肯定《史记》符合儒家思想，其主旨是为西汉独尊儒术的政策张目。二是《史记》否定“天命”和批判“仁义”虚伪的说法，看似违背儒家思想，实则“是在极力宣扬、体现儒家思想”。三是《史记》“崇势利而羞贱贫”、“退处士而进奸雄”，确实偏离了正统儒学的轨道，但不能因此将其视为“与儒家思想对立的‘异端’”。《有关〈史记〉歌颂汉王朝的几个问题》则对《史记》“旨在揭露、批判汉武帝”，是“反对汉代专制统治之作”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司马迁一生追求“事亲孝，事君忠”，即使遭受宫刑后，也未改变对汉武帝的忠诚，《史记》的基本政治倾向则是歌颂、肯定汉王朝、汉武帝。

上述文章深入探讨了和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有关的五个问题。初学者研读此书，不仅可以获得相关知识，还可体会祝先生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祝先生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一文中，总结他一生从事科研与教学的经验，提出做学问应“厚积薄发”，“精细读书”，“论从史出”。这几点在本书中都得到充分体现。

所谓“厚积薄发”主要指知识面要宽。祝先生一生勤奋读书，除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外，在目录学、文献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也下过功夫，对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有所涉猎。就本书内容而言，涉及的时代包括秦汉、魏晋、唐宋、明清。我们知道，祝先生最为熟悉的领域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其一生授课和发表论著大多在这一时代。但当论及唐宋明清的问题时，他同样可以熟练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史实进行深入考证和分析，从而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如此宽广的知识基础，在当代学人中并不多见。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驭像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和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吏胥制度、取士制度等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问题，并得出系统、深刻、全面的结论。

“精细读书”是老一代学者经常教导我们的话，意指读书特别是阅读原始资料时要重视细节，抓住有价值的小问题深察、深究。本书的许多精彩之处，便是祝先生“精细读书”的结果。如《史记》载：丞相田蚡“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对此颇为不满。这条史料常被用作“君权、相权矛盾尖锐”的证据。不去深究其他相关记载，仅依据此类言辞夸张的材料发议论、下结论，也是学界常见的做法。祝先生不是这样。他全面搜集了涉及武帝与田蚡之间关系的材料，并加以客观分析，指出田蚡是武帝“尊儒”的重要帮手，得到武帝的重用和信任，作为丞相举荐二千石官也并未越权，武帝对田蚡的不满则另有缘由，并非嫌他权重。又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做《史记》的目的是“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具体方法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有学者从字面理解，认为“六经异传”指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解说，“百家杂语”指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祝先生结合上下文及其他相关史料，认为“六经异传”应指六经各传中“用以诠释经文的不同古史传说”，“百家杂语”则指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各种古史传说”，司马迁所欲“整齐”的，是这些古史传说，而非儒家内部和诸子百家的不同学说。掌握这种方法，有助于避免轻率解读史料，也常能帮助我们从常见史料中发掘新的历史信息。

“论从史出”是祝先生特别强调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前，“以论代史”在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祝先生从那个时代走来，曾身受其害，因而对其弊端有深刻认识。改革开放后，大环境变了，祝先生便努力追求“论从史出”的境界，“力图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将宏观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本书的内容处处体现出这一研究路数。如：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权力总体上在不断削弱；宰相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君权和相权之争，而是提高统治效率；吏胥制度既有弊端，又不可或缺，为国家机器的运转发挥着特殊作用；八股取士之制，受到的批评很多，但对当时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满足国家对统治人才的需要，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史记》的指导思想是歌颂汉王朝和宣扬儒家思想。这些宏观的“论”，都是从具体的“史”中分析、归纳出来的。而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对史料的搜集、排比、考证，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历史学未必只是史料学，但首先是史料学。通过对史料的处理，在史实层面推陈出新，提供新的知识和信息，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

以上是我重读祝先生文章的一点体会。挂一漏万，不能充分揭示其学术价值。读者诸君可自行研读、体会、揣摩。

-End-

观点资料来源：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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