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鄂西乞丐解密-以宜都为例

叫花子，寓意乞丐。旧中国，社会秩序崩塌，军阀混战，天灾人祸接连不断，民众苦不堪言，其中不少沦为叫花子。

清末民国，宜都常年有数十名行乞者，而如遭遇灾荒，则超过一百人。他们沦为叫花子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是生活所迫，或因丧夫或妻离子散而无依无靠；有些是因为残疾或病痛导致视觉或行动受限；还有些是因为遭遇天灾人祸而生活艰辛。

民国时期，一位名叫赵大本的人，偷了富户的财物，被事主捉住后，未送往官府，遭受私刑，残忍地被用特制的竹筒弄瞎了双眼。自此之后，他只能依靠行乞来维持生计，与另外两个乞丐一同居住在宜都南门外的一所破屋中，结伴行乞。

还有位老女乞丐名叫艾凤莲，老无所依，身穿破烂，十分肮脏。她自暴自弃，绝不在繁华街道和商店门口乞讨，专门到僻静的小巷、居民住宅的后门和厨房门口，讨要一点残羹剩饭，只求填饱肚子。

还有一名双腿截肢的乞丐，在寒冬的雪天里，裸露身子，有时滚动于街心，有时用上肢爬行，嘴里不停地乞求路过的少爷小姐、老爷夫人施舍一点。

这些乞丐的生活悲惨至极，衣着破烂，白天沿街乞讨，夜晚只能在破庙中栖身。在讨饭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会被富家恶犬咬伤，鲜血直流，痛苦呼号，令人痛心。在寒冷的冬季，街头时常可见乞丐倒毙街头。

并非所有的叫花子都是深陷饥寒之中，也有少数家境较为优渥，儿孙满堂者。他们大多居住在宜都附近的农村，在平日并不行乞，只有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节日时才会走上街头乞讨，最多一天能有二十多人。他们的行乞方式也有着独特之处。

旧时社会习俗，大年初一清晨，家家户户都会虔诚地在大门外摆上香案，摆放供品，点燃香烛，祈求着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事业兴旺，这一仪式被称为“出天行”。商家老板们也特别看重这个吉祥时刻，因此，某些乞丐们将其视作乞讨的良机。

每逢正月初一，宜都附近的乞丐们提前准备好一束一尺长、酒杯口粗的柴棒，每根柴棒都用红纸条箍起来，分成四捆，约重20多斤，用小夹担挑着，天还没亮便上街，守在各个商铺门口。一旦店铺开门迎客，他们摇摇晃晃地挑着柴担走来，口中唱道：“小小一担柴（财）哟，挑进宝号里，左转左发财，右转右发财，祝福老板一年四季财源滚滚。”这时，店主就必须拿出钱来，且不能少，至少得几百文才能打发他们。若是来讨钱的乞丐越来越多，老板们会把钱散落在地上，让乞丐们自行争夺。乞丐会在一家店铺讨得一笔，然后挑着柴担去别家，整个早晨讨得的收入可观。

宜都东门外有座“叫化子院”的建筑。这是共有三间瓦屋。无人知晓是那个年代，何人捐款修建，专给外来行乞者短暂居住。这些乞丐有些只暂住几天，有些则长期居住数月甚至数年，这座“叫化子院”从未闲置过。

外来乞丐主要是来自灾情严重的天门、沔阳一带。在旧社会的年年水灾中，天、沔一带总是屡遭不幸。“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每逢水灾，灾民们纷纷流离失所，有流落到宜都。女性手持三根鼓棒，有节奏地弹跳着小鼓，胸前挂着一面小铜锣；男性则演奏莲花落，还有一些人以卖起蛇粪、玩弄蛇类而闻名（这并非行乞的手法）。

他们专门在店铺和商号门前表演行乞，在节奏明快的击打中，女性高声唱道：“恭喜发财，生意兴隆，大吉大利”。至于敲碟子和打莲花落，虽然使用不同的乐器，但形式基本相似。店主常常为了不影响自身生意，通常会施舍一些钱财，尽管也有些人刻意拖延付款，以此观赏演唱艺术。

外来乞丐中，有几名长期滞留的蛇艺人。他们平时捕捉乌龟出售，并将蛇粪作为眼药品在街头摆摊销售。每逢初一和十五，他们将可怕的长蛇绕在脖子和手臂上，站在店铺门口高声唱道：“小小毛虫上柜台，祝老板大发财”。店里的人早已被吓得冷汗直流，赶忙扔给他们几个铜钱以图“敬送客人”。

此外，还有几种江湖乞丐既卖艺又行乞，如牵猴玩狗以及玩弄“懒板凳”的乞丐等。牵猴玩狗的乞丐通过猴子的翻跟头、向老板行礼，以及小狗的执法表演来索要财物；而玩弄“懒板凳”的乞丐则将店铺里约两三米长的“懒板凳”立在前额或咬在牙齿间，傲然屹立，直至店主施舍钱财，才收起板凳，欣然离去。

黄友山和张牛娃子乃旧宜都著名的乞丐。黄友山，江西人，与其母流落至宜都，长期栖身于同善堂、育婴堂门前或各土地庙中，无定居之所。初至宜都时，黄友山为得施主怜悯之心，常扛着年迈母亲徘徊街头乞讨。若有幸遇上某家喜事庆典，他总是先敬奉母亲一碗残鱼剩肉，展示孝道之行。市井众人见友山如此孝顺，自然乐意慷慨施舍，久而久之，反而养成了黄友山索要必得的脾性。随后，将母亲留在居所，他独自外出，专程骚扰商号店铺，强逼索取劣恶之物。店主个个皆畏惧。一般乞丐前来，店家只需施舍几文、几十文铜钱即可打发，然而黄友山就开口要求几百文，少一文均不从。

如若无法如愿，他便将店内的"懒板凳"拖至门口，仰卧其上，扰乱了店家的生意。为了避免麻烦，老板们只得默默照付，而不愿心甘情愿"献血"的店家则寻求县城声望显赫的绅士张惕成或刘必堂的帮助。

张惕成，秀才出身。因道咸年间家族有人曾任多个县知府，众人称张大老爷，，张大老爷从不屈尊于无关紧要之事，如乞丐撒泼等区区小事。若是店主找来，他不屑一顾地嗤之以鼻："拿走我的片子”。

说完这番话，他便让人带到县衙，请求县官派遣差役将黄友山抓捕。黄友山既不偷窃，亦不敲诈，差役最多是打他几下板子或关他几天大牢。出狱后，黄友山愤怒地去找张惕成理论，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又哭又闹，声称要和张惕成一同跳入清江滚水，把张大老爷搞得狼狈不堪。若不是街坊邻居伸手相助，几乎难以解围。此类事件发生几次后，张大老爷再也不过问这类烦恼事了。

刘必堂，宣统年间曾任衙门户房经承，在宜都开设了"刘大兴"铺号，经营酱园、槽坊、杂货等生意，外号"嗡嗡雷”。如果某家店主因黄友山引发纷争而找到刘必堂，他必亲自前去，微笑着招呼说："友山，你又来搞什么小动作了啊？要喝酒的兄弟，跟我来，到我那儿一起喝一杯吧。"黄友山沉湎于酒，每天必须喝上一两斤，即便是清晨也离不开酒。刘家经营槽坊，黄友山每次上门乞讨，刘必堂就叫人为他斟满一壶美酒，摆上几样美食，让他吃饱喝足。在离开之际，还会赠予几枚铜钱。

过去，街道的每个角落都摆着许多尿缸，世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下随地解手。然而，这些粪水无人敢碰，都属于黄友山的独占经营，从中牟利。乡人若来挑粪，只需缴纳一笔费用，就可以安心将粪便搬走，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有人偷偷带走粪便并让他知晓，无论你走多远，他都会追上去，非得把粪桶打破。他是闲散无所事事，整日酒气袭人，在街上游荡，生怕有人偷盗粪便。

清末，江西王国铎担任知县。他非常注重城市的环境卫生。黄友山的母亲去世后，他在县城惹事，损害了王国铎的名声。于是，王国铎派遣差役专程押送黄友山回江西原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使差役还没回来，黄友山已经跑回了宜都。不止一次派遣，结果都是如此，无奈之下只能作罢。黄友山在宜都逝世的时候已经超过50岁，度过了30多年的乞丐生涯。

张牛娃子是宜都附近八字桥的人，父母早逝，小时候帮人放牛，后来靠乞讨为生，都称他为“张牛娃子”。他与其他乞丐不同，穿着比一般市民还要整齐干净，头上扎着发髻，经常穿着一件崭新的阴丹士林布长衫，每年只换一套新衣。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他也不穿棉衣保暖，只是在新的长衫里面叠加几层旧的长衫以御寒。要不是怀中握着一根比头还长的叫化子棍，根本无法认出他是一个乞丐。他经常在街上偷偷摸摸地抚摸小孩的头顶，然后将手放到自己的鼻子下闻一闻，连声说道：“好香，真香。”有些成年人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惊吓，就会给张牛娃子一些钱：“张牛娃子，你可别吓到孩子们啊。”

张牛娃子乞讨时总是面带笑容地拄着杉木棍站在店铺门前，向老板们送上祝福：“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如果是大年初一，他会唱起歌来：“财门大敞开，元宝滚滚来，滚进来不滚出，金银堆满屋呀……”他总是挑选着最美好的话语。即使店主们不给他钱，他也不生气，也不多说一句，依然面带笑容地站在那里不离开。

所有的商店老板都了解张牛娃子的习性，都会给他几十文钱。他在整条街上乞讨下来，有时能收到几文钱。然而，张牛娃子也有自己的底线。虽然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商店老板不给钱而生气，但是商店老板不能以鄙视的态度和言语对待他，更不能见到他上门就心生厌烦。否则，就要领教张牛娃子“棍术”的威力。

某个年初一的早晨，米店老板谢笃清正在“出天行”，他看见张牛娃子已经到了街对面的店铺，赶紧进屋关上门。然而，张牛娃子却比他快一步用杉木棍死死地挡住了门板，不让门关上，并得意洋洋地大声喊道：“别到了，别到了！”谢老板在大年初一遭受这样的“挡门”，注定整年心情不顺。

张牛娃子的行乞方式千变万化。若是有幸遇上附近村庄里的富户、地主举办丧事，他会前往，向他们讨取所谓的"买路钱”。而当请和尚、道士举办斋醮时，他则敬请守候在招魂幡底下的芦席棚中。餐时，他能品味一壶美酒、几味佳肴，除了饮食之外，也能获得几许钱财。值得一提的是，拜寿也是张牛娃子行乞的方式之一。

有了解内情的人说：“众位勿轻视张牛娃子，他竟能借出债款达一千多吊。”这话引起了众人的惊异，纷纷赞叹。这钱正是张牛娃子平日不懈行乞所积攒的。出于对自己财物的不放心，他将其存在地主手中以生息为依归。然而，当铜钱贬值之后，他却不知如何将其兑换成银圆，结果白白损失了几百吊。

尽管张牛娃子终生未婚，却拥有不少义子。在旧时社会中，一些迷信的富户家庭常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命运，拜了一个低贱的叫花子作干爹，以示对孩子的不重视，好让他过得顺利。当然，干爹也需要干儿子每年孝敬一番，于是，张牛娃子不仅因此而提高了身份地位，也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

此外，张牛娃子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年，他都会购买一些香、烛、纸等物品，用金黄色的包袱背负着，前往梁山朝拜。或许他心怀"不修今生修来世"的信念。张牛娃子去世于1939年左右，享年五十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