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和感官民族志：史杰鹏的液态影像实践

史杰鹏导演已经好几年没来中国了。这次作为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的评委，他见到了很多好久没见的朋友。“同行们在一起深入聊天，分享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想法。”

史杰鹏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美国西北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教授，是2017年古根海姆奖学金获得者，还是《华语独立影像观察》期刊编委会成员。他的《人民公园》《玉门》《铁道》等多部纪录片都拍摄于中国，一直和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保持密切关系。

史杰鹏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史杰鹏是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SEL）的成员，过去十多年他和小伙伴的多部作品在各大电影节大放异彩，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格。他们专注视觉表达，致力于结合美学与人类学创意，他们试图拓展纪录片的边界，用感官式的画面为观者营造沉浸式地观影体验。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后，凹凸镜DOC邀请两位年轻纪录片创作者仲晴暄、贾雨翔和史杰鹏进行了一场对话。

史杰鹏的液态影像实践

作者：仲晴暄 贾雨翔

编辑：沙丘

排版：百臻

凹凸镜DOC：这次来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IDF）有什么感受？

史杰鹏：这是我第一次来IDF，我听说这个电影节好几年了，一直对它感兴趣。这次整体来讲，都是特别特别高兴，杭州和整个中国有这样一个场地，我觉得策划的活动、选择的影片都是有力量，有价值的。所有的团队，晚上的party都非常非好。我趁这个机会和已经好久没见面的中国的合作伙伴，同行们在一起深入的聊天，分享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想法。

史杰鹏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凹凸镜DOC：你之前认识中国挺多独立纪录片导演，包括你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写的也是关于北京宋庄的当代艺术，这次从美国又回到中国，再遇到这些老朋友，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

史杰鹏：我们没有聊私人领域里的变化。杜海滨导演，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北京拍东西。张献民老师还是老样子，因为他一直在支持创作和学术讨论，然后他给中国独立电影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剧情片、纪录片还是实验片，他总是会支持。

徐若涛，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是先看他的作品然后认识他，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合作。赵亮也给我带来很大影响，其实是通过他我才在宋庄认识朱日坤、徐若涛、栗宪庭那帮人。当时我去找赵亮，他说你想了解独立电影，要找朱日坤，我说好，那我就跑到宋庄去了。然后朱日坤，我们一直有合作。他帮我很多，我也帮他，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其实，我离开中国并不意味着，没有跟这些导演有来往。很多中国独立导演到美国，我们也会见面，像朱日坤、王我、黄香、崔子恩、赵大勇，我们会在一起吃点东西，聊天。

凹凸镜DOC：有没有给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影响你的中国电影作品？

史杰鹏：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时只有录像带，我会租张艺谋或陈凯歌的作品，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些中国导演，但是我特别喜欢看，像《红高粱》、《霸王别姬》。后来就是贾樟柯，他最初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影响特别深。我觉得另外一个给我带来影响的导演是雎安奇，他的《诗人出差了》，《北京风很大》我特别喜欢。

凹凸镜DOC：你有很多创作都是在中国，比如说《拆·迁》《人民公园》《玉门》，包括第一部作品《松花》。当时为什么会在中国创作，或者说中国哪一点吸引到你？

《利维坦》剧照

史杰鹏：中国社会快速变化，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如果你不拍，他们很快就没了，就过去了。我在美国也拍嘛，但是中国的那些现象，那些场景，它本身已经就是一个电影。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因为中国非常有意思，你在某一个角落，打开摄像机拍任意一个东西，就能得到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还有一个原因，我本科到中国进行交换。1999年5月，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上海。那一天也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的日期。从那时候开始我跟中国开始一种对话，打开我的视角，打开我对这个世界的那些概念。在上海交换的项目结束后，我又申请成功了一个奖学金，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

《食人录》剧照

在1999年到2006年之间，我断断续续在中国和美国往返，每次找到一笔钱，我就会买飞机票，到中国呆一段时间，在中国打个工，刷碗、当英语老师，然后回美国。

2005年的秋天，我在哈佛读东亚研究的硕士， 2006年的冬季学期，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成立（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我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2007年的秋天就开始读哈佛人类学的博士。后来他们跟我说，很少有硕士研究生从哈佛东亚研究系考上哈佛Media Anthropology的博士，但是我考上了，因为我拍的东西好像他们很喜欢，他们也喜欢我写的论文。

在哈佛，我有机会拿到拍摄设备，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成立后的那年夏天，我又回到中国，本来想在北大荒拍一部作品，后来没拍成，所以就在哈尔滨的市中心开始拍摄《松花》（2006）。从那个时候纪录片的创作就开始了。

凹凸镜DOC：当时刚加入SEL（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Harvard Sensory Ethnography Lab）是怎么样的情况？

史杰鹏：刚到哈佛作为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特别讨厌哈佛。我觉得哈佛很多人很骄傲，都是来自很有钱的家庭，小资的家庭。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什么都是他们的，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得到，跟我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我见到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他说我马上要开设关于SEL的课，你可以考虑申请，后来我申请就被录取了，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因为里面的同学和卡斯坦因都有一样想拍电影的兴趣，然后我慢慢地就习惯了哈佛。

SEL在哈佛是一门课，它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基础，只有几台电脑，几台摄像机，那个空间刚开始就是一个角落那么大，大家一起做一些实验影像。

《人民公园》剧照

凹凸镜DOC：在SEL的课堂上面，卡斯坦因会给你们教授什么样的东西？

史杰鹏：他会批判很多东西，他更加想往当代艺术方面走，而不是学术方面。传统纪录片要讲一个东西，把一些信息或故事给你，卡斯坦因不喜欢这种，他觉得这是一种暴力或者侵犯，他喜欢现象或真实本身那种朦胧的方面。而且他觉得生活和世界很复杂，很难说的很清楚。他就是觉得传统纪录片或传统电影的那种方式，会培养观众一种“想要去获取信息”的习惯，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觉得电影不一定要一个把信息传达给你。

凹凸镜DOC：他在2006年建立SEL的时候，他的主张是在批判美国传统视觉人类学对吗？

史杰鹏：他在批判很多流派，批判很多传统纪录片，不仅是美国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观众，可以主动地去了解一个情况，但是你不需要一个导演传达他们的观点，让观众强行地了解。他需要观众有空间地去思考、反思。

《利维坦》剧照

我记得当时在SEL的课上，我们看了很多关于美国avant-garde实验电影人的作品，像James Benning*，Stan Brakhage*，Chick Strand*，Bruce Baillie*的影响也很深，Steve McQueen*早期的那些当代艺术带来的影响比较深。对于我呢，可能是蔡明亮。

而且我要说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和哈佛感官人类学的那种交换、交流、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次SEL的课就是来自加州艺术学院的Rebecca Baron*教的，所以她带来的影响也很深。她也会带一些加州艺术学院的学生到哈佛，跟SEL的学生还有Lucien对话交流，然后我们也会去加州艺术学院，我们之间的关系挺密切的。

凹凸镜DOC：你觉得哈佛感官人类学实验室为什么能保持这样高产、连续不断的创作，每年都有一些作品能够出现在电影节？

史杰鹏：因为2006年加入SEL的那一批人，就是最初班级里的同学，我们都饥不择食地想要拍东西，不想一直在学术研究，SEL是我们唯一的渠道。因为在SEL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哈佛的研究生无法拍东西，无法拿到设备，无法创作，没有设立任何一个MFA的课程。哈佛本科生的电影课，研究生不能上。所以SEL是第一次在哈佛给研究生建立了创作的机会，是关于任何一个艺术创作的机会。Lucien也曾经说过，哈佛对艺术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哈佛很喜欢买绘画作品，买雕塑，给大家看，但是他们不想要培养艺术家，他们不觉得这是属于学校里面的一个系，他们排斥艺术创造,但是后来哈佛就渐渐改变。

凹凸镜DOC：其实SEL最初的成员大多数都有人类学的背景，在你看来学术理论和艺术创作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两者又是如何平衡的？

史杰鹏：我不喜欢把理论放在面前，用理论思路带着我进行创作。我也不喜欢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要用影像实现、体现某个理论，或者要用一个理论去拍一个东西。我是拍摄完成后，去看理论，觉得这个理论可能可以解释我的影像，将影像put into language，我的作品的可以被解释。

《铁道》剧照

凹凸镜DOC：声音设计在你的影片中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像《玉门》、《荒漠沙海》中的声音设计都很有风格，你怎么考量声音对影片的作用？

史杰鹏：Ernst Karel对我和整个SEL作品的声音设计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他是声音艺术家，是Lucien发现他的，而且Ernst Karel*他也有人类学的背景。SEL刚成立的时候，因为Ernst Karel在，我们都特别会在乎声音，他教我们很多，然后他会买很好的话筒，不一定是很贵，但很实用。Ernst Karel以前没有做过电影，单纯做音乐和声音，后来就变成一个很有名的做电影声音的人。

《荒漠沙海》不是Ernst Karel做的，是我做的声音设计，混音是另外一个人做的，我们做这个片子声音的方向是超现实。还有和黄香，徐若涛的片子《玉门》，大多数是我来声音设计的，它的声音有时候不是同步的，跟画面是有一些不对位。

我很多作品都是我自己出声音设计方案，刚开始是我做的，后来Enrst Karel他会加他的idea，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声音师、艺术家，他很会用local sound变成音乐，不需要加额外的音乐。

凹凸镜DOC：你怎么看待自己实验纪录影片当中的流动感和感官刺激？

史杰鹏：我在拍东西的时候，第一个观众是我自己。我就想什么事会让我自己刺激，我希望观众也能感觉到。但是如果你感觉不到就算了，就没有特定的系统化，或者很清楚的做法。因为每个东西，每个场景，每个画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没有一个绝对，它应该是什么样。至于“流动”的话，就像音乐一样的，反差很重要。比如说流动，突然间就停，这个是反差，它会给你刺激，或者一直等待，在同样一个位置不动，突然间开始动，这是一个刺激你感官的方式。

其实，画面很难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家或一些拍电影的人很害怕画面。你看现在美国的纪录片，在电视台也好，Netflix也好，或者在电影节，很多电影单个镜头的画面时长就是两秒钟、五秒钟，很快，因为制作者要通过控制你看的每个画面时长来控制你的头脑，你的想法。如果你你看一个长镜头画面，你会觉得它很丰富，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可能性，这就是我喜欢长镜头的原因之一。我想观众有机会、有时间自己去发现我拍摄的主题，可能我想表达的主题是在后景，并没有处在画面显眼的位置 ，我希望观众有时间和空间去建立自己和影片的关系，而不是把我和影片的关系强加在观众身上。

《铁道》剧照

凹凸镜DOC：你未来创作的作品会和中国有关吗，方便透露一下吗？

史杰鹏：我现在有好几个作品，有自己的作品，有和别人合作的作品，在中国，在美国都有。

James Benning(born 1942) is an American independent filmmaker and educator. Over the course of his 40-year career hehas made over 25 feature-length films that have shown in many different venues across the world. Since 1987, he has taught at CalArts.

Stan Brakhage(January 14, 1933 – March 9, 2003) was an American filmmaker. He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20th-centuryexperimental film.

Chick Strand(December 3, 1931 – July 11, 2009) was an American experimental filmmaker, "a pioneer in blending avant-garde techniques with documentary"

Bruce Baillie(September 24, 1931 – April 10, 2020) was an American experimental filmmaker.

Steve Rodney McQueen(born 9 October 1969) is a British film artist best known to the general public for his feature-length commercial films Hunger (2008), Shame (2011), and 12 Years a Slave (2013).

Rebecca Baronis a filmmaker, curator and educator based in Los Angeles. She is best known for her essay films that explor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image-ma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Shehas been on the facul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 School of Film/Video since 2000. She has also taught documentary and experimental film at Harvard Univers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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