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艺术万年史-269》中国碑学的兴盛

中国碑学的兴盛

清代中叶以前，帖学统治书坛近千年，书法艺术墨守陈规，逐渐为呆滞死板的馆阁体所束缚，失去了活力。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发展到清代中叶，可以说体系完备，达到了所谓"至大至博"的完满境界。书法要在新的形势下有新发展，就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不能只是"守成"。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帖学由盛极而逐渐衰微，碑学风气渐开，涌现了一批碑学书法家，较著名的有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发展到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碑学书法家并不排斥帖学，兼收并蓄，使之真、草、隶、篆诸体均各呈新意。此时，书法理论家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大力倡导碑学，在理论上鼓吹书法求变，对书法的衍变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揅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阮元著有《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文。前文探索书法演变的源流和南北两派的分合兴衰，列举了诸多有成就的大书法家皆由北派而来的事实，打破了传统封闭的南派"书统说"。他说："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他对北碑则发出了由衷的赞美："我朝乾隆、嘉庆间，元所见所藏北朝石碑，不下七、八十种。其尤佳者，……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岂有拙书哉。"后文明确提出尊碑的主张，认为书碑"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有志，重隶故也。"若一味"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指出帖、碑各有所长，"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他要求人们振拔流俗，宗汉、魏古法，学效碑学。阮元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无疑是提倡碑学的宣言，有力地推动了碑学的勃兴。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名安吴，世人多称其为"包安吴"。官江西新喻知县。包为邓石如的学生，早年学习唐、宋诸书法家，后又师法北朝碑刻，晚年倾心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清人杨守敬《学书迩言》说："慎白以侧锋为宗，所著《艺舟双楫》遂以风靡天下，然而自拟为右军后一人，未免自信太过。何子贞讥其不能平直自由，亦为过毁。"包氏一生孜孜于书法，所著《艺舟双楫》对中国近现代书坛影响很大，然其书法艺术的造诣远不如他在《艺舟双楫》中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艺舟双楫》为包所著《安吴四种》之一，因论及作文、作书两艺，故名之为《艺舟双楫》。其中书论部分包括述书、历下笔谈、论书诗、清朝书品、答吴熙载及三子问等篇章。包氏一反清代书坛对赵孟頫、董其昌的偏爱，继阮元之后，大力提倡北碑，欲以"尊碑"为突破口进而开辟书法新途径，以达到改变唐以后书法风气的目的。他认为"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长史之观于坦夫争道，东坡之喻以水上撑船，皆悟到此间也。"北朝书法的气势与深稳均体现为一种力量的美，而此种力量之美又可以归结为落笔之峻和行墨之涩。他还极力赞扬北碑那种非凡气势和力量蕴含的阳刚美："北碑画势甚长，虽短如黍米，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朝楫之法备具。起笔处顺入者无缺锋，逆入者无涨墨，每折必洁净，作点尤精深，是以雍容宽绰，无画不长。后人着意留笔，则驻锋折颖之处多外溢，未及备法而画已成。故举止匆遽，界恒苦促，画恒苦短，虽以平原雄杰，未免斯病。""北碑字有定法，而出出自在，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行刻板。"他的基本思想就是"尊碑"而"卑唐"。在此基础上，包氏还将茂密雄强的阳刚之美具体落实到书法艺术的用笔、用墨、结字、章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系统性质的"气满说"。前人论述书法艺术，要么偏重于精神内容，要么偏重于形式、技法，而包则觉察到了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说明他的书法理论已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大力倡导"尊碑"、"学碑"并产主了深远影响的是康有为。他所著的《广艺舟双楫》，是清代一部极为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问世后一再出版，对近、现代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卓如，号长素、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南海人，世称"康南海"。康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1888-1898间先后七次上书，要求光绪变法，1898年主持新政，史称"戊戍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后成为保皇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书名源自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可见他俩的理论观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康有为极力赞颂包世臣提倡"学碑"的功绩："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他进一步将包的理论发扬光大，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独到看法。《广艺双舟楫》全书共6卷27篇。前有光绪十五年(1890）自叙。第1卷3篇，叙述书法的源流，倡导尊碑和购碑的常识；第2卷4篇，叙述各种书体的变迁和对秦汉碑刻的评论；第3卷5篇，为本书的中心，主要阐发重视南北朝和隋碑刻的理论，同时提出"卑唐"；第4卷7篇，主要论述南北朝碑刻的渊源流变，品评碑刻书法艺术的艺术性；第5卷4篇，叙述书法艺术的各种技法、技巧和自己学书的经验；第6卷4篇，叙述榜书、行草、干禄体的书法要领，最后一节为论书绝句。可见此书结构严谨，内容广泛，立论新颖，自成体系，是一部集大成的书法理论著作。

本书继包世臣之说，进一步尊碑抑帖，对北魏各碑极为推重。他说："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各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康氏的有些议论，不免过于偏激，但它总结了清代的碑学，详述书体变迁的轨迹，综论其优劣得失，其间不乏精辟见解；同时指出书坛长期在帖学统治下的种种弊端，企望从北朝碑刻中开辟一条新路，在蜕变中求发展，给书法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康有为对自己的主张身体力行，躬亲实践，他的书法深受北魏《石门铭》、《六十人造像》等的影响，从北魏碑刻中创出自家的精神风貌，气象雄伟，结构严密，体势宽博，纵横奇宕，淋漓浑洒，不大计较于点画笔墨，有一种"万夫不当之气"，表现了独特的风格。书迹有《赠犬养木堂》、《大同书成题词》、《万木草堂藏画目》、《游印度孟迈象岛佛道场》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位名叫刘熙载的书法理论家，他对前代各家的书法理论兼收并蓄，加以改造利用，建构起了一个较完备的古典书法理论体系，对近、现代的书坛均产生过重大影响。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广东提学史，晚年在上海为龙门书院主讲。

他所著《艺概》一书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著作。《书概》是《艺概》中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尚有《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和《经义概》。《书概》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245条组成，涉及西十分广泛，语言简括，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较好地发挥了古人的看法。他根据儒家"诗言志"的艺术主张，提出了"书为画"、"书亦言志"的命题，强调书如其人。他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情墨性，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将"写志"作为"书旨"，强调书法是书法家的学问、才气、志向的综合写照，是书法家人格力量的外化，将书品和人品有机地关联在一起，虽不是什么新的见解，但刘对此进行充分发挥，把"理性情"看成是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首要之务，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刘氏还认为"书当造乎自然"，同时师法古人，把"观物"与"观我"结合起来，"自我作古"、"自成一家"，从中可以窥见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的发扬光大。他在论气韵时，认为以士气为上，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他提出书重用笔，认为凡书之所以传者，必以笔法之奇，而不是托体之古。关于书体，他说："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他书法多于意，草书意多于法。故不善言草者，意法相害；善言草者，意法相成。"草书无定质，尤重笔力、筋节，观人于书，莫若观其行草。刘氏对书法流派的演变也作出了辩论分析，认为它们各有其长："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南书温雅，北书雄健。……然此只可以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其看法较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当更为客观和公允。

综观清代书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帖学和碑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为什么在晚清得以兴盛呢？这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中叶以来，金石考据学大兴，清代文人为避免文祸，不少人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造就了一批真才实学的专心研究文字的学者——书法艺术自美化文学开始，必然要以文学研究来突破，晚清重视篆、隶书法，讲究字字要有来历，文字学的成就为晚清书法的蜕变和碑学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随着金石考据的兴起，努力搜寻，致使大量碑刻出土，特别是汉、魏、南北朝、隋碑刻的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文字也为书法艺术以楷书为突破口的蜕变提供了大量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阔。第三，篆刻艺术和文人画的发展，也为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使之具有金石气和绘画情趣，所以晚清书法无论用笔、用墨，乃至章法，都有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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