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行营、行辕、剿总、战区、绥靖公署、绥靖区各是什么机构

1912年1月，民国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短短的37年间，民国军史上最为复杂的军事机构如同叠床架屋一样地出现了，低效臃肿的“衙门”层层叠叠，真正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一部民国史，前半程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中间阶段全民抗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尾声却是外敌伐尽，内战又起，最终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败走台岛。

本文根据史料，对国民党中后期军事机构设置做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厘清国民党军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行营”、“行辕”、“战区”、“剿总”、“绥靖公署”、“绥靖区司令部”，各是什么机构。

行营

1930年11月，刚从中原大战中得以抽身的蒋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赶到南昌，指挥国民党军队对工农红军发起“围剿”，妄图迅速“剿灭”新生的红色苏维埃政权。

蒋介石到达南昌后，将刚刚落成两个月的江西省立图书馆改建为“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总部”，也称“南昌行营”。

这就是国民党军队历史上设立的第一个行营。

1931年底，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于次年初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蒋介石并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该职仍由辛亥革命元勋林森担任。

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委员长”一词，专指蒋介石。

1932年起，“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总部”改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之后于各地新建的行营，一律在地名前冠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么一长串文字。

譬如，“南昌行营”，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在西安的行营，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等等。

“行营”虽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前缀，但久而久之，因为文字太长，也太烦琐，党内军内都省略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这几个字，而直呼“委员长行营”。

譬如“武汉行营”，称为“委员长武汉行营”。

但除了最早的“南昌行营”自始至终由蒋介石亲自挂帅以外，其他的行营都是委以高官主持一切军政事务，其职务为“行营主任”，职务前面再加上地名，全称为“委员长xx行营主任”。

一个“行营”一般管辖数省，统一指挥辖区内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部分“行营主任”甚至可以督导地方政务，时常插手各省行政，与辖区内的各“省主席”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

这也是当时担任各“省主席”的地方军阀们，极其厌恶和抵触中央军进入本省的一个重要原因。

“行营”一词，在古代是专指皇帝出巡临时建立的驻跸处所，又名“御营”。

但蒋介石不仅沿用“行营”之称谓，还以自己的职务“委员长”来命名“行营”，以帝王自居而不知，实则是缺乏历史知识，是文化素养不高的一种表现。

行辕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对其进言，曰“公今国际国内声望日隆，既为民主国家领袖，则不能以御营为机构名称，以免为别有用心者所图……”

于是，1945年末，蒋介石将所有“行营”改称“行辕”。

由于此时的国民政府即将实施机构改革，“军事委员会”行将撤销，而此时的“委员长”已经是“国民政府主席”了。

于是，国民党内部又将“行辕”称为“委员长行辕”，或是“总裁行辕”。“行营”改称“行辕”后，其职能不变，长官仍称为“主任”。

设在重庆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简称“重庆行辕”，何应钦任主任。

设在沈阳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简称“东北行辕”，熊式辉任主任。

设在北平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简称“北平行辕”，李宗仁任主任。

设在迪化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简称“西北行辕”，张治中任主任。

设在武汉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简称“武汉行辕”，程潜任主任。

设在广州的叫作“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简称“广州行辕”，张发奎任主任。

以上为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6大行辕主任，皆由上将出任。

何应钦、李宗仁、程潜皆为陆军一级上将。

张治中、张发奎为陆军二级上将。

熊式辉时为中将加上将衔，1947年2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剿匪”总司令部

“剿匪”总司令部简称“剿总”。

国民党首次设置“剿总”是在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疯狂“围剿”。

这是“剿总”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列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此时的蒋介石为彰显其“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因而，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蒋介石暂时取消了“剿匪”总司令部这一军事机构。

1947年至1948年，蒋介石再次启用“剿总”这一称谓。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

1948年1月17日，国民党在沈阳成立“东北剿总”，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总揽东北地区军政大权，受国防部及“东北行辕”节制。

同年6月2日，“东北行辕”撤销，“行辕政务委员会”，按原编制改称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

至辽沈战役时，“东北剿总”下辖：

新编第1军、新编第3军、新编第5军、新编第6军、新编第7军、新编第8军、第39军、第49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62军、第71军、第92军、第93军，以及青年军第207师、独立第95师、各骑兵师、各保安部队。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1947年11月，国民党在北平成立“华北剿总”，傅作义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受国防部和“北平行辕”节制。

1948年5月，“北平行辕”撤销，“行辕政务委员会”按原编制改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

“华北剿总”以冀、察、绥、晋北为作战区域，以上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部隶属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指挥。

下辖：

第13军、第16军、第22军、第35军、第62军（后调往东北）、第92军（后调往东北）、第94军、第101军、第104军、第105军，以及整编骑兵第5旅、整编骑兵第11旅、保定警备旅等部队。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

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相继在定陶、鄄城、晋南、豫北等战役取得胜利后，作为应对，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设立“九江指挥部”，并从“武汉行辕”所辖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划归“九江指挥部”直接指挥。

1948年6月，“武汉行辕”撤销，与“九江指挥部”合并为“华中剿总”，以支援“徐州剿总”进行徐蚌会战。

白崇禧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所属部队绝大部分都是全新建制的整编师：

整编第3师、整编第7师、整编第9师、整编第10师、整编第11师、整编第15师、整编第20师、整编第28师、整编第46师、整编第48师、整编第52师、整编第58师、整编第85师、整编第97师，以及未经整编的第19军、第30军、第33军、第34军、第43军、第61军等部队。

其中一些部队在淮海战役中，奉命拨归“徐州剿总”指挥。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1947年，经过上一年对解放区发起的全面进攻后，兵力不继的国民党军队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南线解放军部队的“重点进攻”，国防部以陆军总司令部班底成立“徐州指挥部”，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长官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1948年6月，“徐州指挥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由刘峙出任总司令，指挥“徐蚌会战”。

“徐州剿总”下辖：

邱清泉第二兵团、李延年第六兵团、黄百韬第7兵团、刘汝明第八兵团、黄维第十二兵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以及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77军、第107军，约80余万部队。

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严格意义上来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并没有正式设立过“剿总”。但通常，有关解放战争史的书籍都习惯性地把1947年后的“西北行辕”称为“西北剿总”。

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应该是仿照“东北行辕”、“武汉行辕”、“北平行辕”撤销后都被改建为“剿总”的缘故。

但是，“西北行辕”确确实实，从来就没有改建为“剿总”。

1948年，“西北行辕”反而被压缩为“西安绥靖公署”，由胡宗南出任公署主任。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总统为了表达“和平”诚意，上台伊始立马下令撤销各大“剿总”，改为“行政长官公署”。

随后的几个月里，各地“行政长官公署”相继成立，而“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徐州剿总”都还来不及改建，就已经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灰飞烟灭了。

就这样，“西北行辕”压缩为“西安绥靖公署”后，遵照李宗仁代总统的命令，仅仅几个月又升格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由马步芳出任军政长官，公署驻地也由西安迁至兰州。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重庆行辕”，1948年3月，“重庆行辕”改称“重庆绥靖公署”，朱绍良出任公署主任。

1949年5月，“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军政长官。

绥靖公署

“绥靖公署”的前身是“战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因应战争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将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区域，按不同地域划分为不同战区。

抗战时期的各战区历经多次划分和调整，从区域调整到主官调整，到编制调整到序列调整，都曾做过很大的变动。至抗战胜利前，全国一共存在过16个战区。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即着手实施机构改革。各战区撤销后，相继改建为“绥靖公署”，原来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很多都改任绥靖公署主任或副主任。

各“绥靖公署”是国民政府和国防部派往地方的军事派出机构，辖一省或数省驻军。

“绥靖公署”的前缀以所在区域或公署所在地冠名，非战时负责征兵征粮、督练部队，战时则全权指挥辖区部队作战。

1945年末至1949年秋，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先后成立了西安、太原、衢州、保定、张垣、川康、川黔鄂湘边、松北、长春、沈阳、重庆、长沙、广州、晋陕绥边、黔桂边、湘鄂边、江西、西南、川陕甘边、川鄂边、贵州、云南、川陕湘鄂边、川陕鄂边、黔东南、桂林、川湘鄂边、福州等绥靖公署。

“绥靖公署”对辖区内的部队有指挥、督练、调遣之权，但没有人事行政权。

辖区部队的人事管理，中校以下军官由直属军级（整编师）单位任免，中校（含中校）以上军官由国防部任免。“绥靖公署”对辖区内哪怕一名排职军官，都没有任免权。

为避免军队与地方发生矛盾，辖区部队凡与地方有关“涉军”事项，均由绥靖公署民事处出面协调和办理。

“绥靖公署”与各省“省主席”互不隶属，工作上是配合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

绥靖区司令部

1946年9月16日，国防部《绥靖区施政纲领及施政之四项办法》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之后在全国设立绥靖区司令部及司令官，执掌该地区军政大权。

但是，绥靖区并非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早在1931年，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将靠近苏区的地域划为“绥靖区”，将区内的军事、财政、民政等事项交由该地最高军事长官临时署理，以“军事管制”为由，集军政权力为一身。

此举实为“一石二鸟”之计：

其一，可将权力高度集中，全力“进剿”红军。

其二，借此削弱地方权力，架空地方军阀，剪除军阀割据势力。

此后，随着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后，蒋介石更将绥靖区的设置远远超出了“匪区”周边地域。

蒋介石的“绥靖区”，迫得湖南省主席何健、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人，怕中央军，甚至超过了惧怕红军。

这一时期“绥靖区”的地位和职能并不清晰，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但是，其与地方上的大员们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愈演愈烈。

1946年末，国民政府召开“六省主席检讨会议”，这些省主席无一例外都是军人，坐在一起总结一年来的“剿匪”经验教训时，地方大员们提出两项建议：

第一，各绥靖区司令官应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之指挥监督，但在作战用兵上则仍依照战斗序列之规定受其上级指挥官之指挥。

第二，绥靖区所辖地境，如有关两省以上之辖区者，该绥靖区司令官应受辖境较大之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之指挥监督。

如此建议，不过是这些省主席们集体向绥靖区司令官夺权。

譬如，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就对胡宗南很有意见，胡宗南时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其手下的绥靖区仗着人多枪多，在豫西地区无论在军务上还是政务上都要插上一杠子。

弄得豫西地区的地方官们个个在家躺平，什么都不愿意干了，好多政府机关大白天都关着门，人影都见不着一个。

“绥靖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怪胎”，这样一个与地方行政高度重叠的机构，从1931年开始，一直相互扯皮到1946年的“六省主席检讨会议”上，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这次会议开了好几天，尽管蒋介石亲临会场，到最后也没有形成任何决议。

“绥靖区”是“剿匪总司令部”或“绥靖公署”的直辖机构，一个绥靖区，至少掌握着一两个军的部队，区域范围跨越省市。

绥靖区司令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到处都有兼职，在其一亩三分地上独掌大权，手握军、警、宪、特等单位实职，权势上甚至超过了其上级机构“绥靖公署”。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国防部先后在南通、济南、贾汪、菏泽、信阳、商丘、淮阴、武汉、合肥、蚌埠、兖州、新乡、南阳、襄阳、威宁、宝鸡、文县、宜昌、开封、海州、青岛等地成立绥靖区司令部。

一直到败退台湾前，“绥靖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夺利从未停止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