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蒋介石要从四川调运10万担军粮。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说:“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还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拒绝调运粮食出川。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和中央军面和心不和是天下皆知的,但像邓锡侯这样,完全不给蒋介石面子的,还是较为少见。
蒋介石怒不可遏,下令让邓锡侯飞往南京“面圣”。虽然是四川的“土皇帝”,但看到蒋介石真的发火了,邓锡侯也无法淡定了。他立即飞往了南京,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去见蒋介石,而是连夜去拜访了行政院院长张群。
邓锡侯向张群打听蒋介石见他究竟是何事,张群在官场混迹多年,自然不可能将实情和盘托出。一阵太极拳打下来,邓锡侯心中的焦虑非但没有消除,相反更加没有底了。
也难怪,以蒋介石的心狠手辣和政治手腕,邓锡侯弄不好要身首异处,身败名裂。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邓锡侯还是在第二天拜见了蒋介石。
“晋康兄,你本来是军人出身,天天弄政治发挥不了特长,还是到军队里来吧。”蒋介石一字一顿地说道。
“是是是,听从委座吩咐。”邓锡侯一边频频点头,一边拿起手绢擦汗。
邓锡侯明白蒋介石这是夺权,但他心中的石头依然落地了,撤官削权总比入狱杀头好太多了吧。
虽然蒋介石的命令一言九鼎,但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邓锡侯亲笔写下了辞职信,蒋介石一个字也没有说立即批复“同意”。
不仅如此,第二天的报纸上,已经刊登出了邓锡侯辞去四川省主席的新闻,由江西省府主席王陵基接替。
王陵基当时正在南京,在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陪同下拜访了邓锡侯。除了说些客套话之外,基本上可以算作非正式的工作交接了,这点却让邓锡侯心中很是不舒服。
邓锡侯经营四川多年,手下有一帮铁杆兄弟。比如九十五军军长黄隐,在听说蒋介石如此对待邓锡侯之后,忍不住破口大骂,大有揭竿而起的架势,幸好被身边人拦住,才避免酿成大祸。
实事求是的讲,邓锡侯不听命令,这在战争年代无疑要被军法从事的,蒋介石对他如此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邓锡侯早年深得蒋介石信任,甚至被当作心腹来培养,被蒋看作在四川能够抗衡刘湘刘文辉的一枚重要棋子。
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邓锡侯依附保定系,又支持桂系的做法让蒋介石很失望,渐渐地被疏远。
1948年3月,我党在内战中已经逐渐占据上风,中国未来何去何从尚在扑朔迷离之中。关于自己未来的去向,邓锡侯专门去上海拜访了张澜。
张澜对邓锡侯一顿劝慰,然后给他分析当前局势,认为以当前兵荒马乱的情形,有军权肯定比有地方上的权力重要的多,因此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邓锡侯听得频频点头,最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不久后,蒋介石的任命书下来了,邓锡侯被委任为川陕边区绥靖主任,驻地在汉中,川陕交界的地方。
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来,这是要逐步把邓锡侯排挤出四川的节奏。
邓锡侯不愧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关键时刻也有高超的应对之策。他公开发表了4月9日就写好的由上海寄回的《告别川人书》,声称会尽快到汉中任职。
但事实上邓锡侯却一直拖着,他不断与刘文辉、潘文华等进行密谋,三者在四川建立犄角之势,一旦有情况发生可以互相帮助。
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点,邓锡侯与我党方面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
早在20多年前,朱德总司令参加蔡锷领导的部队,在四川时就与邓锡侯结识,两人建立了较为深厚的私人情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锡侯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在一次战斗过程中,本来应该给予支援的阎锡山部队迟迟没有到来,导致邓锡侯率军撤退过程中摔到了沟渠之中,是附近的八路军部队救下了他,否则他在那时就为国捐躯了。
后来,邓锡侯率军在洪洞县附近整编,恰巧离八路军总部武乡县较近,邓锡侯因此得以与多位八路军首领结识,并被他们身上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深深折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邓锡侯逐渐对蒋介石失去了信任,他开始与我党在情感上更加亲密。
组织上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个变化,派出地下党员刘连波不断与邓锡侯接触,给他讲授革命的道理,劝解他认清当前的大势,尽快弃暗投明。
邓锡侯这时候收到了上海张澜的来信,张澜劝他走傅作义的道路,不但让人民少流血,还能够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多方努力之下,邓锡侯终于走上了起义投诚之路。我党不仅没有念及旧恶,还对他委以重任。建国后他官至四川副省长,并最终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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