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

岳永逸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教授

熊诗维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博士研究生

社会学实验：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作者 | 岳永逸、熊诗维

责任编辑 | 何钧力

20世纪30年代初，发展中的人文区位学被引入中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同仁的努力下，人文区位学与功能人类学有机结合，带有本土性学科意识的社区研究崭露头角。在此历程中，赵承信是重要的引介者、推动者。他立足于人文区位学的美国发展脉络诠释其概念、范畴和成果。同时，包括术语翻译在内，人文区位学的中国化也始终伴随着甄别、批判与反思。基于已有研究，赵承信创造性地提出“村镇社区”模型，随即主导了重方法实验的平郊村这个“社会学实验室”将近十年。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形态与内涵，也提升了其与海外学术对话的能力。

一、引言

20世纪前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化既是内发性的，也是在中外学者频繁交流互动中演进的。1926年，出任燕京大学（下文简称“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许仕廉（1926，1929）明确将社会学的中国化提上日程。因派克（Robert E. Park）、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等相继来燕大讲学，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与功能人类学（functional anthropology）备受关注。更偏重功能论的吴文藻大力倡导将村落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欲以此理解中国社会。与之同期，系统诠释人文区位学并吸收功能论的赵承信（1907—1959）明确主张中国社会学应探索“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社区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空间范围上大于村落、社会形态上介于村落社区和都市社区之间的“村镇社区”。

1939年，因应时变，赵承信设计、主导的燕大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即前八家村）正式运行。1945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断的实验随着燕大在北平复校而迅速恢复，并坚持到1950年。其间，基于平郊村长期田野调查的学士毕业论文有19篇之多（岳永逸，2023：201）。实验室的系列研究将诞生于美国都市研究的人文区位学化用到中国乡村研究中，重视研究活动与方法的检验，对平郊村的日常生产生活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鲜明的区位意识和“时化”（timing）意识使众多实验成果在时空双重意义上呈现了平郊村这个村社区的过渡性。

近年来，已有研究关注到燕大社会学的多重面向，并试图以此诠释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的多线脉络（侯俊丹，2017，2018；傅春晖，2021；岳永逸，2022a，2022b：171-264）。有学者注意到赵承信社区研究的独特性，肯定其在平郊村开展的社会学实验（齐钊，2013；安劭凡，2022；岳永逸，2023）。但是，学界对赵承信及其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发掘仍显不足，也缺乏对包括赵承信在内的中国社会学早期社区研究整体图景的考量。由此，本文力求呈现燕大社会学的学脉及内部张力，以揭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多重面向。

费孝通晚年重提派克及其人文区位学的思想要义，试图从中国早期社会学渊源中汲取可供新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学借鉴的精要（费孝通，2002；孙平，2005）。本研究同样追溯至派克来华，以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演进为纲，耙梳燕大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构想及实践，以期为当下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些许参照。

二、主动引入的人文区位学

1932年9—12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教授应邀在燕大讲学。派克此次前来中国讲学一是为了考察中国社会，二是为了鼓励中国学者开展社会学研究（许仕廉，1933：6）。讲学期间，除在燕大开设“集合行为”“社会学原理研究”等课程外，派克还进行了《关于都会研究的几种方法》《檀岛居民之种族关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之演进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之地位》等演讲（佚名，1932a，1932b，1932c）。因为他的到来，燕大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研究会议，共同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考察（许仕廉，1932）。

在燕大讲学期间，派克对学术的热情与循循善诱的指导方式极大地鼓舞了燕大师生，听者“无不油然沛然，尽发其蕴积的潜力，以从事于学问的探讨”（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3：1）。次年，为纪念派克在燕大的讲学，彰显燕大师生“为学的热诚，谦虚的态度，与合作的精神”（任斋，1934），社会学系师生翻译了派克的代表性论文、授课讲义5篇，撰写了与派克学术主张及思想有关的论文7篇，结集成《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出版。

吴文藻、黄迪、林耀华、杨庆堃、费孝通和蒋旨昂等参与翻译及撰写该文集的燕大师生都是此次派克讲学的亲历者，唯一例外的是撰写《派克与人文区位学》的赵承信。1930年，从燕大社会学系毕业的赵承信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次年，他转入密西根大学。1933年完成学业后，赵承信回到燕大执教。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就读的赵承信深谙派克、步济时（Ernest W. Burgess）、麦甘齐（Roderick D. McKenzie）等的人文区位学主张，其博士论文就是运用区位概念研究当时中国社会近二三十年来从分隔到整合的变迁（Chao，1933；赵承信，1933a：93）。这种种因缘使他成为介绍派克人文区位学的不二人选。

人文区位学乃派克对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许仕廉，1932，1933：4；吴文藻，1933：11）。该学说对社会学中国化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仅启发了黄迪、费孝通、杨庆堃、蒋旨昂这些派克亲炙的青年学子，而且对当时燕大的清河试验区、后来的魁阁系列研究、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和华西坝石羊场社会研习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田耕，2016；傅春晖，2021；岳永逸，2022a；岳永逸、熊诗维，2022）。尽管派克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致力于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探究与教学，推动这一方法在都市社会研究中的应用，但人文区位学并非派克在华的主讲内容。这意味着人文区位学是燕大师生在派克来华讲学的激励下主动引介到中国的，而这样的主动引介是出于这批学人的学术自觉。

在撰文介绍人文区位学时，赵承信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派克很重要，但人文区位学并非其一家之学，而是由派克与其同事和学生共同探讨推进的新领域。鉴于当时国内社会学界的“派克热”，也为引起学界的兴趣，赵承信梳理了人文区位学的发展脉络，提纲挈领地总结了派克对人文区位学的贡献。他指出，人文区位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受生物学、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区位学（ecology）概念在生物学领域兴起。诸如共生（symbiosis）、更迭（succession）等人文区位学概念大都来源于植物区位学（赵承信，1933a：80-81）。同一时期，法国社会形态学对人文区位学亦有影响（毕向阳，2021）。派克的人文区位学则主要受到农村社会学家加尔宾（Charles J. Galpin）的启发，他曾多次提及加尔宾《农村社区解剖》（Galpin，1915）一文中的“自然区域”（natural area）概念。当然，与研究农村的加尔宾不同，派克聚焦于都市。

1921年，派克与步济时合著的《社会学概论》首次提到“人文区位学”这一概念。该书第八章“竞争”（competition）结合植物区位学和经济史的相关研究，对人文区位学展开了论述（Park & Burgess，1921：558）。1925年，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派克在该年年会新设了“人文区位学”分论坛，其名为“地位的概念”（conception of position）的演讲详细诠释了人文区位与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Park，1926）。重要的是，派克并未止步于人文区位学的理论创建，而是积极开展实践探索。在多年的教学科研中，他推动芝加哥社会学实验室的创建，指导学生用人文区位学对芝加哥的区位变迁、人口和移民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涉足新闻、移民、种族、边际文化等领域的派克因为主要在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所以他自己的著述并不多（许仕廉，1933:2）。因此，赵承信用来阐释派克人文区位学主张的材料主要有三类：（1）包括《社会学概论》《城市》（Park et al., 1967/1925）等与他人合著在内的、派克已发表的与人文区位学有关的著述；（2）派克1931年在芝加哥大学人文区位学班的讲义；（3）学界对派克人文区位学的评述（赵承信，1933a：79-80）。为阐释派克人文区位学的理论构想，赵承信挑选了位置（position）、流动（mobility）、自然区域之形成（formation of natural area）和功能区域的划分（delimitation of functional regions）四个概念（赵承信，1933a：82-90）。这里概括赵承信的阐释，简要说明如下。

“位置”指的是在人与人、人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网络中，个人、团体或文化所占的地位（赵承信，1933a：83）。与人文地理学中有明确经纬度、固定不变的地点（location）不同，位置会随着人文关系模式与经济物质环境的变迁而变换。人文区位学常用区位距离（ecological distance），也即时费距离（time and cost distance）来衡量位置的远近。这意味着，交通的改善、科学的进步、国家政策以及文化观念都对区位距离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位置可达性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位置的想象与感知也随之发生变换。因而“位置”这一概念能让人们看到人文各因素的动态交互作用。这也是赵承信的博士论文以位置变换为视角的缘由。

“流动”即位置的变换过程。赵承信强调，对派克而言，流动包括面对面和通信交流等一切社会接触，其中职业变动对区位流动的影响尤为显著。派克将地价作为衡量流动的指标，他指出：流动越多，地价越高；流动不足，则社会发展易停滞；流动过多，则易造成社会的失调。

“自然区域”是指，在一个社区的流动过程中，个体或团体因自身能力和个性的不同，经由竞争、选择和分类而形成的文化特征分明的众多小社区单元（small communal units）。它是社会统计、人口研究和社会问题分析的基本单位。由多种社会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自然区域，有着特殊的功能属性与发展历史。地价的差异是划分自然区域的主要指标。

“功能区划”是都市功能辐射范围的划分方法。众多功能各异的自然区域构成了都市社区。都市范围越广，功能越复杂多样。与政治区划不同，功能区划以社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要素为依据，划分出“真实社区”（the actual community）的界限，并以此探究都市的发展、都市化的范围与都市社会问题（赵承信，1933a：89-90）。派克曾用美国各大城市的报纸销售范围作为功能区划的标准，发现报纸的销售呈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圆形分布状态，并将报纸销售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都市化进程的指标之一（Park，1929a）。

显然，赵承信对这四个概念的表述是层层递进的。他有意识地用位置、流动、自然区域和功能区划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来诠释派克人文区位学的精要，并将之系统化。这一驾轻就熟的阐释得益于他对以人文区位学为核心的芝加哥学派思想的熟悉，也源于其点面兼具的学科视野、能动自主的学术意识和扎实的研究实践。

三、从“人类境地学”到“人文区位学”

1930年，休学术年假的许仕廉到芝加哥大学交流，与派克、步济时等共同开展研究（佚名，1931：2），随即促成派克来华讲学（傅春晖，2021：196）。在派克到燕大讲学期间，许仕廉（1932）率先发文对派克的生平著作、研究领域、学术贡献及来华目标做了全面介绍。文中，他将human ecology译为“人类境地学”，指出它是“人类与制度共同生活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底空间方面的学问”（许仕廉，1933：4）。如赵承信（1933b）所指出的那样，该定义来自麦甘齐（Mckenzie，1923：314）。“人类境地学”这一译名得到李安宅（1933）的认可。孙本文（1935a：695，1935b：344）的译法与此稍异，他把human ecology译作“人类地位学”或“人类地境学”。赵承信（1933a：91，1933b）认为，上述译名或太过迂阔，或容易引发歧义，未能准确表达human ecology的内涵，因此他采用了“人文区位学”的译法。

作为从生物学引入社会学的概念，ecology在当时就已有“生态学”的译法（赵俊德，1923）。为了突显这门学说与环境、位置、文化之间的多元关系，知道植物学将其译为“生态学”或“位缘学”的赵承信，特意用“区位”一词区别于生物学中的“生态”，借以强调人类社区与文物制度的复杂关联（赵承信，1933b）。相较之前的翻译，“人文区位学”这一译法不仅点明了这门学说的要旨和内涵，也更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正如抗战后亦曾往芝加哥大学进修的苏汝江（1949：116）所言：“‘区’字正可表示这门科学所注重的社区及各种的区位区（ecological areas），‘位’字又表明位置（location）及地位（position），适足以代表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这门学科的见解及其主要的概念”。

有感于国内学界的“派克热”，回到燕大执教的赵承信特意在1933年12月4日至1934年1月15日的《天津益世报》连续发文，从介绍理论沿革到探讨研究应用对人文区位学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诠释（赵承信，1933b，1933c，1933d，1934a，1934b，1934c）。首先，他再次强调动植物生态学与人文区位学之间的异同。他指出，与动植物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对生存空间和生活资源的争夺。不同的是，人类的竞争不单是对物质资源的抢占，还是为文化上的享受，且人类能够制造和使用交通工具，其行动能力、可达范围远胜于动植物。这使人类社会组织的分布呈现出更为多元复杂的样态。

接着，赵承信（1933b）考察论述人类社区的人口、土地与文化三个要素。在同一区域内，这三个因素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种种社会过程和区位过程，从而使人口、文化在地理空间上占据不同的位置。人文区位学所关注的是竞争与合作在区位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易言之，人文区位学的研究包含动、静两个方面。它既要考察某时某地人口、物质和制度等的静态空间分布，也要弄清何种功能在该地占据优势位置，以及各因素分布的动态变迁过程。因此，人文区位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差异在于，前者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文化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研究人与地理、文化与地理的关系。

在赵承信与燕大社会学同仁的协力下，人文区位学的内涵、概念与研究范围不断得以廓清，“人文区位学”这一译名也流传开来。紧随赵承信之后，徐雍舜（1934）对人文区位学的一般概念和区位过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读。同惠翻译了麦甘齐有关人文区位学的著述（Mckenzie，1935）。1937年，徐祖甲翻译了派克以“人文区位学”为题的专文（Park，1937）。在该文中，派克更加注重区位中的人际关系、变迁与动态均衡。派克总结道：人类社区是人口、造物（技术文化）、风俗与信仰（非物质文化）、资源（natural resource）四个因素互动而达成的均衡；人文区位学就是研究相对固定的次序从一种到另一种的转变，包括生物平衡与社会均衡所保持的历程和这二者分化的历程（Park，1936：15）。

到20世纪40年代，“人文区位学”的译法已经是国内学界的共识（苏汝江，1947，1949）。如今，虽然有“人类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等译法（帕克、伯吉斯，2016；何雨，2016），但“人文区位学”仍然出现在不少论著中（杨张乔，2007；王铭铭等，2016）。其实，与同期燕大同仁将主要来自派克的community译成“社区”（岳永逸，2022a：14-15）一样，human ecology的译名从“人类境地学”到“人文区位学”的演变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更是外来学说与中国本土文化交流碰撞、最终逐渐达成共识的接纳和内化的过程。

四、都市：人文区位学的实验场

1933年，杨庆堃（1933）撰文介绍了佐尔博（Harvey W. Zorbaugh）的《金滩与贫民窟》。该书考察了芝加哥北岸地区由繁华的金滩向贫民窟层层过渡的都市区位模式（Zorbaugh，1929），是运用人文区位学研究都市社区的代表作之一。除不时被人提及的派克等编辑的《城市》之外，《金滩与贫民窟》和《芝加哥：一个社会研究的试验》（Smith & White，1929）、《家庭解组》（Mowrer，1924）、《帮会》（Thrasher，1926）、《罪区》（Shaw et al., 1929）、《犹太窝》（Wirth，1926）与《都市社区》（McKenzie，1967/1933）共同构成赵承信在《天津益世报》上主推的7本人文区位学著作。其中，《芝加哥：一个社会研究的试验》和《都市社区》偏重理论，其他五本则是运用人文区位学的关于美国都市社会的专题研究。赵承信的目的是理论与实践并重，为有兴趣钻研人文区位学的中国同行提供一个渐进的参考书目，亦为中国社会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体系与范例（赵承信，1933b）。

在这些著述中，赵承信首推《芝加哥：一个社会研究的试验》。该书收录有派克的《都市视若社会实验室》（Park，1929b）和步济时的《基本社会事实》《都市区域》（Burgess，1929a，1929b）三篇论文。派克的文章辨析了自然区域、个体与制度等概念，强调都市作为人类创造的居住地，是人类改造客观环境最充分的体现。在步济时的两篇文章中，前一篇提出以登记区（census tract）为单位搜集统计资料，介绍了在登记区的基础上划分自然区域和地方社区的方法（Burgess，1929a：51-55）；后一篇则进一步详细阐释了由中心向四周扩张的都市发展模式的辐射形态——五个同心圆地带（concentric zones）（Burgess，1929b：114-117）。这五个人口、产业、治安及形态各不相同且不停新陈代谢、流动继替的同心圆地带，亦称“都市五道圈”，即商业中心区、过渡地区、自立工人家庭住宅区、较完善的住宅区和远郊区域。此乃芝加哥学派分析都市社会问题的基本工具。

在此，需要提及用“都市社会学”（吴景超，1929）之名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吴景超。1925—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并师从派克、步济时，见证了人文区位学的发展。不知何故，归国后他既未专文介绍人文区位学，也未使用人文区位学这一术语。1926年，尚在芝加哥留学的吴景超就向国人撰文介绍了步济时的“五道圈”这一都市模型（吴景超，1927：7-8），并注意到中国都市与美国都市的不同，以及中国只有市镇经济、尚无都市经济的差距。同年，他硕士论文的首章就对人文区位学方法进行了介绍（Wu，1926：1-11），两年后他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Wu，1928）同样有着浓厚的人文区位学印迹。1929年，在《都市社会学》中，吴景超（1929：48-49）重释了步济时的商业、工业、住宅三区和“五道圈”的对应关系：“第一道圈，是商业区域；第二道圈，是工业区域与贫民住宅区域之混合；第三四道圈，是住宅区域；第五道圈，是工业区域”。赵承信（1933c）注意到了吴景超的这一重释。

赵承信随后介绍的五本专题研究大抵都是在派克、步济时指导下完成的学位论文。1922年起，芝加哥大学的教职工便开始筹备组织地方社区研究委员会（赵承信，1933c）。他们将芝加哥视为社会学研究的实验室，带领一大批青年才俊开展了扎实多样的都市社区研究，涉及芝加哥的家庭、社会团体、犯罪和移民等社会问题。尽管问题不同、研究方法各有偏重，但五本专册的研究却有着一定的共通性。

首先，这些专题都聚焦于芝加哥的都市问题，研究框架大都建立在人文区位学基础之上。这也反过来使得人文区位学成为探索都市问题的“圣经”（何雨，2016：302-354）。其次，这些研究善于利用地图、统计数据来论证其观点，将研究对象进行直观的图表化呈现。《帮会》中流氓党的分布地图清楚显示出流氓党大多集中在贫民区和黑人住宅区。同样，《罪区》将各项犯罪人或罪案的地址用黑点代表，填在市区的基本地图上（赵承信，1934b）。最后，这些研究都以“社区”为考察单位。与行政区划不同，这些社区在文化和制度上相互关联、自成体系。《犹太窝》展现的是移民文化所造成的区域分隔。《金滩与贫民窟》则以社会面貌和居住人口为标准，将芝加哥北岸片区进行分化解剖。

这些专题研究虽然并未致力于人文区位学概念与主旨的诠释，却开拓出都市社区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充实、完善了人文区位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感受力（田耕，2016：228）。麦甘齐的《都市社区》（McKenzie，1967/1933）则集人文区位学理论与方法之大成，从人口分布、都市的兴起与扩充等方面考察了美国都市的发展历程，对都市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潜在的社会问题进行了预测，完善了人文区位学的研究框架。在该书中，麦甘齐援引多种统计资料，对美国近三十年的都市人口移动趋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人口变动主要受第三产业与通信、交通技术发展的影响，都市与乡村的联系日益密切，且都市内部社区逐渐成熟化，形成了功能齐全、形态一致的社区单元。

飞速发展的美国各大都市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这种竞争又促使各个都市的职能进一步分化，总体上维持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均衡统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的地理距离，凸显出人文区位学中位置距离的重要性。而且，都市扩张伴随着范围的扩大与内部社区的分隔，这些变动直接体现在地价的变动之中。赵承信（1934c）指出，《都市社区》一书堪称人文区位学的典范，“对于事实之分析和表白，均详细精巧，实为数量社会学的一个好标本”。

相较于《派克与人文区位学》的言简意赅，赵承信在《天津益世报》的系列文章更加系统。后者将重点放在对重要文献的梳理与介绍上，意在为中国学者明察人文区位学整理出一条可供深入探索的路径。就介绍一门尚在发展中的外来学说而言，赵承信的做法巧妙有理。一方面，这些著述是人文区位学的研究前沿，实乃“授人以渔”。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著作核心概念、研究方法、案例铺陈和价值贡献的介绍，人文区位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也一目了然。十六年后，在苏汝江（1949）对美国人文区位学渊源、三十年发展与贡献的全面述评中，赵承信介绍过的人物、关键词、核心观点和著述都一一在列。

五、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挑战

不难发现，顺应、植根于美国都市大发展历史进程的人文区位学关注的是都市社会的物质结构、社区形态与道德秩序（何雨，2016：45-63）。以派克、步济时为表率的芝加哥学派意在通过人文区位学的视角，在传统社会关系瓦解与风俗道德解体的现代都市中寻找人口、制度、设施及文化缔结为共同体的一种可能。这种对城市化进程中“治”与“乱”的关怀贯穿了芝加哥学派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的始终（田耕，2016：228）。

人文区位学以现代都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传统使其在被引入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时不得不面对其方法论的可适性问题。对芝加哥学派重视实地研究的风气，吴文藻赞赏有加（毕向阳，2021：98）。他认可人文区位学在社区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吴文藻，1935a：241），但对人文区位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实践多少有些不以为意。在吴文藻（1936a：55）看来，以初民社会为考察对象的功能人类学要比以研究都市著称的区位法更加适合以村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对此，赵承信也表示：“人文区位学的研究现仍是集中于美国的都市社区及都市化的农村与市镇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人文区位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否应用到各类型的社区研究去还是一个问题”（赵承信，1936：191,1938a：599）。但是，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中国化的态度相对乐观。他提倡将人文区位学作为一种试验的方法，探索它在研究中国城市、市镇和农村的可能。譬如，他认为人文区位学中的自然区域概念与辐射形态理论可用于探索像北平这样半新半旧的大都会；在农村地区，婚姻关系引发的人口流动可视为观察地方姻亲范围和社区内文物制度的切入口；就市镇而言，杨庆堃（1934）的邹平市集研究被赵承信（1936：193,1937：18）视为运用人文区位学研究中国内地社区的范例。

实际上，自派克来华后，人文区位学就逐渐内化为燕大社会学的一种学术自觉。这尤其体现在燕大清河试验区的研究实践之中。清河试验区于1930年2月正式开办，其工作以1932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侯俊丹，2018：195）。前一阶段以杨开道等对清河镇的概况调查（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Yenching University, 1930）为代表，后一阶段则转向黄土北店村（万树庸，1932）、卢家村（蒋旨昂，1934）等案例和产育礼俗（邱雪峩，1935）等专题的研究。清河试验区的研究前后综合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关注人口、土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人文区位学色彩明显（岳永逸、熊诗维，2022：8-10）。或许，这也是本科就读于燕大社会学系的费孝通将派克及其学术思想视为“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费孝通，2002：210）、并在晚年重温补课的重要原因。

清河试验区的尝试与探索表明了人文区位学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潜力。然而，作为一门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学说，人文区位学自身存在的局限亦使其中国化的进程备受争议与批评。留法归来的杨堃对美国人文区位学的研究路径颇不以为然。他指出，人文区位学认为一切人类行为、社会关系及文物制度都受到地位（position）关系的支配与限制，但根据法国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这些气候或地位之变迁，对于社会本体乃仅有一种机缘的和偶合的关系。其真正的原因，正与此种表面现象相反，实际上乃是社会的、宗教的”（杨堃，1997：36）。

作为英美同道，更偏重智识和思想的麦基漥（Robert M. Maclver，现常译为麦基弗）对人文区位学同样有着质疑（李安宅，1933）。他将派克、步济时等以研究都市著称的学者，与研究乡村见长的加尔宾等学者以及研究波兰农民的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都囊括进人文区位学派。在他看来，人文区位学的一个特点便在于始终以空间、地方为中心。虽然这一学说并未局限于物质环境，但其研究总是围绕与环境有关系的社会过程展开。恰逢美国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这一时代背景为这种关注动态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园地。注重地方、数量与功能区划的人文区位学在呈现地方样态及变迁速度时有用武之地，能诠释某个社会现象的区位特征，然而一旦涉及要解释这些社会现象为何呈现这种状态，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苏汝江（1949：171-173）同样意识到人文区位学存在的薄弱与不足。他指出，人文区位学关注的物质环境虽然对人类活动有所影响，但“社会现象与人类行为的动机，有时须从内在行为中去探寻”，而且人文区位学者大多致力于研究对象的量化，忽视了“内在的行为，社会文化的背景，以及连续变迁的那一幅活动的图影”。因此，苏汝江主张将人文区位学与社会心理学相结合，综合应用统计法与个案法来考察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全貌。

可见，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人文区位学的态度存在差别，对人文区位学的局限与本土适用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人文区位学对中国早期社会学，尤其是燕大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在中国的落地与发展并非一呼百应，而始终伴随着甄别、试验与批判，体现出中国学者鲜明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六、村镇社区：中国社区研究的单位

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对人文区位学方法论的反思有不少共同点。他们意识到，现实中的社会现象与人类活动纷繁复杂，仅从地位关系、区位形态等外部视角来解释，多少有些持蠡测海；要建设科学的中国社会学，就得立足本土实际对这些理论方法进行取舍、调和与创新。这种自主性的学科意识也体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借鉴并融合人文区位学与功能人类学的中国社区研究之中。

1936年，燕大社会学系系刊《社会学界》第九卷组织刊发了布朗教授特辑，以纪念其前一年来华讲学，并对其功能人类学进行了系统译介。布朗（1936：79）在对中国乡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建议中强调，社会学调查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调查，是在实地考察初民社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将社区视为体系的研究方法。布朗认为，社区是一个统一体，组成社区的各部分都具有一种功能，维持着社区结构与体系的完整。而一个完整、系统的社区研究应包含三个方面：（1）静态，即横向或共时的研究，考察特定期间内某社区的内部结构和生活；（2）乡村社区的外部关系研究，即研究该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外部关系；（3）动态，即纵向或历时研究，侧重社区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中发生的变迁（布朗，1936：82）。

在某种程度上，以考察初民社会著称、强调社区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功能人类学弥补了人文区位学在考察对象与研究侧重点上的局限。基于此，赵承信（1936：203-204）强调，功能法与区位法是相成的与分工合作的，应共同服务于中国的社区研究。吴文藻（1935a：241）也指出，区位学派的社区研究有利于经济建设，文化学派的社区研究有利于文化建设，两种社区研究缺一不可。然而，从对社区研究的构想及实践而言，两人对区位法与功能法的取舍却各有侧重。

吴文藻更为倚重功能法。他曾将人文区位学整合进现代社区的界定中，认为社区是“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文化”（吴文藻，1935b：125）。但是，这三个要素并非同等重要，吴文藻认为文化才是社区研究的核心（1936b：9），以至于1938年在《文化表格说明》中，他将黄迪和林耀华先后使用的“文化重心”界定为一个社区所倚重的文化本位（岳永逸，2022a：10-11）。根据文化的发展状况，他将中国社区分为部落社区、乡村社区和都市社区（吴文藻，1935b：125）。因为深受布朗影响，吴文藻（1936a：59）强调村落是开展中国社区研究最合适的单位，并相信通过社区研究可以把握中国社会生活整体。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赞同布朗关于“一个完全的乡村社区的研究”的主张，但面对复杂多元的中国社会，吴文藻不得不对布朗的社区研究进行简化。相较于横向的静态研究与社区外部关系研究，吴文藻（1936a：61）直言，纵向的历时考察“是一个理想方法，极难应用”。就偏重社会经济形态的魁阁系列研究而言，纵向的历史考察显然不足，以致于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这些研究未能对复杂的中国社会及其变迁进行长时段、多角度的考察（Freedman，1963：4）。

确实，吴文藻对人文区位学的借鉴大致停留在对社区的定义及要素分析上。从他后来督促费孝通等翻译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 Malinowski）的《文化论》、弗思（Raymond Firth）的《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的研究》可知，吴文藻对于功能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抱有更大的信心。在此意义上，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实以区位法为表、功能法为里。无怪乎后来，弗里德曼、利奇（Edmund Leach）等将之置于功能人类学的脉络中，并对其通过社区研究来把握中国整体的研究路径不乏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背后所指实质上是功能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不足（王铭铭，1997：90；梁永佳，2022）。

不同于吴文藻，赵承信社区研究的落脚点是“发现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赵承信，1936：172-173，1938a：593、595）。这种试图认识人类、理解一般人类行为的旨趣，以及对人性、共生、道德及民风的关注均呈现了人文区位学的影响，强化了燕大社会学的人文色彩与民俗学意味（岳永逸，2022a，2023），也暗合了多年后利奇对中国社区研究的期许（梁永佳，2022：143）。

受人文区位学的影响，赵承信十分重视造就区位形态的社会过程。他旗帜鲜明地指出，社区研究应关注“社区内各文物体制变动的过程”（赵承信，1936：174）。这一点，与布朗所谓的纵向或历时的社区动态考察不谋而合，也是吴文藻的社区研究及相关实践中相对简略的部分。与此同时，赵承信认同功能人类学对社区整体性、有机性的强调。他指出，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社区的整个体系”，应“分析各文物体制的功能，每个功能对于社区有机体的完整的贡献”（赵承信，1936：173）。于是，纵向的社会过程与横向的功能结构成为赵承信理解中国社会、建设科学的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抓手。不仅如此，赵承信在区位之外同时在意“时化”（黄迪，1937）的维度。他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一定要有史地时空连续性”，社会学分析的是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关系”（赵承信，1946a：37）。

具体到中国社区研究的考察单位，赵承信明显更具创新性。在“自然区域”与“文物体制”的基础上，受麦甘齐依据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经济模式及其范围来划分社区类型（McKenzie，1924：290-291）的影响，赵承信（1936：201-202）将中国社区分为非汉族的部落社区（tribal community）、汉族的村落社区、市镇社区、县城或省会社区和近代都市社区五类，提出应该在每一类型中进行抽样研究。随后，结合功能法、清河试验区的经验教训以及杨庆堃（1934）的邹平市集研究，并延续他自己博士论文中对中国“村—镇”（village-town）一体性关系的思考（Chao，1933：57-65、90、178），赵承信将市镇社区与县城、省会社区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村镇社区”（village-town community）这一概念。

赵承信（1937：18）认为，在中国，村落并非一个自足的经济区或自足的共同生活单位，半径五到十里、人口六千左右的基本市集基础之上约两万人的辅助集才是“较能自给自足的独立单位”，因此应该以“市镇及其活动范围内的村落合成的村镇社区为研究的对象”，即连带一体的村镇社区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同于部落社区、村落社区这类“初民”社区（primitive or tribal community），也有别于都市社区（metropolitan community），村镇社区是一种社会结构已超乎“无定居及初定居的初民社区”的“先工业化的社区”（赵承信，1937：17）。换言之，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考察单位，在社会形态、区位、时空上同时具有过渡性的村镇社区既不像以农业或游牧业为生的初民社区那般简单，又尚未发展为功能多样、结构复杂的都市社区。

这一主张得到了黄迪的认可，其清河试验区研究报告就是以“村镇社区”命名的（黄迪，1938）。对比1928—1929年以清河这个“镇”（town）为着眼点的中英文概况调查报告（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Yenching University, 1930；许仕廉，1931），黄迪明显将重点放在了清河及其周边村落一体化的“村镇”，并对这个村镇社区的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区生活、物质生产及民俗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归纳，以求“一种有机的看法和全盘的介绍”（黄迪，1938：362）。稍后，黄迪（1939）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了村镇社区这一概念，强调由家到村社区、镇社区、市社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社区彼此间具有的相互涵括、套叠递进的连带性和流动性，并提出家村社区、村镇社区和家村镇社区等次生概念。

核心概念的不同使得燕大社会学的社区研究出现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交错互动的多样形态。在吴文藻的指导下，李有义（1936：8-9）在研究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时就明确指出：村落或村镇的不自足性使之作为研究单位并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农民的生活实况；在“地理、社会、经济等等方面保持有一个独立的单位”的县才是“最适宜于作研究的单位”；因此，他尝试“做一个县单位的社区研究”。当然，他也意识到自己故乡徐沟县的特殊性，即它是一个小县，差不多与清河试验区同等大小，只有同质性较高的48个村庄。

村镇社区的提出表明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与功能人类学持有包容而审慎的态度。基于此，他主导的持续十年在平郊村展开的社会学实验也别具一格：关注行动主体的内在行为和日常生活态；虽然是在平郊村做研究，但不仅仅是研究平郊村，也非简单意义上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七、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

（一）作为“社会学实验室”的平郊村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燕大清河试验区的工作彻底终止。此前，清河试验区一直是燕大师生开展实地调研与乡建试验的基地。1928—1929年，杨开道指导开展清河的概况考察，最终将清河镇及其周边四十多个村庄、总面积约两百多平方里的范围划定为清河试验区（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Yenching University, 1930；许仕廉，1931）。自1930年正式开办，清河试验区先后成立了经济股、服务股（1932年更名社会股）、卫生股与研究股，致力于试验乡村建设方法，改进试验区的经济生活状况（王贺宸，1936：345-362）。

虽然清河试验区的调研在理念与方法上颇具人文区位学色彩，但其工作本质上仍属于以社会改良为出发点的乡村建设运动（侯俊丹，2018：197-199）。赵承信（1936：162-163）认为，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社会调查运动受调查者先入为主的改良观念影响：“调查者所认定的实际问题是什么便调查什么；他调查的结果必然为的证明他心目中所认识的问题的存在；结果，他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为的证明他的改良方案”。这种先入为主的调查缺乏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与整体性。为此，赵承信（1937：15-16）指出，要建设科学的中国社会学，就要“应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动的历程”，而科学的方法绝非纸上谈兵，更不能生搬硬套，其“效用还是要从试验而来”。

实际上，赵承信（1948a：108）原打算在1937年将清河乡村试验区改为研究试验室。不料狼烟四起，他不得不筹划、寻找新的田野点。1938年，吴文藻、李安宅相继离开北平，赵承信接任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当年年底，社会学系师生重游清河镇，途中偶遇平郊村的小学校长（赵承信，1948a：108）。平郊村地处北平北郊，是清河试验区的一个村庄，清华大学也曾于1934年在该村创设“八家村建设区”（佚名，1934）。在与燕大师生颇为熟识的这位小学校长的支持下，赵承信主导的燕大社会学系平郊村这一“社会学实验室”于1939年正式成立。

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包括研究活动的实验与村社区生活的实验两个方面（赵承信，1948a：113）。前者关注研究者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尤其重视研究方法的检验，以期推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客观化。后者聚焦于村社区的人事、组织与物具，兼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和记录。基于此而组建的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室的目的有三：试验研究方法，课程教学实践，收集中国农村资料以便后来的比较研究（赵承信，1948a：110-111；Chao，1948：144）。

（二）客观性与可验证性：研究活动的实验

赵承信深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因此要作到真确的了解就得靠社会生活的体验，而社会生活的体验则极富有主观色彩”（赵承信，1948b：18）。于是，他在大力提倡将“局内观察法”、居住体验法以及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社区研究的同时，始终对这些方法带有的主观色彩保有警惕（赵承信，1948a：111-113,1948b）。他指出，个体观察事实的行为也是社会学要研究的社会客体和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赵承信，1948b：16-17）。要使社会学研究客观化、科学化，就要对研究者的社会关系、材料的来源及获取方式进行记录（赵承信，1936：197,1948b：16）。这种记录也即“方法论的题材”。他写道：“一位研究者在下乡之先总得有一种准备并且多少还有一种期待。研究者是要记录这种准备和期待的，因为到了村庄，在与村民谈话的时候，多少就受了这种准备和期待的影响。这种准备和期待就是研究者的偏见。知道偏见才能设法避免它……研究者到了村庄之后所言所行都得要记录的。所谓研究实际就是研究者的活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谈话和举动等交互动作均属方法论的题材。试验研究法就是在控制研究者自己的活动，而记录活动即为控制试验的初步工作”（赵承信，1948a：110）。这不仅能使其他学者了解、评述研究材料与所得结论的可靠性，还能“使别人能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结论”（赵承信，1936：197）。

除了要求燕大师生记录研究活动，赵承信还添设了研究讨论会。讨论会每周举行，供燕大师生讨论田野工作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与研究者可能存在的主观偏见。每次讨论的会议记录都会存档，作为试验与改良研究方法的依据（赵承信，1940：41；Chao，1948：146）。因此，凡是参与平郊村社会学实验的学生，其毕业论文篇首都会对研究活动进行总结与反思（岳永逸，2023：340-360）。这种对研究活动的思考、实验与反省也贯彻在赵承信的学术生命历程之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赵承信等数十位燕大师生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达半年之久。有感于所见所闻，赵承信将“观察者—社会学家”与“局内者—被观察者”集于一身，运用局内观察法叙写了从其被捕到释放的全过程，试图以此材料“将局内观察法应用的困难及其意义，加以分析，以供社会学者之研讨”，据此写成的《狱中杂记》也便成为一个“社会学注释”（赵承信，1946b：109-110）。

无论是在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还是《狱中杂记》之自我研究，赵承信对研究方法、活动的实验和研究结果可验证性的强调都一一在目。当然，这背后都有着人文区位学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学实验室（Park，1929b）的影子，只不过赵承信将城市换作了符合当时国情并具有实验可行性的平郊村。

（三）体验与调查：村社区生活的实验

1939年7—10月，燕大社会学系委托理学院的学生对平郊村的地理位置进行了勘测。随后，他们相继开展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等项目的人口调查和关于出生、死亡、婚姻与移民的人口登记（赵承信，1938b：352-357；Chao，1948：146）。调查之初，学生们在平郊村小学校长的带领下入户拜访。随着与村民的关系变得熟络，他们便开始独自与村民联系。暑假期间，学生们每周前往平郊村四五次。开学后，他们每周至少会去一次。寒假时，社会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与村民同住，以便对村民生活有更深切的体验（赵承信，1948a：109）。

在平郊村的调研中，赵承信一直尝试将偏向客观描述、量化统计的区位法与侧重主观感受的功能法整合。在他看来，量化统计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社会现象，但量化需建立在对社会事实的初步了解之上（赵承信，1948b：19）。深入社区生活之后编制的表格“不但不会破坏初步的了解，反而增进了更深的认识和确定研究报告的客观性”（赵承信，1948a：112）。因此，在深入观察、体验平郊村生活半年后，燕大师生才开始编制更加详细、深入的调查表格。这些表格涉及经济生产、土地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郊村社会学实验开展的头两年，燕大师生编制的各类调查表格多达二十余种（赵承信，1948a：112）。

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并非一帆风顺。有些村民不愿将自身的真实情况告诉调查者，即便说了也多有偏差。为此，燕大师生的调查通常将直接法与间接法并用。为了能够与村民建立良好关系，尽可能地避免矛盾，赵承信（1940：41）对研究者提出了两点要求：其一，绝不能为获取材料而欺骗村民；其二，要有向村民求教的态度。虚心坦诚的相处使燕大师生逐渐获得村民的接纳与信任，不再需要村小学校长的介绍和引领。

在赵承信主导下，燕大师生综合运用区位法、功能法、均衡论等对“社会学实验室”平郊村进行了近十年（1939—1941、1945—1950）的局内考察。仅就燕大学士毕业论文来看，完全以平郊村为研究对象的就有19篇（岳永逸，2023：190-203）。这些研究对平郊村的居住格局、器具房舍、经济形态、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组织领袖、教育医疗、性别地位、家族形态等日常生活态进行了深入调研。因为熟稔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杨堃的加盟和深入参与（岳永逸，2023：228-339），这些研究更加注重行动主体内发的行为，在力求揭示社会事实的“具体性与全体性”（杨堃，1997：121）的同时，也从整体上呈现了具有历史性的当下和在时空双重意义上具有过渡性的平郊村——这个涵盖家社区的村社区和作为更大的家村镇社区一部分的村社区。其中，《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陈封雄，1940）、《平郊村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虞权，1941）、《四大门》（李慰祖，1941）等毕业论文都堪称优秀。这些重视方法实验、兼顾时空关系、指向人心和人性的研究既拓展了中国早期社区研究的路径，也彰显出早期中国化社会学的主体意识、人文关怀与世界格局。

八、结语

翻译是一个理解、转化的过程。将human ecology翻译成“人文区位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外来学说中国化的实践。在20世纪20、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诉求中，经由燕大社会学同仁的努力，人文区位学和功能人类学的有机结合催生出了本土学科意识明显的社区研究——社区社会学。基于其在美国发展而来的整体脉络，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的理论与研究进行了精当的诠释。在糅合区位法与功能法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提出“村镇社区”的概念，明确指出中国社区研究的目标是探索人类共同生活的原理原则，并在平郊村主导了追求科学化的社会学实验。

1940年，孙以芳详细梳理了此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她将平郊村的社会学实验、吴文藻主导的在西南地区开展的偏重社会经济方面的社区研究和同期李安宅等在甘肃、四川一带对少数民族的社区研究视为燕大社区研究开枝散叶的三朵并蒂莲（孙以芳，1940：249-250）。确实，它们都是同等重要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验与推进。或许是因为在1959年就因病离世，赵承信对人文区位学的译介和创新性的中国化实践至今少有人提及。

20世纪40年代中期，曾受教于吴文藻和赵承信的蒋旨昂（1945，1946：43-56）将克里斯陶勒（Walter Christaller）“中心地”（central place）学说引入社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拓展了社区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引领了当时国内的社会工作研究，并直接影响到后来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经典认知（岳永逸、熊诗维，2022：12-14、25；赵大琳，2022）。这些探索丰富了燕大社区社会学的整体图景，为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体现在推动了人文区位学、功能人类学、中心地学说等外来学说的中国化，更体现在促成了兼具主体性与科学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早期实验性的社会科学已经“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而30年代之后更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的初步，出现接近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说法”（王铭铭，2005：41-42）。

显然，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还是对政府全力推进的乡村振兴和调查研究而言，这些早期助力社会学中国化的译介、调查和实验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