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张 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中国道路的文明底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开辟并非偶然,是由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道路之所以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欧洲道路和苏联道路,关键即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中国道路才能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延安时期,党中央就已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非常注重从五千年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这可谓是我们党的第一次文明自觉。在战争环境之下,历史赋予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迫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首要任务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要站住站稳,在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虽也作了一些努力与尝试,但的确做得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十分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但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的确是经济建设,带领人民致富奔小康。中国道路一路走来,虽然每个阶段对中华文明都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但的确有其时代赋予的中心任务,这亦是如中国这样后发现代性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亨廷顿即认为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有三种选择:一是尽弃本国传统,全盘西方化;一是因原教旨主义态度为了反西方化而反现代化;一是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方化。最后一种类型在现代化过程中又可分为两阶段:早期阶段,在西方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现代化。但在成熟阶段,则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一种"去西方化"和复兴"本土文化"的要求。"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只有国家实力逐渐走向强大,文化自卑才会散去,认祖归宗的意愿才会凸显,重新认识固有文明之价值,进而增强认同感产生文化自信。中国道路的历史发展确亦如此,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一方面,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文化自信提供了雄厚的现实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明的基因密码内蕴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开拓与不断推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特别指出"强调‘两个结合’,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的"。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西强东弱"的现实短期内虽不可能有多大改变,但"东升西降"之历史潮流却是势不可挡,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随着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日益重要,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仅仅视为又一个如美国霸权主义之类民族国家的崛起,那则是对于文明中国之误解误读,亦会于世界范围内引起新的恐惧与不安。作为中华文明标志性符号的万里长城就是和平之象征,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而不同,所具有的突出特性之一就是和平性,中国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西方很多思想家亦是从突出的和平性来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即认为:"就西方人而言,经济上的贪婪、传教的渴望和科学求知的探索热情持续推动着他们跨越边界","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散播出去","中国是一个大陆文明,除了控制一些朝贡国,它认为没有必要向外扩展自身势力和传播自身的价值观念","从未想过‘入侵’世界上其他地区"。西方根深蒂固的意识是唯我独尊的文明观,始终有传教殖民的冲动,甚至不惜以战争野蛮征服的方式传播所谓的文明,然而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则始终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从来没有传教的想法,如《礼记·曲礼上》所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孔颖达对之疏曰:"凡学之法,当就其师处北面伏膺;不可以屈师亲来就己。"以暴力征伐而殖民掠夺,则更是闻所未闻,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美国政治学者基辛格亦认为与欧洲文明的传教殖民本性迥然不同,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时欧洲探险时代尚未开始,中华文明历史上既不侵略,也不传教:"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的理论。"中华文明始终主张以德服人、以文化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因此,如不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因此,只有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角度才能更好认识中国道路的深厚文明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并且深刻阐述了中国道路的文明自信:"中华民族对全人类要有更大的贡献。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现在还在往前探源,我相信,我们的文明史更悠久。传到现在,要继续往下传。不要变成中国的月亮是西方过来的,中国的太阳也是西方过来的,那不行。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因此,今天我们要更好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道路形象,就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其宏大气象和政治远见写就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置之于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脉络之中,赋予中国革命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深厚的文明底蕴,力图以此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亦即领导权问题。时间进入新时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责任赓续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的文明传统,传承好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写好新时代"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大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主动、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由此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两个老祖宗",是中国道路的"魂脉"和"根脉",是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精神之源。既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又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更好筑牢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和文明底蕴,更深入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摘自《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序言)
作者:张 城
文:张 城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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