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爱民与强权下新加坡奇迹 | 国家经济系列

导语：《国家经济》是『砺石商业评论』于2023年推出的一个重要文章专栏，试图从经济与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读全球各个核心国家的最新发展，以归纳出不同国家经济变迁背后的底层规律。本期为读者带来的国家是新加坡。

王剑 | 作者砺石商业评论|出品

最近，中国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免签后，先是马来西亚宣布对中国30天免签，新加坡随即也宣布即将对中国免签30天。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这个决策意义令人欣喜，因为新加坡是第一个对中国免签的发达国家。

没错，人口仅564万，面积只有733.2平方公里的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更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最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国家。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就完成蜕变，成为全球经济强国，实在令人惊叹。

2022年，新加坡GDP为4668亿美元，人均GDP更是高达8.28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五位。

全球有四千多家跨国公司将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超200名超级富豪在此设家族办公室，中国富豪更将这里视为隐居江湖的最佳场所。

建国历史仅五十余年的新加坡如何迅速成为全球发达国家，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和富豪的关注？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中，独善其身？

这或许得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环境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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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早期历史

新加坡共和国，简称新加坡（Singapore），旧称新嘉坡、星洲或星岛，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主要由新加坡岛及附近63个小岛组成，其中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88.5%。

“新加坡”这个名字据说来自马来语“PulauUjong”（新加坡岛），意思是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

说起来，中国其实对“新加坡”并不陌生，这个国家总以不同名称出现在史书中。

三国时期，东吴刺史吕岱派遣朱应、康泰去东南亚宣示国威。康泰回国后撰写的《吴时外国传》中，记载了一个名叫“蒲罗中国”的南洋岛国，正是“PulauUjong”（新加坡岛）最早的中文翻译。

1330年，中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首次来到新加坡。因为之前元朝远征南洋失利，他在自己撰写的《岛夷志略》书中记录下“近年速古台王朝曾派七十多艘兵船攻打单马锡，一月不下”，这里的“单马锡”正是今天的新加坡岛。

明朝郑和下西洋后，新加坡被写成了“淡马锡”。无论是“单马锡”、“淡马锡”，都是爪哇语“Temasek”（海城）的音译，源自梵文“tamarasa”（黄金）。

将新加坡称为“黄金城”，并非这里盛产黄金，而是说明此地扼守马六甲海峡，往来贸易船只众多，是一个极为富庶的海港城市。

历史上，穿梭南洋的商船很早发现了新加坡的重要地理价值，与之息息相关的便是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和马来半岛西海岸之间，是一条很狭窄的水域，宽度仅3公里，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主要航道，也是两个海洋间距离最短、速度最快的一条国际航道。

今天，马六甲海峡已是全球400多条航线的必经之地，每年有近10万艘货轮通过该海峡南来北往，是全球贸易往来不可或缺的“大动脉”。

长途跋涉的船只出入海峡时，需要有地方休整，毗邻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岛成了最佳选择。

巧的是，通往新加坡岛港口的新加坡海峡也是深水航道，宽度超过16公里，可容4～5艘船只对开，是天然的深水良港。

新加坡港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4世纪，当时，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三佛齐国王子拜里米苏拉由于兵败，从巨港逃至淡马锡，杀了当地的暹罗摄政王，自立为王，宣布成为新加坡的新统治者。

随后，拜里米苏拉又在马六甲建立苏丹王朝，新加坡诸岛便始终被其王朝统治。

18世纪中叶，英国人为了维持在印度和中国取得的贸易优势，与当时苏丹王朝的柔佛苏丹订约，先后在槟城和新加坡设立贸易站，为其船只提供停泊、维修服务。

可惜，柔佛苏丹是引狼入室。1824年，英国人逼迫苏丹王朝签署协议，将新加坡正式纳入英国属地，成为其东南亚的新殖民地。

自此，新加坡不仅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转口贸易商埠和军事基地，更在其管理下化身自由港，吸引大量周边国家移民接踵而来。

到20世纪初，新加坡已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欧裔人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东南亚商贸枢纽和重要港口贸易城市。

二战爆发后，日本从英国人手里抢占新加坡；日本投降后，英国又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2

新加坡的独立时期

1948年，由于受到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影响，新加坡民间也暗流涌动，并举行了第一次选举。

不过，这次选举影响力不大，很多新加坡人压根不知道候选人是谁，又为何要选举，英国殖民者也并不在意。

直到4年后，剑桥法律系毕业的一位年轻律师的仗义执言，才让新加坡人醒悟过来，懂得民族独立的重要性。

彼时，新加坡邮差正在发起罢工游行，抗议薪资过低，工作太累，殖民政府的官员却轻轻松松就能收入不菲。

罢工期间，工会和邮差代表找到了29岁的律师李光耀，希望他能代表公诉律师为大家提供法律援助。

李光耀是华裔后代，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李光耀的家庭早年靠船运贸易发家，家庭条件优越，从小到大一直接受着英式教育，大学时留学英国，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三个月后，李光耀转到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949年毕业，获得“双重第一荣誉学位”，随后又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留学期间，李光耀深受导师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影响，逐渐出现反殖民统治倾向，同情弱势群体。

因此，当对方提出没有办法支付昂贵的律师费时，李光耀没有计较，欣然接受了这份差事。

从那时起，李光耀与罢工代表积极交流，并代表他们与殖民政府据理力争，甚至还动用私人关系请来新加坡几家著名报业发文助阵。

随着罢工形势越来越严重，英国殖民者有些不安，主动提出谈判。李光耀再次出面，帮助罢工方成功取得全部诉求。

由于在这次罢工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李光耀一夜成名，声望陡增，成为了口口相传的“人民代理人”。他也就此得到工会的支持，为其将来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石。

1954年10月，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动党。为了扩大影响力，他拉拢了工人领袖，马来裔领袖，以及方水双、林清祥两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华人，开始积极参与地区议会选举活动。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动党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选举中成为立法议院第一大党，35岁的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在此期间，李光耀一直希望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成立“马来西亚”，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当时还叫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简称马来亚（Malaya），是英国远东殖民地之一。

1946年-1948年，英国的海峡殖民地（1826年成立）、马来联邦（1896年成立）及五个马来属邦组建为马来亚联邦。

新加坡与马来亚只有咫尺距离，无论经济、文化都与其紧密相连，甚至淡水都得从马来亚进口。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心心念念的都是要与马来亚合并，以保证这个新生政权能平稳发展下去。

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公布了想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联邦的想法。

李光耀积极配合，举行全民投票，最终以74%的赞成票同意并入马来亚，成为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州府。

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正式组成马来西亚，成为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国家。

3

新加坡的廉洁政府

遗憾的是，新加坡和马来亚这种不对称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被对方嫌弃。

一个弹丸之国，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连基本淡水保障都提供不了，自然被大国视为负担。

马来人也很不服气，自己人多势众却很贫困，少数族群的华人却占有大量财富，很不公平。

于是，马来西亚新政府开始对新加坡的华商征重税，同时还限制他们往马来亚地区销售商品。

新加坡人也发现合并后，生活并没有变化，反而处处受到歧视和针对，也对合并越来越不满，民间甚至传出“法办李光耀，新加坡二次独立”的呼声。

李光耀十分无奈，他原本希望借助合并能让新加坡政局平稳，好专心发展经济，但现实是自己两头都不讨好。

在新马两地的强烈反对下，马来西亚政府酝酿将新加坡“逐出家门”。

1965年，马来西亚发布公告，新加坡被驱逐自立，民众尚在街头庆祝，唯独李光耀痛哭流涕。

面对记者采访时，他沉默很久才缓缓说道：“新加坡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

那时的新加坡人均GDP不足500美元，不到当时日本的一半，如同被抛入大海的弃儿。

不仅如此，新加坡再次独立恰逢冷战时期，尴尬的地缘政治环境，让这个新生小国犹如诞生在荒野丛林里的弱小生命，周边尽是虎视眈眈的猎食者。

对于李光耀来说，再次独立的新加坡面临的紧要问题是生存，但自身又无自然资源，为此他定下策略：倾举国之力开放招商。

李光耀和幕僚化身推销员，满世界招商。当时很多国家连新加坡在哪都不清楚，他便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地球仪，努力向对方展示那个微不足道的小红点。

招商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而新加坡在殖民统治时期，黑帮纵横，腐败遍地，整个国家毫无生气，却在李光耀执政后，风气为之一变。

主要原因是李光耀在延续英国管理体制基础上，先是继续保留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其次便是以严刑峻法对内“开刀”。

1952年，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期间，就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

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将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一年后，新加坡政府将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POCA）进行了调整，将反贪污调查局调查对象从各级官员，直接扩大到警察及司法人员，同时还采用了更为严厉、及时的惩罚手段来阻吓腐败犯罪。

在新加坡，公职人员哪怕受贿只有几十元，都会遭到毫不客气的处罚，轻则丢掉工作，重则直接入刑。

上世纪80年代，时任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查出协助开发商取得土地，从中受贿80万新币。此人曾是李光耀的亲密战友，案发后，他去求见李光耀却遭到拒绝，最后选择以死谢罪。

李光耀说，我不能帮助他，我如果帮助他，新加坡就完了。

甚至，90年代，李光耀退出政坛后，他一手提拔的总理吴作栋还曾就李光耀家人购置房产涉嫌折扣进行了调查。

经过调查，李光耀和家人并无问题，他却又主动将此事提交国会讨论，连反对党议员也表示折扣没有问题。

正是这种防微杜渐，又毫不徇私情的法制原则，使得新加坡真正做到了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

时至今日，新加坡在全球最廉洁政府的排名一直名列前茅。

4

新加坡政府的管理模式

李光耀的华裔身份，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熟悉和热爱。因此，他融合法学和儒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体制——大家长管理模式。

虽然这种模式被人诟病为“独裁政治”或“强权政治”，但李光耀始终是以务实的态度来治理新加坡。

他说过：“我并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

比如，新加坡赶走了英国统治者，却保留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就是李光耀坚持在多族裔的国家背景下，希望通过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言，作为新加坡人共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追求基础。

李光耀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也不只是基于政治考虑，更多是基于经济战略的角度，希望能让新加坡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作为新加坡的“大家长”，看到未来的同时，李光耀也关注到国内散漫的社会环境，更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李光耀曾经历过新加坡的日据时期，那时物资匮乏，人人生活都非常困难。但他也看见由于日本统治者严酷的统治政策，社会治安却异常良好，让他对严刑峻法的威力深信不疑。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新加坡需要铁腕！我花一辈子才建立起这一切，只要我还在，就不允许任何人来毁掉它！想跟我对着干的人，得戴上指节铜环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伤我，比我能伤你还多，那就试试看。”

因此，新加坡在继承了英语的同时，还继承了英国殖民者时期的鞭刑。由于这项刑罚让受刑者臀部皮开肉绽，痛不欲生，事后还要遭受精神上的羞辱，许多犯罪者情愿被多关几年，也不愿遭受鞭刑。

新加坡法律中一共有超过40种适用鞭刑的罪行，例如抢劫、破门行窃、强奸、非法走私或贩卖毒品、敲诈勒索、非法贷款、破坏公物等。值得一提的是，国内传说“新加坡吃口香糖要被鞭刑”纯属以讹传讹。

新加坡虽然禁止进口口香糖，可却从未把售卖或食用口香糖定为适用鞭刑的罪行，非法进口口香糖顶多只会被罚款。

不过，如果将口香糖残渣随处乱吐，甚至签证过期非法滞留超过90天，被抓住后就有可能要品尝下“鞭刑”的滋味。

所有严格的管理和苛刻的法条，其实都是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初期，为了铲除社会腐败和震慑犯罪特意定下的“规矩”。

这或许就是李光耀治理国家的态度，不施“霹雳手段怎显菩萨心肠”。

李光耀治国理念，受到的是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论点影响，他始终认为个人效用必须服务于集体需要，个人自由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不应成为社会的终极目标。

但是，这不代表李光耀不关心人民，他可能比大多数统治者更关心每个人具体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问题。

5

新加坡的民生扶持

说起来，李光耀最先关注的是新加坡政府机构的空调温度。

李光耀接受外媒的一次采访时，被问起新加坡成功的秘诀，他提到，除了多元文化包容背景。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冷气机（空调）。

李光耀还真不是开玩笑。

新加坡地处热带，因为常年受赤道低压带控制，平均温度基本都在23至34℃之间，是个地地道道的热带国家。

担任总理后不久，李光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筹措巨资在政府大楼安装那时还很少见的空调，温度就设定为22℃；就连他也要求自己的睡房和工作环境必须永远保持在19-22℃之间。

他经过调查，认为22℃是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才是公务员高效工作的关键。

据说，也是因为李光耀的这个要求，使得新加坡如今除大型公共场所为18℃，办公场所基本保持在22℃，室内室外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

小小的空调，其实也是李光耀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最基本的东西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李光耀关注的自然不止公务员，老百姓的生活才是他最关心的。

毕竟“强权政治”虽然可以使人民惧怕法律，但不可能使人民信赖和尊重政府，只有真正将民生福祉贯彻到每个人，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新加坡政府以“居者有其屋”为目标，这是李光耀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口号，政府在那时投资兴建了大批公共房屋，即大规模建设的高层住宅“组屋”。

为了真正帮新加坡人解决住房问题，政府将组屋的购买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公民身份、家庭和月薪。前两个为基本条件，优先考虑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后一个为参考条件。

最初，新加坡政府规定只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才可申请；80年代后逐渐从2500新元，放宽到3500新元，从而保证了80%以上新加坡家庭能够住进廉价的组屋。

随着人们住房条件的不断改善，李光耀政府还建立公积金制度，起初是为了作养老退休金使用，随后改为可作为组屋购买的首付和还贷使用。

此外，新加坡的组屋还建立了价格不与地价挂钩原则。无论建筑成本或地价怎么上涨，所有成本均由政府承担，不会通过提高房价转嫁给购房者和申请者。

这么多年来，哪怕新加坡政府在组屋项目中负债累累，依然不改在住房领域的投入和支持。比如2022年，新加坡政府公布财报显示，负责组屋的建屋局财政赤字达到了43.6亿新元，同比增长86%，创下历史新高，但所有组屋依然维持原价不变。

此外，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和购房者，新加坡政府还通过补贴的方式提供经济支持。对所有低收入家庭和购买小户型购房者，给予相应的资金补贴，让他们可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房屋。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新加坡人可能一年都不会下厨房做饭，原因是其居住的地区附近肯定有一个小贩中心（类似我们的菜市场）。

既然一日三餐都可以在小贩中心解决，也就不用做饭了。

小贩中心里的店家是新加坡早年的街头小贩，只是如今都被“收编”到了整齐干净的室内。

和“居者有其屋”一样，新加坡政府针对街头垃圾成堆，食物卫生堪忧的街面摊点，从1968年开始便进行登记造册，将他们转移到固定地点做生意，同时开始修建小贩中心。

如今，大大小小的小贩中心遍布新加坡各地，同时接受国家环境局的小贩中心司直接管理。

政府管理者会定期巡查，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对小贩的处罚极为严厉，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开业。

李光耀政府时期开创的各种管理和福利制度，一直贯彻至今，不仅保证了政府廉洁高效运行，也让人们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可以说，正是李光耀及背后团队稳稳操控着新加坡这艘巨轮，才让这个新生国家在世界大潮中迎风破浪，经济飞速发展。

6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由于李光耀及其继任者，以及身后的人民行动党有着良好的廉洁高效名声，并能保证政策前后一致，使得每次选举，大多数新加坡人还是将选票投给了人民行动党。

稳定的政局，也让新加坡通过经济提升，实现了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社会与政治自由。

那么，新加坡的经济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首先是新加坡的先天地理优势，早在英属殖民时代，新加坡就已经是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

源源不断的欧洲商品经新加坡运到东南亚和中国，再将这些地方的矿产与特产再由新加坡运回欧洲。

二战爆发前，新加坡就已经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因为贸易发达，新加坡还拥有十多家世界级的银行，金融业务随即发展起来。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保留了英属时期的金融业务。高效又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特别是自由港的身份，让新加坡迅速跻身世界金融中心行列。

随后的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可以说是凭借其一己之力，强行进入全球化。

新马分家后，印尼又与新加坡搞贸易摩擦，加上英军撤出新加坡，新加坡失业率达到了14%，GDP暴跌了20%，国家接近崩溃。

李光耀果断提出新加坡必须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简单说，就是充当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为了扩大加工业规模，新加坡将偏僻凶险的沼泽地修建成裕廊工业区，吸引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纷至沓来，新加坡逐渐成为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之一。

在此期间，电子加工业也成为新加坡的支柱型产业，并带动新加坡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李光耀看到马六甲海峡每天往返越来越频繁的油轮，意识到石油产业所蕴藏的巨大利益，通过填海造地将裕廊以南的七个小岛合并为一个大岛，专门发展原油加工业。

随后二十年间，裕廊岛上的炼油厂从一家扩大为八家，新加坡成为了仅次于休斯敦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其出口总额占全球总量的约25%。

新加坡也借此推动石化产品向乙烯、丙烯等下游产业延伸，逐步形成庞大的产业集群，年总产值约占到新加坡制造业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

如今，新加坡已是全球第二大集装箱港，全球第三大商品交易中心，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

其中，新加坡制造业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助听器市场，五分之一半导体市场，全球收益最高的十大药物，有四种在新加坡生产。

截至2022年，对新加坡GDP贡献最大的四个行业分别是制造业（21.6%）、批发贸易（18.6%）、金融保险（13.5%）和运输仓储（10.4%）。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高附加值制造业仍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其中秘诀，就是其精心规划和运营的产业园区战略。

从上世纪70年代正式将制造业作为支柱产业开始，新加坡兴建了大批技术密集型工业园，最大限度地提升土地使用的集约化功能。

按照“先规划，后运营”的原则，无论是80年代的专业型园区，还是90年代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均是新加坡定期调整和优化策略的具体体现。

在各类产业园区的开发过程中，资金筹集、土地使用、招商引资等均采用政府统一规划，专业化分工建设、管理和服务协调相配合的发展模式。

此外，新加坡经济还有个直接的助力，便是新加坡政府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持有几乎所有大型企业的股份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淡马锡。

据估算，淡马锡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总资产规模约为430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7位，年平均回报率接近15%。

关键是，淡马锡不仅帮新加坡政府赚到了真金白银，还能随时为新加坡企业注入发展所需资金。

专业高效的管理和资金的有效配制，才让新加坡制造业体系具备了随时应对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变化的灵活性。

7

新加坡的地缘政治

不过，无论新加坡经济多么发达，永远是一个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生存的小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也让新加坡与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十分微妙。

虽然从历史到文化，尤其是人口占据多数的华裔，新加坡与中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但并不代表新加坡在政治上一直倒向中国。

新加坡500多万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可经过多年的西方文化洗礼，许多新加坡华人说英语，吃西餐，除了外貌差异，整体文化习惯其实与西方并无太大差异。

新加坡长期信奉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专注于实现国家的实际利益和目标。这种策略在外交上就是强调灵活性、务实性和适应性，而不是坚持特定的政治或经济理论。

因此，虽然新加坡与美国有安保协议，还允许美军驻扎，却拒绝卷入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击行列，不愿成为美国围困中国的一颗棋子。

新加坡对自身有着清晰的认知：国土面积狭小，毫无纵深空间，一旦卷入大国冲突，国家必然面临极大威胁；新加坡更深知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紧密相连，中国成为贸易伙伴，那是最可靠的朋友，若为敌人，就会是最可怕的对手。

大国面前保持中立，自然成为新加坡最明智的选择。

只是这种“中立”带有明显的时代背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受到李光耀的影响，中国和新加坡彼此走得很近，两国领导人还实现了互访。

90年代，大批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学习考察，带回了保障房、公积金以及车牌拍卖制度。那时，新加坡从不掩饰和中国的渊源，街巷间常见条幅“讲华语，是福气，别失去”。

可到了2009年至2015年，新加坡的时任领导人便常常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大放厥词。

2018年之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关系紧张后，新加坡又主动与美国拉开距离，甚至还不断提出美国对华脱钩破坏世界稳定等论调。

新加坡这些看似有些“墙头草”的行为，实质正是自身在地缘政治游戏中追求自主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即力求在保证自己地缘安全和经济联系基础上，努力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一席之地。

保持中立还有个重要因素，新加坡多年的威权政治虽然带来经济的强劲发展，国内福利保障制度完善，但新加坡人过得并不轻松。

2020年，在英国的一份世界国家的工作时间调查中，新加坡人的劳动时间位列墨西哥之后，为2238小时，排名世界第二；而在同期的疲劳度调查中，新加坡人的疲劳得分则最高，为7.2。

这个追求效率不养懒人的国度，没有最低工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人生轨迹从小学毕业的分流就已注定，成绩优异者成为社会精英，更多人则成为技术工人。

新加坡年轻人也越来越反感一成不变的生活，甚至在网络上愤怒留言“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吗？”

好在新加坡并不是固守不变的国家，只要需要，一切都可以变。

诟病已久的教育制度，被提上改革日程，全面改革时间设在2024年；圣淘沙的鱼尾狮，耸立20多年，曾是新加坡国家标志，因为地区开发，仍被政府下令拆除。

变与不变，其实都是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内核——灵动与务实。

2013年，李光耀在自己最后一本书《李光耀观天下》中，回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刻。

欢迎晚宴上，邓公举杯向李光耀请教国家管理的成功经验。

李光耀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是从中国的广东、福建南下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你们却很多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我相信，凡是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书中最后写道：

“他返回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