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宋代金银器业发展状况

金、银作为贵重金属，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财富的代表，也是珍贵而奢华的装饰及实用材料。

金银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富足之后而大量出现。有宋一代，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福建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诸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金银器的产量、技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表明，宋代福建是全国最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之一，其生产制造和加工工艺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笔者经多年努力，收集并整理了近40多年来福建省内出土的宋代金银器资料。这些金银器，器形丰富，工艺精湛，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是研究宋代福建手工业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审美取向等诸方面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商品流通顺畅，南方各省民间的金银器在器型、装饰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共性，因此，福建出土的金银器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研究提供参考。

| 考古发现情况 |

近40多年来，福建文物工作者在全省各地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并出土了一大批宋代金银器，为我们研究宋代金银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经梳理，主要的发现有：

福州地区

1.福州黄昇墓 位于福州市第七中学，1975年10月发现。出土有金银器共六类8件：银盅1件，口径7.7、底径4.5、高2.2厘米；银盖罐1件，通高7、口径3.3、底径4厘米，盖上刻荷叶纹图案；银对蝶1件，每只体长4.7、翼最宽处1.8厘米，两蝶头部相向对接，形态生动逼真（图一：1）；双凤圆金坠（图一：2）1件，直径6.5厘米，状如盖盒，由带有子母口的上下两部分扣合而成。上下面均以錾刻联珠纹组成的双凤莲花图案为主题纹饰，四边各有对称梅花纹一朵，有小孔穿丝线系于佩绶；鎏金心形银薰盒（图一：3）1件，长7.2、宽5.5厘米，上下两面以子母口扣合，双面均用银丝焊成各种花朵，通体鎏金，尖端穿孔，尚存丝条残迹；银钗3件，长9.9～16.8厘米，分别插于发髻正中和两边，鎏金，顶部空心雕花[1]。

图一 黄昇墓出土金银器

2.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 位于福州北郊茶园村，1987年发现。出土有“转官”镀金银帔坠（图二）、柿蒂盖银粉罐、花纹银粉盒、素面银粉盒、金包背牛角梳等共6件[2]。

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转官” 镀金银帔坠

3.福州茶园山宋代许峻墓 位于福州市杨桥中路茶园山小学内，1990年3月该校修建操场时发现。出土的银器有：鎏金双凤纹银碗（图三：1）、鎏金菱花形银托杯（图三：2）、鎏金银镜盒（图三：3）、鎏金瓜形银发冠（图三：4）、鎏金双鱼形银饰（图三：5）、荷叶形盖小银罐（图三：6）、鎏金银执壶（图三：7）、鎏金银盏（图三：8）、钵、盆、洗、、碟、渣斗、壶、筷子、汤匙、鎏金如意云纹银粉盒（图三：9a、9b）、心形香薰、蝶形饰、条脱等共28件[3]。

福州市南宋许峻墓出土金银器

4.福州市冶山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地 1998年发现。出土有：银扣碗（图四）1件，口径9、底径3.2、高3.2厘米。银扣碗白瓷质，敞口，浅腹，矮圈足。覆烧，内外及圈足均施白釉，碗底印有一朵小梅花，在口沿包裹一圈银饰[4]。

图四 福州市冶山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地出土银扣碗

| 闽北地区 |

1.邵武故县银器窖藏 位于邵武市故县老鸦窠山庵窠,南距富屯溪约1公里。1980年9月，邵武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庵窠平整场地，于一座古建筑基址下2米深处发现一件宋代绿釉陶罐,罐内藏银器140多件，以各种器皿、饰件为主，大部分保存完好[5]。

器皿类

鎏金莲花银杯 8件。通高约5.5、口径约8.5厘米。六瓣莲花形杯身，其中一件杯底附六瓣花形空足，其余为外撇圈足。杯身内壁口沿下压印一道连续六瓣小花图案，杯心凸印多种花卉纹。口沿及杯心凸花部分鎏金（图五：1a、1b）。其中五件于圈足内壁铭刻“星口”二字，“口”字为双勾勒。

鎏金菊花银盏、盘 各1件。盏径9.1、残高3.5厘米；盘径16.5、高2.5厘米。皆为重瓣菊花形，杯心与盘心凸饰花蕊。花瓣边缘与花蕊部分鎏金（图五：2a、2b）。

鎏金梅花银杯、盘 各1件。杯径9.1、高5.1厘米；盘径15.8、高1.2厘米。皆作五瓣梅花形。盘平底宽沿。杯底附五瓣花形外撇空足。盘沿与杯足錾饰鎏金图案。盘内与杯内皆压印鎏金凸花“梅花临水”“新月当空”等浮雕图案（图五：3a、3b）。

鎏金八角银盘1件。八角形，长17.5、宽13.4、高1厘米。宽沿平底，沿上錾刻连续菱格纹。盘底凸印亭台楼阁、戏曲人物、如意云头、龙、凤、花草池鱼等纹饰（图五：4）。

鎏金夹层八角银杯 1件。八角形，杯口长9.3、宽7.5、高5.5厘米。口沿下錾刻卷草纹图案一道。杯心錾刻《踏莎行》词：“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踏莎行。”（“踏莎行”系宋人常用的词牌，又名“喜朝天”“柳长春”，双调小令，五十八字。）杯身外壁分八面，每面分上中下三格。上格錾刻卷草等图案，下格錾刻如意头等图案。中格压印凸花画面，表现杯内所刻《踏莎行》词意场面。杯足錾刻卷草图案（图五：5a、5b）。

鎏金双鱼银盅 6件。口径约8.5、高约3.6厘米。直口，口沿外卷并鎏金，底微上凸，无足。内底压印凸花鎏金双鱼图案。其中三件外壁口沿下打印“□□门里”四字铭及“尹一郎”三字铭（图五：6）。

鎏金圈足银盅 11件。口径约8.2、通高约4.1厘米。直口、浅腹、圈足外撇，通体光素无纹。其中7件口沿下打印“吴七郎造”四字铭。另三件足内加封，其上打印“李四郎”三字铭（图五：7）。

八角银碟 9件。口径约12.9、高约0.9厘米。八边凹角、宽沿、平底无足。沿上錾刻卷草图案，碟心镌刻折枝牡丹（图五：8）。

银小漏勺 5件。勺径约2.6、通长12厘米。勺面为镂空菱花形、柄端作鱼尾状（图五：9）。

图五 邵武故县银器窖藏

饰件类

银镯 7件。其中凸花镯2副，呈扁带状，两端较窄，不相连接。一副镯面捶打出多种凸花瓜果图案；另一副镯面为凸花折枝花卉。

银跳脱 11件。由细银条盘旋而成，呈弹簧状，长短不一。其中一件打印有“吴七郎造”四字铭。另一字打印有“元□□□□□”六字铭。

银袖箍 21件。用印有凸轮纹的宽带状银片弯成，两端不连接。直径约6厘米，箍面宽1.9～2.9厘米。箍面凸轮纹分别有二道、四道、五道、六道的，其中两件有一端打印“元良”二字铭。

银发钗 27件。部分银钗通体鎏金。长9.6～15.8厘米。均为双股，分“U”形和连续“W”形两种。“U”形钗的钗头除素面外，还有饰细旋纹、竹节形纹、捶錾凸花。钗尾多打印字号，其中可辨识的有“朱十二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

银发簪 11件。长13～16厘米不等。单股中段较细，多为空心。有的通体或钗头鎏金。其中五件钗头分别捶打出菊花、荔枝、凸棱格花。

此外还有鎏金银凤簪、鎏金双鱼银佩件、鎏金凸花环形银饰件、兽面银泡、压胜钱及银练等。

货币类

元宝形银铤 1件。重450克。残银铤1件，正面凿有“三十二”字铭，重104克。

银条 1段，长9厘米，重192克，两端有凿裁痕。

凿形银铸块 1件，重190克。

2.邵武黄涣墓 1998年11月，邵武市水北镇故县发现古墓一座，出土银器有杯、盒、笼、瓶（图六：1）、渣斗（图六：2）、匙、勺等18件[6]。这批银器与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装茶末的盒子（图六：3）、置茶饼的茶笼、量茶末的匙、勺（图六：4）；长颈银瓶是装匙的容器，渣斗则是茶饮中不可或缺的洁具；漆茶盏、漆盏托，口沿与底足镶以银扣，组成一套精美的茶具（图六：5）。

图六 邵武黄涣墓出土金银器

3.泰宁银器窖藏 出土银器有：银鎏金瑞果纹圆盘、银鎏金云龙纹椭圆盘、银鎏金狮戏绣球纹八角盘、银鎏金夔龙狮球纹八角杯、银鎏金行龙折枝花卉纹杯、银鎏金“寿比仙桃”杯、夔龙纹双耳三兽足银鼎炉、银执壶、银鎏金香草龙纹贯耳投壶、仙鹤花卉纹瓜棱银盒、小银杯等二十二件[7]（图七）。

图七 泰宁大龙乡金银器窖藏

4.沙县驸马墓 位于沙县夏茂镇李窠村西南面的山坡上，2003年6～8月，发掘出土有盏托、盒（图八）、盏、炉、小罐、投壶、烛台、发簪等19件银器[8]。

图八 银盒

5.将乐积善宋代墓群 位于将乐县水南镇积善村，出土银发钗1件、银烛台2件。银烛台高18.8、底径10厘米，呈塔刹形，尖锥顶。台柱为实心，上部有两个承接烛盘的圆箍，烛台（盘）已遗失。喇叭形足，器壁较薄[9]。

6.将乐大源宋墓 群出土银发簪1件、银发钗2件（图九）、银香薰1件[10]。

图九 银发簪、发钗

7.将乐万全吴地宋墓 出土银发钗1件，长21、宽0.9～1.2厘米，用一根细长条银条弯制而成镊子状。一头呈尖锥状，通体磨制[11]。

8.将乐寺许宋墓 位于将乐县古镛镇胜利村寺许自然村，2006年发现，出土有银器共16件。品种有心形饰件、鎏金发簪、发钗、筷子、长柄匙、笔帽（图一O）等[12]。

图一O 将乐寺许宋墓出土银器

| 闽东地区 |

1.福鼎市白琳镇三福寺双塔 位于福鼎市白琳镇下炉村柘里自然村三福寺正门前方10米处。1986年对塔身进行维修，在三福寺周边清理出土了宋代石槽、青白瓷小碗、筒瓦等遗物，在顶刹出土有鎏金银佛像1件、银佛像1件、银小圆盒一个[13]。

鎏金银佛像（图一一：1a、b）：高4.8、宽2.3厘米。造型呈扁平长方形，立于长方形底座上。正面刻有立佛，身披袈裟，衣袖下垂，头戴三角形礼帽，双手合掌。顶上刻有“龙宫”二字；背面磨平，阴刻楷书，竖写三行，“信女陈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银佛像（图一一：2）：高4.5、宽2.4厘米。造型与上件略同，立佛身披紧身袈裟，方形底座上阴刻楷书“黄知孤舍佛一躯，舍生同佛果”。

银圆盒（图一一：3）：口径2.3、高0.8厘米。圆形、子母口，盖面微弧、底面上凸。素面，出土时内盛宝珠。底面中央阴刻两行楷书“四息三有，同超法界”，边缘一圈顺时针阴刻楷书“信女黄四娘舍宝珠二匣镇于宝塔共愿报”。

图一 一 福鼎三福寺双塔出土金银器

| 宋代福建金银器的工艺特点 |

上述福建地区发现的二、三百件宋代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窖藏中发现的数量大，如邵武故县窖藏，一次就出土140余件金银器，数量惊人，且制作精美，推测为遇战乱时慌忙埋藏起来的，至于物主后来为什么没有取出，就不得而知了。

金银器种类有生活用品、化妆用品及首饰、佛教用品和货币类等。其中生活用品有碗、杯、盘、碟、盏、壶、执壶、盅、盆、盏托、炉、小罐、渣斗、筷子、笼、瓶、汤匙、勺、漏勺、笔帽、投壶、烛台等；化妆用品及首饰有镜盒、粉盒、双鱼形饰、心形饰牌、凸花环形饰、心形香薰、蝶形饰、条脱、袖箍、发冠、发簪、发钗等；货币类有元宝形银铤、兽面银泡、压胜钱及银练、凿形银铸块等；佛教用品有佛立像等。

从以上出土金银器分析，宋代福建金银器制作水平在前朝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器形更加丰富、形体更加轻薄精巧，呈现素雅秀丽风格，生活气息也更加浓厚。其制作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较多的工艺创新

（1）浮雕凸花工艺大量盛行。尤其高浮雕凸花，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很有特色的装饰技法。这种半立体形高凸花，制作技术复杂，难度很大。泰宁窖藏中的鎏金瑞果纹银盘、鎏金狮子戏绣球纹银盘、鎏金行龙折枝花卉纹银杯（图七）等都是高浮雕凸花装饰技法的代表作。

（2）普遍运用锤鍱、錾刻、凿印、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高浮雕凸花工艺离不开高超的锤鍱和焊接技术。镂雕技术更趋完美，并往往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福州黄昇墓出土的鎏金心形银薰（图一：3），由两个心形的银片扣合而成，镂空的花形纹样由银丝堆累焊成，显得玲珑剔透。

（3）夹层铸造和重瓣技法的运用，增强了金银器的厚重视觉效果，特别是夹层铸造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罕见。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内壁素面上錾刻文字，与外壁上的凸花纹饰分别制作，最后合璧，这样内外壁既互不影响，又相得益彰；鎏金菊花银盘（图五：2b），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将盘内底作成花蕊，盘内壁作成两圈细密、规整的花瓣，整体呈现出繁复、精美又富丽堂皇之效果。

（4）鎏金器数量渐渐增多，并占到一定比例。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银器达三十余件，且件件制作精美。福州许峻墓的鎏金执壶、碗、盏在器物上刻划梅花、花鸟图案，再施以鎏金，美轮美奂（图三）。

2.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如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等

杯、盏、盘有圆形、五角形、五曲形、六角形、八角形、重瓣菊花形、瓜形。梅瓶等是新出现的典型物。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各式花形杯、碗、盘、盅、碟等，也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

3.出现较多的以写实手法表现的植物花卉瓜果装饰纹样

繁复的曲瓣花形，往往根据器壁式样，采用因器施画的布局形式，达到装饰与造型的和谐统一。如五曲梅花银盘（图五：3b），盘心凸印月亮、折枝梅花和海水，层次分明，布局精妙，充满诗情画意；团花造型的碗、盏，则以器内底作花蕊，器内壁作花瓣，构思极具匠心，使器物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图五：1b、2b）；还有一些器皿，如邵武故县出土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a），其器壁外的主题纹饰以开光形式分布八面，上下边饰花叶、卷草，纹饰布局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很好地表达了主题内容。

4.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银扣碗（图四），在瓷碗的口沿镶银扣；邵武黄涣墓出土的漆茶盏、漆盏托（图六：5），口沿、底足镶银扣；福州北郊茶园山出土的“转官”心形佩饰（图二），通体镀金，牛角梳用金边包背等等。反映了宋代社会之富裕阶层极为考究的生活习性。

5.出现许多匠名铺号，体现出强烈的商品经济特征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金银作坊、商铺间竞争加剧，反映在器物上，就是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制业者往往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在金银器上，如上文所述之“张念七郎”（图三：9b）“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元良”“朱十二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等。这些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

6.诗词刻铭装饰开始流行

除了在金银器上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外，还出现了用诗词铭刻作装饰的风气，如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b），杯内刻《踏莎行》词一首，与外壁装饰的建筑、戏曲人物相呼应，既增添了观赏性，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

7.佛教题材的金银器增多

此种器物多用于供奉，往往刻有铭文。福鼎三福寺塔刹中出土的两尊鎏金银佛像器身上刻有“信女陈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黄知孤舍佛一躯，舍生同佛果”；盛有宝珠的银盒，器底刻有“四息三有，同超法界”“信女黄四娘舍宝珠二匣镇于宝塔共愿报”（图一一）。说明宋代金银器已成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

| 宋代福建金银器手工业繁荣的原因 |

据统计，迄今为止，国内已见发表资料的宋代出土金银器近千件[14]，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占全国四分之一还多。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金银器手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究其原因，结合史料可作一探讨。

1.丰富的金银矿产资源

宋代福建金银矿产资源和采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全国最重要的银矿中心。金矿有汀州一处，《闽书》记载：“金矿。宋天下州郡金冶十一，汀其一，岁贡金一百六十七两。”[15]而银矿数量庞大，宋代全国有矿场51处，而福建就有26处，超过半数。朝廷当时设立了三个管理金银业的机构——监，其中一个就设在福建建州——龙焙监。“银矿。宋产银之监，天下有三，闽一，建州曰龙焙；场五十一，闽二十有六：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严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磥祭。冶，天下八十四，闽六：汀、漳、泉、福州、南剑、邵武。”[16]

2.政府对金银业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
准许人民自由开采矿山

宋时，金银采冶业每个单位下分“场”“冶”“坑”。“场”是采矿场；“坑”即是矿，每个场下管若干个坑；“冶”是冶炼厂，矿石材料往往靠数个采矿场供应。官府不具体经菅，只在重要矿冶中心设有“监”“务”主管征税事务。宋代时福建矿业在全国名列前茅。《宋史·地理志》所载宋代银出产地，福建在宋代福建路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的17个县有40个银场。闽北则是主要矿区：建安有石舍、永兴、丁地三银场。浦城有余生、蕉溪、角竹三银场。建阳、政和、邵武、光泽有太平银场……《文献通考》卷二十二载，元丰年间全国各路进奉金银的数量大约16万两，而福建路就有了3.7万两，约占全国五分之一。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三载：元丰元年（1078）产银量较多的四个州中，福建南剑州的将乐县安福场以年产银51227两而名列第一。

3.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南宋时朝廷尽管退踞南方，但在灵活机制的激励下，商品经济发达，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讲究，促使金银器手工业更加发达。单就白银而言，南宋半壁江山的产量甚至超过了北宋统一时期全国的总量。迄今为止南方银器出土数量远超北方，南宋超过北宋。大宗考古出土的金银器很多集中在南方，如四川[17]、福建、江西[18]、浙江[19]、江苏[20]、安徽[21]等地。

宋代，随着封建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城市设有专门的金银店铺。《梦粱录》记载，当时的首都杭州，“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22]《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当时金银器的使用情况：“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23]

4.庶民生活富裕

金银是稀缺的矿产资源，原本只为皇室贵族阶层享用的金银器，随着宋代庶民阶层的日益富足而大规模流入民间，全面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使用金银器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从福州茶园山、邵武黄涣墓出土的金银器看，不但有生活用具、梳妆用具、装饰用品，甚至还有成套的茶具，反映出金银器已成为宋代富裕庶民阶层较为常见的生活用器。

注释：

[1]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

[2]福州市文物局编：《福州文物集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3]福建博物院：《福州茶园山南宋许峻墓》，《文物》1995年第10期。

[4]福州市考古队资料。

[5]王振镛、何圣庠：《邵武故县发现一批宋代银器》，《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6]福建博物院、邵武市博物馆：《邵武宋代黄涣墓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4年第2期。[7]李建军：《福建泰宁窖藏银器》，《文物》2000年第7期。

[8]福建博物院、沙县博物馆：《沙县宋代驸马墓考古发掘报告》，《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9]福建博物院、将乐县博物馆：《将乐县积善宋元墓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2009年第4期。

[10]将乐县博物馆资料。

[11]福建博物院、将乐县博物馆、三明市文管办：《将乐县万全乡吴地宋墓》，《福建文博》2004年第2期。

[12]见本期《将乐县古镛镇寺许村南宋墓清理简报》。

[13]郭芳娜：《福鼎三福寺双塔及出土的宋代文物》，《福建文博》2008年第2期。

[14]谢涛：《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成都考古研究》2009年00期。

[15][16]《闽书》卷之三十九《版籍志》，“何乔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

[17]沈仲常：《四川德阳出土的宋代银器简介》，《文物》1961年第11期；彭州市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2000年第8期。

[18]《江西省乐安县发现窖藏银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19]金柏东、林鞍钢：《浙江永嘉发现宋代窖藏银器》，《文物》1984年第5期；伍显军：《宋代温州金银器研究》，《东方博物》2005年第3期；吕海萍：《东阳金交椅山宋墓出土文物》，《东方博物》2011年第2期。

[20]肖梦龙、汪青青：《江苏溧阳平桥出土宋代银器窖藏》，《文物》1986年第5期；刁文伟、翁雪花：《江苏江阴长泾镇宋墓》，《文物》2004年第8期。

[21]舒城县文物管理所：《安徽舒城县三里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年第1期；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第3期。

[22][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载自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239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3][宋]孟元老：《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卷四，载自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26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图文来源：《福建文博》2018年02期

作者：陈邵龙（福建博物院福建福州）

责编：静静

审核：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