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洞三载被一把火烧出！1984年东安县莫家山废煤洞白骨案侦破始末

1984年2月28日上午，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易江乡境内莫家山上的一个废煤洞里，突然窜出一团浓烟，烟雾中夹杂着使人翻肠倒胃的奇臭，向四周飘敞开去。

“煤燃火了，你们快来看呀！”从烟雾弥漫的洞口，钻出一个愣头愣脑的青年农民，边走边喊着。

“哈心，你在洞里烧了什么？早就废掉的老窿，哪来的煤？”他的哥哥刘思元问他。

“你们进去看吧，看看就晓得了。”被称为“哈心”的孙迪龙诡谲地说。

站在洞口的孙安林、孙安宋两兄弟和刘思元，手拿开山大锄，鱼贯地爬进洞口。余烟和臭味熏得他们直流眼泪，连声咳嗽。走进洞口六、七米的地方，发现在火星灰烬之中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还在冒烟。刘思元好奇地用锄头勾起，一把拖到洞口，借着微光一看，脸色立即吓得苍白：啊！原来是一些衣服碎片和几根人骨头。

几个人连滚带爬钻出洞口。

他们是易江乡田心村的农民。今天，他们四人相约上山来挖杉树苗，挖完杉树苗，在孙安林的提议下，一起来到煤洞口歇息。孙迪龙为了证明自己胆·子大，就和孙安林打赌，说他敢钻进煤洞，说罢，果然钻了进去，但刚刚走了十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捆塑料包，便划根火柴把它点着了。于是，煤洞里冒出来了浓浓的烟雾。

民兵营长苏清松得知情况后，当天就带着几个民兵上山查看，果然发现洞内有尸骨，他立即把这个消息托人报告了派出所。

消息传开，人们纷纷跑到洞里看稀奇，把已经搞乱的现场破坏殆尽。

3月11日上午，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郁济生、刑侦股长周新春、法医唐冬元以及花桥派出所长刘业锋等七人赶到现场。

这是一个废置多年的煤窑，洞高1.2米，宽1.3米，洞口布满了杂草和荆棘，洞内阴森潮湿，透着逼人冷气。在距洞口七米处，郁济生和干警们看到被火烧过后的残骸和衣物碎片，狼藉地散落在碎石泥浆之中。他们忍着令人恶心的腥臭和霉味，先拍照，后勘验。他们用手翻开每一块石头，搜寻每一条缝隙，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把能找到的大小骨头、长短发丝、衣服和其他残留物细心收集起来。

当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唐冬元猛然发现煤窑左壁有一个老鼠洞，他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半块手板大的印花被布，一小团棉絮和一些被老鼠啃剩的骨渣。

这样，他们在洞里一直忙了五个钟头才离开。

回到局里，他们经过整理，尸骨共有五十四块，可只是人体完整骨骼的四分之一，而且多数已经缺损，只剩颅骨、肩胛骨，小腿胫、腓骨比较完整，在一堆7公分长的毛发中，有一小撮白发。衣物中，一二件月白色的确良衬衫和一条铁灰色男式长裤基本完整，还有一只蓝的卡衣袖，一片红绒衣残片，一只用一根天蓝色毛线锁了口的浅灰色毛线衣袖子。

此外，还有断麻绳十一节，塑料薄膜片十四片，腐朽的青布伞骨一把，手电筒碗扣一个。

在化验室里，法医唐冬元把残缺不全的骸骨勉强拼成一个人形后，死者的形象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

他，二十多岁，身高一点六二米，是一个挺健壮、挺精神的小伙子，留着平头的脑袋上有一撮白发。他的脑颅骨有三处凹陷骨折损伤，骨折处四周伴有五条长短不一的线状骨折及骨缝离合，腿骨与小片塑料薄膜紧紧粘在一起，没有穿鞋袜。由此推断，他可能是在熟睡后，被别人用钝器击伤头部脑组织致死，连同印花被用塑料薄膜捆扎起来，匿尸煤洞。

他的被害，已有两年以上时间。

紧张的侦破开始了。冷风劲吹，春寒料峭。在莫家山附近的山道上。周新春、唐冬元等侦破组成员为了弄清死者是谁，他们遍访了附近十多个村庄，对近四年来失踪和去向不明的人一一进行了查对。群众提供的十三名对象，一个一个被否定了。侦查员们抱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了县公安局。

夜深了，刑侦队办公室里灯光如昼。周新春和唐冬元还在灯下查阅资料，上万份寻找失踪人员的通报和来信来访卡片，堆在写字台上像一座小山。他们一‘份一份地仔细查阅，小山似的卷宗眼看查完，忽然，一封1981年5月的群众来信跳进他们的眼帘，他们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这是祁东县罗口町乡黄泥桥衬农民匡荣武要求帮助查找儿子的来信，信中写道：我儿匡求青，二十二岁，脑后有一撮白发，身高一米六二。今年三月十六日前往贵县南镇、大水等地做缝工，原定四月初返家，至今已过两月，杳无音信，请协助查找。

来信反映匡求青的性别、年龄、外貌以及失踪的时间，都与死者相符。周新春和唐冬元兴奋地站了起来，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走进了局长办公室。 ·

郁济生当即决定，由他自己带领唐冬元等三名干警，火速前往祁东调查。

4月19日，在匡荣武的堂屋里，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乡亲。郁济生把死者残存的衣物，让匡家的人辨认。当匡荣武捧着那条缝有两个表袋的铁灰色长裤时，双手颤抖起来。这不是儿子出门时穿的那条长裤吗？这还是与他姐夫用同一块布料裁制的！匡荣武的女儿也认出来了，那件浅灰色毛衣，是自己亲手为哥哥编织的，为了牢固，她特地用一根新的天蓝毛线锁了边。

三年来， 日也盼，夜也盼，苦苦盼望亲人归，今天盼来的，竟是可怕的噩耗。老人目光呆滞，老泪纵横，“咚”地一声跌坐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不幸的消息，使匡荣武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匡求青兄妹六个，姐姐已经出嫁，哥哥是聋哑残废，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尚未成人。前几年，农村生活艰难，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为了养家活口，他跟姐夫学会了裁缝。肩挑缝纫机，走乡串村，为人家做衣服。他的死，像晴天一声霹雳，年近花甲的匡朵武，经不住这一沉重打击，两天后便含恨地离了人间。老人弥留之际，再三嘱咐亲人告诉公安局，一定要抓到凶手，为儿子报仇雪恨。

匡家老少的悲惨遭遇，人民公安的神圣职责，激起他们更大的决心：哪怕千难万险，也要抓到凶犯，为民除害。

案情分析会在县公安局会议室进行了两天两夜。

是仇杀，奸杀，还是谋财害命？刑侦股长周新春详细汇报了调查情况，谈了他的看法：“大量事实证明，匡求青生前为人忠厚老实，行为端正，作风正派。除做衣服外，很少与女人交往。他平时对人和气，遇事能够容忍退让，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都不大。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他外出时挑着一台比京燕牌缝纫机、一台祁阳产的绞边机，戴着一块上海手表，背着一个黑色人造革两用包，脚上穿着一双武汉产的翻毛黄皮鞋。他行艺近一个月，身上肯定有现金。像这样单身一人在外，很奋易引起歹徒萌生恶念。他的死，很可能是一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案。”

大家基本同意周的分析，一致认为，要查出凶犯，首先必须搞清楚匡求青的最后失踪地点。

天渐渐黑了，雨越下越大，郁济生带着唐冬元沿着匡求青的行踪线路顺藤摸瓜。他们在乡间的泥泞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走着，浑身被雨水淋得透湿，裤腿上粘满了泥巴。下午，他们来到东安境内的大水乡新町村调查，村党支部书记张明九的儿子告诉他们，匡师傅在他家做衣服时，和自己共铺睡了三晚，最后一晚两人还去花桥乡贯门村看了电影，影片好像是《燕青卖线》和《包公赔情》。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为了弄清匡求青与小孩在贯门村看电影的具体时间，他们立即赶到花桥乡电影队，查阅1981年租片发票存根，终于查清楚他俩看电影的时间：四月十一日。

几路侦查员艰苦奋斗半个月，调查访问了八乡、五十多个村的三百多户人家，终于理清了匡求青当年离家后的行走路线：

三月十六日，匡离开家，去祁东山口湾乡，在姑父刘思深家做了六天衣服。

三月二十四日，进入东安县南镇乡的清水村……

……四月十三日上午。匡求青单身一人离开大水乡新盯村的泻塘以后，去向不明。

有人说，他往易江乡田心铺去了；有人反映，他到花桥乡贯门村邹家铺去了；也有人亲眼看见他到新町村孙家祠堂去了。

经过查实，当时确实有一个青年裁缝在田心铺和邹家铺做过缝工，但他不是匡求青。

可以认定：匡求青的最后失踪地点是孙家祠堂。

孙家祠堂离莫家山废煤洞一里远，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孙安林、孙安宋和老大孙安权三兄弟就住在村边的独户小院里。

侦破组决定以孙家祠堂作为侦破重点，他们先在本村和附近村庄，适当公布案情，发动群众议论，挨家挨户调查，赶蛇出洞。

田心村妇女曾爱玉证实：三年前，一个年轻裁缝在她家做了衣服后，到孙安林兄弟家去了。她忘记了裁缝的姓名，只记得约摸二十挂零年纪，留平头，脑后有一撮白发，身穿蓝的卡上衣，浅灰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翻毛黄皮鞋。一切特征都与匡求青相似。

孙安林本人也承认，当年确实有个青年裁缝来他家做过衣服，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不清，但他多次表白自己没有杀过人。

“哈心”孙迪龙主动向侦破组反映：洞是孙安林叫我去看的，火是孙安林要我点的，他们三兄弟做的事，反而怪到我的头上来了。

孙家祠堂的村民反映：侦破组进村后，孙家兄弟一反常态，十分惊慌。他们到处打听公安人员找了谁， 开了什么会，别人说了什么？孙安林还对参加骨干会的人说：“你们不要乱讲，乱讲会杀头的。”侦破组正在村里调查时，他又突然去了广东，据说是抓副业去了。

村里的领导介绍了孙家兄弟的情况：这三兄弟为人粗鲁，争强好胜，平时仗着兄弟拳头硬，在村里得罪人多。早两年，老大孙安权造了房子，手头拮据，铤而走险也是有可能的。加之他们住地偏僻，有作案条件。

侦破组还没有决定行动，村民们已议论纷纷都说：“这三兄弟是‘米筛罩麻雀飞不掉了’。”

侦破组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调查中孙安林表现惊慌，言语反常，后又去了广东，是不是畏罪潜逃？于是，他们决定先到孙安林的亲戚朋友家明查暗访，寻找证据。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一路上，三位侦查员迈着矫健的步伐，转过一个山坳，他们看见迎面走过来两名青年裁缝，挑着缝纫机埋头赶路。走在前面的师傅，二十六七年纪，身穿蓝的卡上衣，浅灰色长裤，脚蹬一双翻毛黄皮鞋。这身打扮，立即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就在擦身而过的一刹那，郁济生猛然看见那位师傅脑后有一撮白发，眼睛豁然一亮。他赶快捅了一下身边的周新春： “叫住他！”

“师傅，这么晚了还到哪里去做裁缝？”

“我，我们到田心村去。”两位裁缝被几名公安人员叫住，感到意外。 ·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郁济生盯住那位师傅问。

“刘志求，邵阳人。”

“三年前，你在这一带做过缝工吗？”

“我一直在这一带做手艺。”

“你缝的衣服，能辨认出来吗？”

“认得的。就是穿烂了，我也认得。”刘志求感到茫然。

“那好，请你明天认几件衣服。”

第二天，在田心村曾爱玉的家里，几件半旧的衣裤摆在桌上。这些衣裤中，有曾爱玉的，也有孙安林的。刘志求把衣裤拿在手上看了几眼，十分肯定地说：“这些衣裤，都是我做的。”他指着衣领和扣眼向公安人员解释：“你们看，我缝的衣领是鲤鱼鳞花纹，扣眼也和别人不同，绞成菊花形。”

原来，在孙安林家做衣服的，是刘志求，不是匡求青。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事。孙安林兄弟由于害怕连累自己，知情不举，言语失常，差点把侦破工作引入歧途。

那么，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

案件的侦破遇到了暂时的挫折。正在这时，零陵地区公安处派来经验丰富的刑侦科副科长陈昌龙协助他们破案。

月上中天，万籁俱静。侦查员住宿的花桥旅社楼上一间客房里还亮着灯光。陈昌龙听完大家的发言，站起来说：“从前段侦查的情况分析，凶手一定是个凶暴残忍、胆大妄为的家伙。他一定能接触死者，有作案条件，他一定是单居独户，距煤洞不远，熟悉地形，便于避开人们的视线，匿尸煤洞。因此，我们在侦破工作中，重点范围不能动摇，方法可以灵活多样。”

侦破组对孙家祠堂另外九户村民，重新摸底排队，逐户进行分析，否定了八户，只有一个名叫孙安铎的人，十分可疑。

此人三十来岁，平时为人凶暴，胡作非为。村民们反映，一次，他的父亲骂了他几句，·他竟残忍地把父亲强按在水库里，妄图把老人淹死。他平时就有偷鸡摸狗的习惯。三年前，有人看见他曾请过一位青年裁缝给他妹妹做嫁妆，但他矢口否认。更令人疑惑的是：他家原有一床印花被，近年来不见拿出来晒了。他家独居村边一隅，屋后有一条小路直上莫家山，可以不从任何人家门口经过。这一切，都说明孙安铎有重大嫌疑。

侦破组决定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深入调查，他们首先来到花桥乡中塘村，找孙安铎已出嫁的大妹妹摸底。周新春出其不意地问她：“你出嫁那年，在你家做嫁衣的匡师傅哪里去了？”她神情慌乱，答非所问，一会儿说是请师傅在自家做的，一会儿又说是托哥哥孙安铎在他家做的。周新春抓住她的回答前后矛盾，紧紧迫问，使她不得不承认当年是有一位匡师傅，给自己做过嫁衣，但是又说不知道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

突破一点以后，侦破组乘胜追击。唐冬元分别去问孙安铎的妻子和小妹妹：“那天，匡师傅在哪里吃的晚饭？晚上睡在谁家？”

他的妻子说：“匡师傅在我家吃过中饭，把衣服做好放在桌上就走了，下午我收工回来，没有看见人。”

他的小妹妹答道：“那天，匡师傅中饭晚饭都是在我家吃的，晚上睡在哪里我就不晓得了。”

显然，他的妻子说了谎话。

4月23日，郁挤生带领几名公安干警，来到孙安铎家，秘密地仔细查看了他的堂屋和住房。在左边住房炉灶旁的双扇门板的缝隙中，发现了一个褐色斑点，斑点开始发蓝，很像干涸的血迹和脑组织痕迹。郁济生迅速取下样品，经过化验，证明是A型人血，与从匡求青头发中化验出来的血型相同。

逮捕孙安铎的时机已成熟。4月29日，经过上级批准，安东县公安局拘留了孙安绎。

“孙安锋，你知罪吗？”

“我没有罪。”

“1981年，裁缝匡求青在你家做工以后，哪里去了？”

“我，我不知道。”

看来，不拿出一点证据，他是不会老实交代的。郁济生单刀直入，猛然发问：“你家的那条印花被哪里去了？”

这一问，击中了孙安铎的要害， 他内心一惊，脸色惨白，直冒冷汗。

“老实告诉你吧，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罪证。”

“扑通”一声，孙安铎跪在地上，浑身颤抖起来：“我坦白交代。人是我杀的。”

1981年4月20日深夜，在孙家祠堂一座偏僻的农舍里，突然亮起了豆大的煤油灯光。灯影下，就是这个孙安铎把正在熟睡的匡求青打死在血泊之中。

之后，孙安锋连忙从死者衣袋里搜出现金，取下手表，手忙脚乱地用自己的印花被把死者和他的衣服用一张长塑料薄膜包好，捆绑起来，第二天晚上，他又逼迫早已吓傻了的妻子，将尸首抬到山上藏在废煤洞里。几个月后，孙犯把死者的缝纫机、绞边机销赃到大水乡南头村的姨妹吴翠娥家，把手表卖给南镇乡刘家村的一个村民，又将死者的翻毛黄皮鞋埋在后山的松树下，将杀人凶器钢钎丢在垦旁的水沟里。根据罪犯的交代，侦破组一一提取了赃物和凶器。

埋洞三载的白骨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1984年9月下旬，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被依法处决，他告诉人们：罪犯隐藏得再深，也逃脱不了法律布下的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