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体、馆阁体……这些“官方精致”里藏着惊涛骇浪

晋佚名书曹娥诔辞

◎解三酲

展览名称：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

展览地点：辽宁省博物馆

展期：2023年11月24日至2024年2月24日

作为一个明清契约文书的研究者，不提防在“合规同矩——辽宁省博物馆藏正体书法精品展”看到了好几幅研究对象。

乡间契约的立契人或者代书人，一般并不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在我与契约的数年周旋中，见识了太多的“高低阔狭粗成行”，实在不知道“书”在哪里，“正”在哪里。大概只有不必要探知内容的观赏者，才会时刻葆有白谦慎教授欣赏街边“娟娟发屋”店招质朴字迹的乐趣闲情。

地契的书写

不过转念一想，当时的地契确实是最讲“规矩”的格式合同。核心内容无非立契人为什么要卖这片土地给受让人，地的位置和东北西南四至，所有的附随义务（“先问亲邻”）卖方俱已履行，后面是此地的赋税由谁负责、土地的处分权自此转移的套话，最后是落款、日期和花押。一百份、一千份，也只有人和地的不同，偶尔多出来的内容，那就是让研究者兴奋的切口。而契约上的字大多数虽然不好看，但连笔确实较少，提笔人已努力做到让后来看到契约的识字者——多半就是下一次转卖的代书人、过户确认盖章的官吏和纠纷处理的裁判者都能辨识。这是汉字最实际的应用，也是日常文书书写、百姓生活指南工具书的重点戏。

辽博此次展览由“正体的范畴”与“正体的应用”两个部分组成。前一单元主要展示了正式场合汉字书写由篆而隶、由隶而楷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作品，仅展一月的《晋佚名书曹娥诔辞》真迹自然观者拥台，毕竟《曹娥碑》虽不是谁都临过，但《三国演义》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的故事确实脍炙人口。

诏书与奏折

在“正体的范畴”这一部分陈列了大量青铜器、汉碑拓片、唐宋法书和对其学习、模仿之作。相比之下，契约所属的“正体的应用”或许更能令普通观众感到兴奋，尤其是其中第二单元的“文书官样”。那些抄写于五色织锦上的诰封，会比影视剧里口头表达的“奉天承运”更直观地让人感受到皇权带来的富贵。

不得不说策展人有些促狭，浩瀚馆藏中偏偏挑出了正德九年对时任吏部天官杨一清两任妻子的诰封进行展览。略知明史掌故的朋友此刻想必失笑，杨一清“生而隐宫”，生理缺陷导致无子可荫，只能封妻。夫荣妻贵，夫人一品，那些由最规整的“中书体”写出的“高门毓秀”“光生闺闼”等溢美之词，那至今仍然流光溢彩的锦缎，掩不住两位千金经受的人言与辛酸；夫妻生活难以和美，还要陪着宦海浮沉的丈夫一起抵挡正德前期因设计诛杀“立皇帝”刘瑾而掀起的层层巨浪。

此单元有下达的诏书，自然也配合展出了上传的奏折。首次对外展览的有晚清名臣左宗棠写于戎马倥偬之间的奏折，字体娟秀严整，背后则是一地的兵荒马乱。咸丰十一年年末，太平军驰骋江浙，杭州城破打乱了曾国藩、左宗棠先巩固江西湖北安徽一带“剿匪”成果的安排。左不得不赶紧驰援杭州，行文之间充满对浙江军务尤其粮饷筹措的牢骚。而在杭州等待他的，除了几年恶战之外，还有后期兴办福州船政局和收复新疆时的“钱袋子”胡雪岩。

殿试卷子

左宗棠后半生得意于沙场与官场，前半生在科场却有些时乖命蹇，功名终于举人。同一单元展陈的作品也有来自科场得意的两位榜眼的。他们在晚清天地之变中虽然不曾像左宗棠这样力挽狂澜、官高爵显，却也因为个人努力配合历史进程，而在历史连台本戏的关键回目发挥了提调之功。

一位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的榜眼余联沅，此次展出的正是他的殿试卷子。丁丑科殿试的四道策问是“传心念典之源”“建官考绩之政”“兴利重农之道”“训俗型方之规”，都是常规之问。余氏的作答也是循规蹈矩，唯有一笔馆阁真是秋毫不爽、精妙绝伦，历经百余年墨色仍然妍丽。

时人关于道光以降殿试取材偏尚楷法、忽略文章高下早有议论，毕竟殿试仓促之间，写完写好还不能写错，形式美就成了最直观也最重要的因素。像余联沅这样前科落第，因为善书考取内阁中书，日常负责朝廷文书抄抄写写的低层文官，可以在殿试因为地利人和、熟悉内容获得极大便利，也更容易得中。这自然算是当时的一种科举不公，却也是余联沅小楷水平极高的力证。

得中榜眼后，余联沅就像大多数的头甲进士一样，授职翰林、久任京官、长居台谏；也像大多数不谙实务的晚清京官一样，“以骂洋务为清流”，阻挠铁路修建、抨击李鸿章甲午求和。其占据道德制高点、引经据典的话术，和他在殿试卷中体现得一般无二。随后他外放福建，三年后因为办理洋务出色而转任上海道，其后送子辈留日、与诸国领事交好，最后在庚子年间与李鸿章的“钱袋子”盛宣怀一起艰难筹划、实际操作“东南互保”——这反倒成为其一生高光，死后由苏浙乡绅联名恳修专祠。二十几年后的人生大转弯如此，大抵是余联沅在殿试中，乃至翰林院、国史馆任上难以设想的。晚清颇有些由清流而洋务的科举小能手，推动学制变革的探花张之洞就是其中最为人所瞩目的一位。时代巨变，为其所裹挟的个人若不愿折戟，就只能转向。

奏折集锦

另一位“被展览”的榜眼则是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的吴士鉴，展出的是他1900年至1903年间于江西学政上的奏折集锦。吴士鉴在学术上以金石考订出名，是清末民初学术尤其敦煌学绕不开的大手。其仕途平顺，于江西学政任上选材趋新则是出了名。庚子乱后清政府也要中体西用地求新求变，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学制自然是变革的前端。士心浮动，主持科试的学政往往在出题时与其维新不如守旧，因此吴士鉴在其中颇为令人瞩目——此次展出的奏折中，吴士鉴或指出自己在江西各府学论学时，注重“以研求经史为博通群籍之源，淹贯中西为异日成材之本”；或考察府学教授、各县训导也留意有“洞明算术、学识甚优”者请旨予以嘉赏；或在学务之余保荐“深达时务”“办理路矿商民悦服”的萍乡县知县顾家相。端正小楷笔下自然流露出学风、士风对时代风气流转的唱和。

正体书法一旦定型，因其适用场合的重大而变化不大，明代的“中书体”、清代的“馆阁体”，此次都有大量展品展出。二者的区别无非是皇帝趣味的微调，总不离中正平和、刻意求工的大道。此时去到辽博，或许《曹娥诔辞》难见真迹，但另一特展《丹青万象——齐白石和他的师友弟子们》又刚拉开帷幕，齐白石所浸染的晚清碑学书风想必扑面而来。两相比较之下，形式的泼辣灵动、趣舍万殊自然是要看齐展，但时代变革的惊涛骇浪早已蕴藏在馆阁体的端正圆融之间。

图片来自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