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的当政机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中央不得已于1967年初在中南海怀仁堂设立了“碰头会”。
“碰头会”由德高望重的周恩来主持，参会人员包括了当时党政军的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商讨重要的国家大事，实际上，“碰头会”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机构。
从参会人员构成上来说，主要分成两派，一派便是当时主抓党政军工作的老干部，其中包括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三位老干部，因此后来被称为“三老四帅”。
当时“三老四帅”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了，陈毅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副国级领导人。
徐向前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副国级领导人。
聂荣臻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副国级领导人。
叶剑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副国级领导人。
李先念、谭震林也都是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副国级领导人。
李富春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属于正国级领导人。
另一派则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实力也不容小窥，他们分别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革委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委员等职。
姚文元是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等职。
谢富治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等职。
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前刚刚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本来江青也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应该出席会议的，但是2月16日这天，江青有事就缺席了。
在碰头会上，周恩来居中主持，中央文革小组都坐在左边，象征“左派”，三老四帅等老干部坐在右面，象征“右派”。
会场气氛沉重，因为这天要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上海造反情况的。
谭震林率先责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那么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扣着他们，不让来北京？”
陈丕显此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开始后，张春桥、姚文元便开始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为了能够打倒上海市委，张春桥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
他们拉拢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大笔杆子徐景贤，以及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张春桥是如何拉拢王洪文的。
王洪文在1966年11月，趁着文革爆发的混乱，集结了大量上海造反派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抱团造反。
然而上海市委认为王洪文的“工总司”成立方式是违反中央规定，拒绝盖章认证，当时中央要求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联”，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工总司”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狗急跳，11月11日鼓动造反派冲进上海火车站，并声称“有2万多人要乘火车到北京去控告”。
上海市委立刻安排人到车站去劝告，可是还是造反派还是登上602次火车，火车发到安亭车站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指示：“不要来京，就地解决问题。”
王洪文眼见大势已去，便策动“造反队员”在安亭车站卧轨拦截一列由上海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造成沪宁线铁路交通中断30多小时，近百趟客货列车停满在铁路上。
此举果然有效，华东局、上海市委不断派人来劝说造反派返回上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迫于压力也发电报要造反派返回上海，然而王洪文却无动于衷。
直到11月12日，张春桥从北京直接来到安亭车站，背着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代表中央文革与“工总司”进行谈判，与王洪文达成了协议，造反派才陆续返回上海。
从此，张春桥在上海，文有徐景贤，武有王洪文。
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前往上海，明确提出要“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权。
王洪文与徐景贤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上海市委班子，公开宣布：“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各级单位都被迫停止办公，随即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获得上海市的当政大权，是为上海“一月风暴”。
在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掀起“全面夺权”的序幕，全国动乱迅速升级，这就是2月16日碰头会所要讨论的内容。
所以，谭震林在碰头会上才会反问“陈丕显有什么问题？”
张春桥不亏是大笔杆子出身，面对谭震林的质问，一句话就让谭震林差点接不上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