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钟彬（1900～？？），1949年11月27日在涪陵被俘，被俘前职务是国民党川鄂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12月19日，钟彬的老同学、老同事、老上级宋希濂逃至川康边的沙坪，在大渡河边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俘虏。
七十多年过去了，钟彬被俘时的情形有多种说法，而更让人关注的是他的下落，一同被俘的宋希濂随后的人生轨迹人们耳熟能详，同为战犯的钟彬，其之后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目前市面上流传着一种较普遍的说法，采用的是台湾国民党编撰的《**人物志》，其中记载钟彬于1949年秋被俘，年底在北京的景山跳崖身亡。
对于此说法，假如你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地去看，只能微微一笑——国民党又在为自己找面子。早先，国民党就曾宣扬过大量英勇战死的所谓国军英烈，比如杜聿明、黄维等，等到这些人出现在被俘名单时尴尬万分。而关于钟彬的下落，大陆方面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也是台湾关于钟彬跳崖之说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钟彬被俘有多种版本。版本一：钟彬本在宋希濂司令部开会，听到解放军进攻阵地的消息，急忙赶回部队，在途中被俘；版本二：宋希濂集团的两个兵团被我军截断，20兵团司令陈克非一溜烟跑得飞快，后来找机会做了起义将领，而钟彬一定要去追部队，结果被俘虏；版本三：这个就有点扯了，说是蒋经国汽车轮胎坏了，取走了钟彬的小汽车的备用轮胎，导致他只得走水路跑路，终至被俘。
除了这几个版本，更有信服力的版本是钟彬坐船走水路，被解放军追上而被俘。“我们的船是天刚亮时，被解放军发现的。他们封锁了江岸，两面的制高点都是解放军控制，经过短暂交火，船被击穿进水。钟司令自已走下船，向解放军高声讲：“我就是十四兵团司令钟彬。”
关于钟彬被俘过程虽然多种多样，但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其被俘日期是1949年11月27日，完全不是台湾版的1949年秋天，这是其硬伤之一。这么短的时间，在当时那种情况及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可能迅速将其送往北京，也就更不可能给他机会跳崖了。何况，钟彬后来还干了一件流传很广的事，宋希濂、沈醉等人的回忆录都有记载，那是在1950年代，地点是重庆。
关于钟彬的下落，香港某刊物曾登载了一篇文章——《我与宋希濂同时被俘记详》，作者士心，这名一看就是笔名。该文作者称自己是宋希濂的部下，一同被俘，一同被关押于白公馆，且和钟彬有过数面之缘。该文提到钟彬的结局：“民卅九年二月间，钟彬在拘押中患了恶性疟疾，连续一星期之久，就不幸死去了。据守卫的共军说：‘钟彬死时，还在高呼：国民党万岁!校长万岁!’”对于这个，也只能呵呵了。解放军纪律严明，看守所的纪律是管教人员不得与被看守的战犯私下交谈。民国39年就是1950年，2月的时候重庆看守所还没成立。再说，就算他时间记错，可宋希濂回忆录中关于在重庆看守所的叙述中并未提到钟彬之死，他们俩的交情可比其他人铁得多。而且，钟彬如果早早死去，那他还怎么完成他的故事。
曾经在重庆看守所从事管教的一位工作人员姜昭阳所写的《西南公安部第一看守所改造国民党战犯纪实》，其中有几段写到： “1950年春夏之交白公馆看守所组建，首批收押的人犯就有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钟彬、曾扩情等”。 “陈赓于1950年6月在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等陪同下亲临‘白公馆’看守所楼上监房，看望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宋希濂、钟彬、曾扩情、刘进等人。。。中午，他请宋、钟、曾吃了饭，用餐地点在‘梅园’预审处的会议室。饭菜是干部伙食团做的，比较丰盛。。。”
只这些内容就将台湾的、香港的关于钟彬的结局的说法彻底推翻，你若不信当事人的说法，只能说你屁股歪了。
重庆看守所的地点是国民党曾经用来关押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白公馆、渣滓洞，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这用来关押国民党战犯。
宋、钟二人被俘后，钟彬与宋希濂等一批国民党高官一起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两位好友整日下棋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