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又一年。
网上关于古人说的“日月星辰”的“辰”到底指什么的讨论,也多了起来。
其实,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很纳闷这个“辰”究竟何指。
《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载,晋平公对臣下说:“多语寡人‘辰’,而莫同。”
这位诸侯说,不少人跟寡人我讲到“辰”,可是又说得不一样。
他也困惑——哪个对呢?
《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三辰旂旗”。《疏》:“日照昼,月明夜,星运行于天,昏明递匝,民得取其时节,故三者皆谓‘辰’也。”
这是说,“日”“月”“星”,皆为“辰”——“辰”就是指这“三样”。
同为《左传·昭公七年》载:“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
这又是说,“辰”,指日月运行中同处一个天域,这种情况一年中有十二次。所以,“辰”,又是“十二支”的统称。“十干”,则以“日”统称。
然而到了《左传·昭公十七年》,《公羊传》又说:“大火(心宿)为大辰,伐(参宿)为大辰,北辰(极星)亦为大辰。”
看看,看看——公元前500年之前,关于“辰”,就有这许多说法了。
古代典籍中,最早说到“日月星辰”的,非《尚书·尧典》莫属。
关于“辰”何指的答案,大概要到《尧典》中去找。
其曰:“(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这个“帝”,指帝尧,但理解为“天帝”应该更为准确。
“羲、和”,即后世所说的“伏羲”“女娲”。
《尧典》载,帝尧命令伏羲、女娲,虔诚地依顺广大神圣上天中“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恭敬地制定人(民)间的历法农时。
“日照昼”“月明夜”,日月各为独立天体,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星”和“辰”。
古代注疏《尚书·尧典》者,多认为“星”及“辰”是两回事——“星”就是满天的星;而“辰”,则指一年中日月的十二次交汇于同一天域。
不过也有不同见解。
较晚近的清代王引之则在《述闻》中说:“星者,辰也。……是星亦得谓之辰。”
他认为,“星”和“辰”是一回事,“星辰”是一个词。
《尧典》的典籍价值在于,其所记录的上古甚至远古先民“观象授时”的实践和理论,是无与伦比的。
因此,如果不把对《尧典》中所说的“星”“辰”与其记载的先民天文观相结合来考察,便不可能寻找到真正的答案。
《尧典》,还命“羲、和”责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管“四时”,观测“四季”太阳升落的地点和同时升落的恒星,由此来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二分二至”,并由此精准测定“东西南北”之“四方”。
显然,《尧典》所记载的先民“观象授时”的阶段,那时的古人,不仅通过日月来测定时间和季节,还通过“极星(北斗)”和“四仲星(四个季节中位于南方天空正中的星宿)”来测定时间和季节。
《尧典》所说的“天象”,与公元前四千纪前后的“星象”更为吻合。
别忘了,距今6500年的河南舞阳西水坡古墓中,墓主人身旁“苍龙星宿”“白虎星宿”以及“北斗”的蚌壳图案,已是最好的古天文学成就的考古实物证据。
其说明,那个时候的古人,已将“苍龙星宿”的“心宿”,即“大火星”或“商星”、“白虎星宿”的“参星”以及“北斗”,作为授时主星。
可以说,《尧典》所说的“星”,及至“北斗”“商星”“参星”等星宿。
而《尧典》所说的“辰”,则指日、月、星的“运行”——即包括“日月交汇”的十二次,又包括“北斗”“商星”“参星”的运行变化,还包括“四仲星”在每个季节仲月运行到南方天空正中等等。
《尧典》说的“日月星辰”,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非常重要的“时空”统一的动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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