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吴宓为什么不忘教师身份

几年前，著名演员孙俪主演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把那个100多年前令关中泾阳吴家在商界大放异彩的安吴寡妇周莹带入了人们的视线。在热衷于讨论跌宕起伏的剧情时，也有不少人因此知道，从剧中不那么起眼的吴家西院里，还曾经走出过一位学界泰斗，那就是周莹的堂侄——吴宓。

《那年花开月正圆》剧照|周莹和吴怀先

吴宓在学界有多厉害呢？他不仅被誉为我国的“比较文学之父”，在国内多所大学创办了比较文学系；

而且是搭建清华大学国学院的主要干将，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这四位著名的“国学导师”也都是受他邀请而出山的；

在东南大学就职期间，他一手创办的《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年代，依然高呼肯定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提倡中西融合，使传统文化在那个特殊年代也能傲然而立；

他一生执教半个多世纪，从祖国的东南到东北再到西南，说桃李满天下也毫不夸张，他的学生当中，仅广为人知的就有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季羡林、王力、查良铮、贺麟、何兆武、高亨……

关中道上的富家少年

吴宓原名吴玉衡，1894年秋季出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堡的吴氏西院——崇厚堂。作为当地累世的大家族，吴家的生意遍布陕西内外，远及江南，吴宓也是一出生即有乳母和丫鬟伺候左右。只是，他的生母因为体弱多病，在他半岁时就撒手人寰。祖母杨氏心疼他小小的就没了娘，便强行做主，把他过继给叔父吴建常夫妻抚养。

虽然家里人都对他关怀备至，但母爱的缺失，生父终日里不苟言笑的严厉，以及全家人对生母的讳莫如深，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不解和遗憾。加上父亲娶了颇有学问的新妻子雷氏之后，婆媳之间常因为他的教育问题而产生分歧，使懵懂的吴宓不得不夹在中间委曲求全。

幼年吴宓与祖母、父母在上海

只有和养父吴建常在一起时，吴宓才是发自内心地快乐。吴建常年少时追随关中大儒刘古愚学习过，还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等职。博学多才又见多识广的吴建常对吴宓一直很亲切，不但把自己平生所学倾囊相授，甚至既当爹又当妈地亲自教吴宓学习刷牙、整理仪容这些看上去细枝末节的小事。他还很早就和吴宓讨论《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作品，使吴宓小小年纪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7岁那年，祖母为了增强孙儿的体质，请人把孙儿的名字从吴玉衡改为吴陀曼。1907年，吴宓入读关中学氛围浓厚的三原县宏道书院。三年后，他用“吴宓”这个自己取的名字顺利考上了清华的留美预备班。入读清华的第二年春，由于清政府倒台，清华改制，吴宓暂时转入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就读。

在圣约翰大学，同学嘲笑吴宓是来自北方的“乡下人”，还把他的名字“吴陀曼”恶意地翻译成“糊涂man”。一怒之下，恼火的吴宓决定以后在公开场合只用“吴宓”而不再用“吴陀曼”来自称。

1917年，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23岁的吴宓怀着拳拳之心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求学之路。他先是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新闻学，第二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学习文学和哲学这些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没什么用处的学问，希望能从中找到能够拯救国家命运的真理。

青年吴宓

在哈佛，吴宓早年的积累开始发力，天资聪慧加上异常的勤奋，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相继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结识了一生的挚交好友——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积极肯定和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类似看法，使二人相互引为知音。他们和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汤用彤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

留学期间，吴宓不但对以英国诗人雪莱为中心的西洋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先后用中、英文分别发表过《红楼梦新谈》、《石头记评赞》等论文，从极为新颖的视角打开了国际红学研究的新视野，也引得国内学界为之雀跃。吴宓也因此成为把《红楼梦》推到世界优秀文学高度的第一人。

学成归来的吴宓

1921年夏，学有所成的吴宓一回到祖国的怀抱，即受聘于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在东南大学，吴宓先后开设过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国小说、修辞原理、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不但在国内首开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而且与哈佛同门梅光迪一起创办了全国第一个西洋文学系。

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正如火如荼。在胡适等人大力提倡、推广“白话文”的同时，传统文化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一些激进的学者更是主张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上才能彻底重建中国的新文化。

青年胡适

而刚从美国回来的吴宓，却与一些知识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们明确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认为“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这与五四运动后从欧洲游历归来的梁启超的主张可以说不谋而合。

为了申明自己的主张，让更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1922年元旦刚过，在当时的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的鼎力支持下，吴宓与梅光迪、柳诒徵等人一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并担任总编辑。为了保持杂志的独立性，他们拒绝了官方的资助，由几位发起人共同出资，由中华书局发行出版。

在吴宓等人的孜孜努力下，《学衡》很快聚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在千军万马齐喊“打到孔家店”的舆论洪流中，坚持为祖国的传统文化发声，也成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人物的众矢之的。

天有不测风云。1923年11月，支持学衡派的刘伯明突然病逝，《学衡》杂志失去了校方的有力支持，一时间变得困难重重。第二年春夏之交，东南大学决定撤销吴宓所在的西洋文学系，将其归并入外语系，吴宓劝阻无望，愤而接受东北大学的邀请，决定北上。同时，学衡派内部成员也因为留学等原因而面临离散，吴宓便当仁不让地成了支撑《学衡》杂志继续发行的核心人物。

到沈阳后，吴宓一边继续讲授英国文学史、修辞及作文、英文读本等课程，一边拿出更多的精力投入《学衡》杂志的编辑和出版。考虑到经济效益，中华书局曾几度提出要终止出版，都是吴宓承诺提供经济补偿，才勉强撑了下来。

不过，吴宓到了东北大学以后，又为《学衡》杂志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不但介绍刘朴、柳诒徵、刘永济等人到东北大学任教，使东北大学成为《学衡》继东南大学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还在东北大学文法科学长汪兆璠的引荐下，结识了愿意慷慨出资帮助《学衡》渡过难关的政府官员。

从1922年1月《学衡》杂志诞生到1933年7月终止刊行的10余年间，《学衡》共发行70余期。期间，吴宓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顶着来自新文化阵营和各方的压力，含辛茹苦地为《学衡》勉力支撑。在后期出版经费紧张时，吴宓每次都要贴补上百元才能使《学衡》得以发行。

1924年9月，清华大学筹建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向刚到东北大学上任的吴宓抛出了橄榄枝。对于吴宓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更有利于传播传统文化、对抗激进分子的平台。于是，在东北大学教完一个学期后，吴宓便踌躇满志地到清华大学走马上任。

早期清华校园

他回到母校后，便立即投入纷繁芜杂的筹备事务中，不但结合学校对于国学研究院的定位和自己的见解，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了研究院的宗旨是“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而且对于研究院的结构、科目、教师、学员以及研究方法等项目都做了具体的规定。

此外，吴宓还根据曹云祥的建议，十分诚恳地邀请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这四位当时在学界极负盛名的大师担任国学院的导师，至今依然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尤其是他为了邀请著名的前清遗老王国维的加入，更是做足了功课，不但在邀请之前，充分了解了王国维的生活规律、性情喜好和学术思想，而且在登门拜谒时，完全按照前朝的礼仪，行三叩首的大礼，然后才起身落座，缓缓提及聘请之事。吴宓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的尊师重道、礼贤下士的态度令王国维大为感动，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油画|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最右为吴宓）

可以说，“四大导师”能够齐聚清华，吴宓功不可没，但他却甘为人后，只以“执行秘书”自称。在以吴宓、梁启超等人的协同努力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培养了六七十名毕业生，但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了各自专业的“领头羊”，他们的学术影响也时至今日依然不减。

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首届毕业师生合影

1926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即后来的外国语言文学系）成立，吴宓调任西洋文学系教授。他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为参照，制定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设置，并明确提出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博雅之士”，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就跻身国内一流科系。

俯首甘为孺子牛

1929年，一名恃才傲物的青年才子，以英文满分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这位青年才子，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小说《围城》的作者钱钟书。钱钟书一进入清华大学，就收到吴宓的格外欣赏，哪怕钱钟书上课时不那么认真听讲，吴宓也从不介意，课后还总是笑眯眯地征询钱钟书的意见。

每当系里有老师抱怨钱钟书这个学生太目中无人时，吴宓都会极力维护他，说那只是文人性情的真实流露，而且他确实有资本骄傲。钱钟书从清华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系里希望他能继续在清华攻读研究生学位，结果钱钟书十分不屑地说了一段至今依然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的话：

“整个清华，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没有一个有资格充当我钱某人的导师。”

一句话否定了三位教授，即便在社会风气相当开放的今天，怕是也没几个学生敢公然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们。当时，叶公超和陈福田气得跳脚，吴宓却诚恳地对他们说：

“钱钟书并不是那种孔雀开屏式的炫耀，他是那种文人恃才傲物似的狂傲，这一点他是有资本的。当今中国文史界的杰出人才，老一辈的应该首推陈寅恪先生，而年轻一辈的当中应该首推钱钟书，其他诸如你我，不过尔尔。”

年轻时的钱钟书

年轻时的钱钟书虽然对吴宓如此“不敬”，但吴宓依然对其疼爱有加，除了爱惜钱钟书的才气，还因为吴宓本来就是一位对学生格外爱护的老师。在很多学生眼里，他作为一位老师，一位教授，几乎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吴宓虽然从最为时髦的“漂亮国”留学归来，但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西方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影响，常常是身着一袭素布长袍、拄着一根手杖就上了讲台。虽然行头简单，但他的课堂却总是引人入胜。

他不仅会用最典雅的汉语讲授古代文学，也会用纯英文讲授西洋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他时而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分析西洋文学，时而又引证古希腊、基督教或古印度的文化传统，来解释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令人惊叹其博学之余，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学生们回忆，吴宓对上课的执着和认真，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每天晚上都会备课到很晚，不但写教案，还会准备很多小纸条，直到他认为准备得足够充分了，才肯停下来休息。

现在清华校园里的四大导师雕像

第二天一早，别人还在睡梦里，他就已经在晨光中自我陶醉地诵读教案了。当学生进入教室时，黑板上已经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板书。上课时，满满一堂课的时间，学生们从不见吴宓低头翻看教案或者事先备好的小纸片，所有内容都是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讲到需要着重注意或者十分动情的地方，他还会情不自禁地用手杖有节奏地敲击地板以抒发情绪或提醒学生注意。下课后，也是必须要亲自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之后才肯离开教室。

对于“上课”这件事数十年如一日地力求完美，使学生们对吴宓留下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印象，说他“上课像划船的奴隶那样卖劲”，又说他“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而他给学生批改的作业，字迹之工整，粗细之均匀，仿佛是印刷上去的一样。

1934年1月，清华大学教授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用英文发表了一篇专门介绍吴宓的文章。对于吴宓的外貌，他是这样形容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么一个人，叫你一见不能忘，他的脸就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像一颗炸弹，非常具有爆发性。面容瘦黄，颧骨高起，胡须几乎随时有蔓延全局的趋势，但是每天早晨刮得整整齐齐。最有特点的，是他的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就像两粒发烫放光的煤炭。”

寥寥数笔，就使一位形貌犀利、目光如炬的饱学之士的形象跃然纸上。

永远的“老师”

对于吴宓而言，他一生最为珍视的身份，不是清华国学院创始人，不是《红楼梦》研究专家，甚至不是“比较文学之父”，而是学生口中那一声声“老师”，一名作为人民教师的身份。为了学生，他不但可以像对钱钟书那样的天才学生不计小节，也可以把自己本就不多的工资拿出来帮助学生度过难关而不求回报。

西南大学校园中的吴宓雕像

有一次，一名学生考上了美国的大学，家里却没有条件供养。吴宓得知后，一次性拿出来300大洋资助他，帮助那名学生继续学业。除了叮嘱他好好学习，吴宓还特别对学生强调，说那笔钱是送给他的，无须偿还。

晚年时，吴宓先是因为受同事牵连，后又因为坚持“不能批孔”而受到冲击，被学校停课改造。渐渐地，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呼他“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少。有一天，他独自拄着拐杖散步，走了很久，感到累了，便坐在路边休息时，一个年轻人主动上前和他打招呼，问他“吴老师，是您吗？”

已经有些耳背的老人以为自己听错了，但又满怀希望地问年轻人：“你是跟我说话吗？你叫我吴老师？”

年轻人说：“是啊，吴老师，你上街散步呀？”

吴宓闻言，泪花夺眶而出，随手就掏出10元钱非要塞给那个年轻人，年轻人受宠若惊，坚辞不受，吴宓说：“小伙子，很多年没有人叫我吴老师了，我心里感动呀！”要知道，在那个物质生极为贫乏的年代，很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10元钱而已。

1977年，被折磨已久的吴宓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只能借住在泾阳老家胞妹吴须曼的家里，由妹妹照料。一天，在和妹妹谈闲时，听说老家的中学连英语课都没有开设，便询问缘由，妹妹说，没有英语老师呀！吴宓立刻来了精神，说：“为什么不找我呀？我在国外呆过好几年，我可以教英语呀！”

然而，83岁高龄的吴宓，此时不但双目已经完全失明，而且已是全身瘫痪的行将就木之人，却还依然心系讲台，希望能发挥余热。对于吴宓而言，老师、教授的称呼，不仅表示一种身份，更饱含了外界和他自己对于与这种身份相称的学识、思想和人格的双向认可；不是他用来谋生的工具，而更多地表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和自豪。

1978年1月17日，晚景凄凉的吴宓在妹妹和外甥们的陪伴下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呓语“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