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作者｜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今天，我报告的主题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为什么只是“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呢？主要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现在我们中国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自己写的全球史；第二，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全球史里，还没有一部是从中国出发，或者说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的全球史；第三，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摸索中，还有很多遗憾，还有很多问题，所以这只是“设想”。

《声回响转：讲稿八篇》

葛兆光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年2月

引言：从三星堆说起

首先，我想从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今年的3月，中央电视台对三星堆发掘作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以其辐射力和影响力报道一个遗址发掘，用那么大的力量，背后一定有它的背景和目的。这我们不去管它。

但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里，过去出土的像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还有现在大家都非常好奇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跟过去中原核心区域的殷商、西周遗迹出土的物品，风格很不一样，或者说，确实有非常多的意外，包括这个祭祀坑里出土的象牙之类，我们也确实觉得蛮有意思的。

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三星堆。大家可能不很清楚的是，实际上三星堆发掘最早也是有外国人参加的。1934年，有一个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洋人，那时候在华西，跟中国人林名均合作，就已经发现了一些他们觉得很震撼的东西。后来到了1958年又继续发掘，这里的发掘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当然，真正命名为三星堆，并且特别重视起来，是1980—1981年。到了1986年，第一号、第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很奇怪的青铜器，这才轰动起来。

问题是，三星堆文化该怎么定义？它到底是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的分支，还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川这个地方，文化和历史是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在贵州生活过，所以一直对所谓西南夷的区域很好奇，四川大部分当然不算是西南夷，但它和西南夷是紧挨着的。古时候有相对独立性，蚕丛鱼凫蜀道难，文化也和中原不太一样。

于是，三星堆的发现就给我们提出问题了，就是说，是不是这块儿的文化，可能跟中原联系不那么密切，反而跟域外有些地方互动较多？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史记》里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边居然有四川的筇竹杖，还有蜀布。张骞就向汉武帝提出，说可能从四川到印度另外有一条通路。

所以，汉武帝曾派了四个使团通过云南，寻找去印度的道路。当然这四个使团没完成任务，在今天的昆明附近被半道打劫，最后无功而返。但这恰恰就说明，西汉时候，甚至更早，四川这个地方跟云南，甚至缅甸、印度可能有通道，这通道会不会导致那时候的四川文化跟中原不太一样呢？

大家如果去过眉山，可能会知道彭山崖墓有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像之一，考古学家说比中原保留下来的还要早，那为什么在四川那么早出现佛像呢？它是不是并非从西边，而是从南边传过来的呢？所以，学界也有西南丝绸之路的说法。据说西南丝绸之路是通过两条道：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道、始阳道往云南，经哀牢到南方；一条从宜宾出发，经过僰道到朱提，再往大理、永昌。

大家都知道，从四川到云南，乃至缅甸、印度，这条路跟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它的山脉像横断山是南北向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江也是南北向的，跟中国其他地方山川的东西向都不一样。

因此，沿着后来所谓茶马古道，还有再后来史迪威公路这样的路，可能都是南北向通向外面的。所以，有人推测说，四川这个地方很早很早就跟西面、南面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事情可以一提，大家可能没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蔗糖史》，《蔗糖史》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蔗糖生产的一个最重要关节。

据传说，在中唐时期有一个来四川的外来和尚叫邹和尚，是他把高明的制糖技术带到中国，而制糖技术恰恰是印度最厉害的。因此，从对外联系上看，西南包括四川，总是有一些跟中原不一样的地方。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多三星堆，其实是想说，当人们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是媒体，其实心里都有两种判断前提。大家都知道费孝通先生讲“多元一体”，但究竟主要是多元，还是一体？有一种判断前提，是关注重心在“一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仅独立发展，还有很多分支，巴蜀就是一个分支，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关注重心在“多元”，强调多元是说，这个族群的文化是从各方来的，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不断交融、交错、融汇变成的。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讲“多元一体”，但重心不一样。

1990年费孝通发明这个概念，很了不起，他把矛盾冲突的内涵纳入了同一概念。但问题是这毕竟只是理论，中国历史学界始终是有两面的，有一面强调中国的民族与文化的独立性、包容性和笼罩性，用后来的“中华民族”回溯历史。另外一面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外来性和融汇性，而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三星堆发掘给全球史或者说给历史学界一个最大的冲击或启迪是什么呢？就是要考虑后面说的这个历史过程中，古代世界到底有多少我们所不知道的联系？我们是不是对古人的联系和移动，估计得太低了？

很明显，三星堆引起的争论或议论里，无论内行还是外行，很多人心底里最关心的是，三星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跟西亚有关系？是不是和南亚有关系？你看那个权杖原来从来没有过，它跟西亚、北非的权杖有没有关系？你看这个面具好像不是我们传统华夏的东西，它是不是受外来影响的呢？所以，三星堆的发掘，不管结论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启迪我们，可能全球早期联系不像我们原先想象得那么低，全球各地之间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联系，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这就和全球史有关系了。

一、全球早就彼此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由此可知，其实，全球早就彼此有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大家都知道，“历史”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儿，第二个意思就是曾被记录下来的事儿。如果没被记录下来，难道就没有历史吗？实际上是有的。

顺便说一下，昨天和朋友聊天，他说最近这二三十年，国际学界，或者说国际考古学界很热门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土耳其一个叫作恰塔胡由克（Çatalhöyük）的遗址，也叫作“加泰土丘”。这个遗址有多早呢？我们想都想不到，是离现在9200年到8400年，还在我们传说的五帝时代之前呢。我们感慨它的精美程度、它的发达程度，好像比我们过去想的都要发达。

9000年前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精美，会有这么发达？比如有一个雕像，一位女性的两只手按着两个猎豹。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所谓的女神像，红山文化怀孕的女神像，但那个太粗糙了，而加泰土丘的这个雕像很精美，简直让我们想不到9000年前，这里文化有那么发达。这个朋友说，加泰土丘的发掘，也给现在历史学界带来一个冲击，是不是中亚、东亚、北非甚至欧洲很多文化，都跟西亚、土耳其、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地带有很大关系？

因为没有证据，我不敢乱说。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都证明，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是不少。历史学者们经过研究说，小麦是从西亚传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沿着北方草原传过来的，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吧，在西安出土的一个西周墓里，有一件放在车上带有螺旋形动物图像的青铜制品，居然跟公元前1000年伊朗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马头上的青铜饰品几乎一样。在山西，天马-曲村的晋侯墓里出土的玛瑙玉石珠串，跟草原上游牧民族早期墓葬里发现的珠串风格也是非常像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零零星星的证据汇集起来，也许可以注意到一点，我们现在可能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的移动范围和那个时代的技术与知识传播的能力。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我们是华夏子孙，是黄帝后裔，这个族群是从很早很早就形成了，你是帝喾的子孙，他是颛顼的子孙，就连那些“蛮夷”，也被算成是蚩尤的子孙，我们不是炎帝后裔就是黄帝子孙，反正都是从一处来的。这是司马迁的作用，他在大一统的西汉写《史记》，就把中国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人，都写成同气连枝的一个大家族。《史记》构成了早期华夏族的统一叙事。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文化的流动、民族的交融、地区的交通，可能早期是很厉害的。

日本历史学的传统，就和中国不太一样。我2020年在东京大学待了八个月，跟日本学者经常聊天。日本历史学者有一个认识，就是绳文时代的日本人是东南亚人，弥生时代的日本人是东北亚人。最早的日本人是东南亚来的，那么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隔着茫茫大海，这些东南亚人怎么都跑到日本来，成了日本人的祖先呢？这个我们不去管他。

事实上，我们看到稍晚的日本史料里，确实记载了公元六七世纪来自舍卫国、吐火罗、东南亚的人。日本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说，早期的绳文人跟东南亚人有共同的特征，皮肤黑、双眼皮、个子比较矮、湿耳屎。但弥生人是从东北亚通过朝鲜过去的，跟中国有很大关系。这些人个子比较高、皮肤比较白、单眼皮、干耳屎。这两种人在不断的混杂中，形成了现在的日本人。也有日本学者认为，东南亚人和东北亚人交融，形成后来的大和人，是在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

那么，我们是不是低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航海能力，他们居然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渡海来日本，最后在这个地方定居？更有影响的一个说法是，日本学术界曾经提出，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日本人还经历过一场大变化，实际上后来的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场大变化的结果。是什么变化呢？

就是日本人很大一部分来源是骑马民族，日本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骑马民族国家》，作者是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1906—2002）。他在公元5世纪左右的日本陶器上，看到了和草原国家陶器一模一样的印纹。因此江上波夫认为，在公元六七世纪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前，日本经过了一次骑马民族的洗礼。因此呢，日本人是东南亚人、东北亚人加上骑马民族叠合形成的。

大家可以想想，在日本人的形成史上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人类的移动能力相当强，早期人类是有很多互相联系的。

我们再举一个晚一点儿的例子，波斯人扎马鲁丁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记录在《元史·天文志》里，叫“苦来亦阿儿子”，大概是阿拉伯或者波斯的语言。扎马鲁丁的地球仪，比现代能看到的所有地球仪都早，而且文献记载得非常清楚，说以木头做成圆球，然后画上三分陆地七分水，而且有小方井，也就是经纬线。

大家想，波斯人扎马鲁丁在北京制作这个地球仪的时候，南宋都还没有灭亡，即1260年前后。那么这个时候难道说西边那么先进的世界知识就传来了吗？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地球仪，比这个晚两百年，藏在纽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制图员做的。这个地球仪东半球有陆地，不过西半球还是一片海水。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叫扎马鲁丁的波斯人，他从哪儿来的这些知识？他的知识是不是从阿拉伯传来的呢？阿拉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地球这个观念了吗？他们就已经知道地球上是七分大海三分陆地了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对那个时代世界知识的传播，是不是估计得少了点呢？

让我最后再举一个较晚的例子，来说明全球联系的广泛性。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写了《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大家都知道，这对后来的海洋法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全球史上的大事。早些时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皇主持下，把世界分成了两边儿，他们一国管一边儿。可是崛起的荷兰人不干了，凭什么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瓜分海洋，我也来了。荷兰人格劳秀斯就写了《海洋自由论》，意思就是说，海洋对所有的商贸开放。

可是大家要知道，格劳秀斯写《海洋自由论》，事情缘起在哪里呢？事情发生在东部亚洲的南海上。当时的葡萄牙人跟中国做生意，在一艘叫“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的船上装了很多东西。这艘船从中国开到马六甲，被荷兰人抢走了。荷兰人把这艘船押到阿姆斯特丹拍卖，因为海洋是自由的，荷兰人抢来了就是他的。结果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不干了，要跟荷兰人打官司。格劳秀斯就为了这件事儿写了《海洋自由论》。

大家可以看到，对欧洲至关重要的《海洋自由论》，当然后来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都跟格劳秀斯有些关连，而格劳秀斯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一个来源是发生在东方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谈论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人类很久以前就是互相有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之前，就曾经共享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我一直在强调，历史学本来有两个目标，可是我们现在只重视一个目标。我们过去讲历史最主要的是什么？叙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爱国主义。可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历史学也有另外一个理想，就是告诉你，人类是互相联系的，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你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

因此，虽然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但是我们特别要多强调这种历史上的全球联系。

二、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别：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

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才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华夏帝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越南、西南夷，但这个周边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在中国的历史书里，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中央王朝以外的历史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

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比如说早期的郭实腊（又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29年就写了《东西史记和合》（1833年汇编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后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写了《外国史略》。特别是1897年广学会出版了日本冈本监辅编著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

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也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比如说，世界通史，就是在一个时代里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叙述过来。晚清以来，对世界的新认识，经由林则徐、徐继畬、魏源传到中国来了，像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和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

到了晚清学制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里教世界史，大概就接受了欧洲（也包括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个形式，慢慢形成了我们后来的世界史传统。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颗一颗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

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进入全球史研究的时代，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因此，包括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

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不仅是讲往来，也讲往来之后的结果。这是我们跟过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历史上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用苜蓿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的草头，过去就是马草，这个草头是什么？最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嘛。大家知道古代打仗，马是最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其中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开红花的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泡烂了来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把它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这个草头。

你如果回头想，会发现原来就连这个草头里，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写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这本书讲了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在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传到中国来的，比如说黄瓜，当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传来的。

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旧译爱德华·谢弗），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的人员、药物、商品等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了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写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在我们复旦文史论坛讲演的时候就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要讲他们之间的不联系，不联系也是一种联系。

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型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因此，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叙述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

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他们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

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存在，而且居然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就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也是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的、“单线”的、“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的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

台湾学者王明珂，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他讲到四川西部的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山底下住的是汉人，山坡上的人是谁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更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可是上面那些人又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更上面的那些人才是羌人。

所以，很多族群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所以，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的东西。

再次，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认同”、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都有一个背后意思，就是谁更进步、谁更文明、谁更强大，那么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呢，往往把历史切割开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的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有战争呀。

可是到了后来，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的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进行角逐。可是，说到蒙古大军，同时又回头涉及中国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

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去世，对于明代中国的意义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隔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

下面我要讲的是，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怎么样了？

2018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抽空去弗莱堡，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见面，他有一个19世纪史三部曲（《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大家可以找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书。据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住院的时候，看的就是奥斯特哈默的书。

奥斯特哈默跟我谈全球史的时候，他突然从家里拿出了三本书，我现在还记得两本，一本是陈旭麓先生的书，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书。他拿来给我看，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两本书都很好，可是这些内容怎样能够融入全球史，成为全球史里的一部分？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奥斯特哈默虽然也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他毕竟不是纯粹做中国史的。可是呢，他给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关注，他们反而对我们有很多关注，而且他还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如何融进全球史里去。

我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关注全球史。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理论就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了，也有很多人介绍，比如2005年，《学术研究》杂志就发表过一组笔谈文章，总题叫作《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2013年，《历史研究》还发表了一组关于全球史的笔谈；2014年，也有人写论文特别强烈地呼吁，要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也就是提倡全球史的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召开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分主题，就是讨论全球史里的中国。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讨论理论，讨论全球史应该怎么研究，可是就没有去尝试写一部中国的全球史呢？

大家可能知道，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世界史就是两套，一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老师周一良先生和吴于廑先生，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这是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中国人写的世界史。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吴于廑先生又跟齐世荣先生合编了《世界通史》六卷本，也是属于非常权威的世界通史。特别是齐世荣先生当过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同样世界史专业的刘新成先生又接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所以首师大一直在提倡全球史。可我的问题是，讲了那么多的全球史，怎么中国学者自己不写一本呢？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说的多做的少呢？好像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问题。老是停留在谈理论，但全球史还没写出来。

可是，事实上对于国外的世界史或全球史，我们已经介绍得够多的了，比如说，开创全球史研究的几部著作，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世界史》，像贾雷德·戴蒙德（Jared Mason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此外，个案的有，像玛乔丽·谢弗（Marjorie Shaffer）的《胡椒的全球史》，连胡椒都写了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白瓷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可惜都是外国人写的。但至今没有一部从中国出发，从中国角度、中国眼光、中国位置出发的全球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在2018年开始策划“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的动机。

但是坦率地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写作和叙述，确实也面临着困难。

简单地说，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我们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家，造成历史学者的视野、知识和训练都不足。我前面讲到，现在真是“术业有专攻”，我们做中国史的人，世界史的知识水准大概相当于大学本科，可是做世界史的人呢？说老实话，他们的中国史知识大概也只相当于大学本科生。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奥斯特哈默那样，把很多知识融在一起。当年周一良先生为什么能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先生，应该也算我的老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周一良先生推荐给北大学报，使得我作为本科生能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在北大学报发表论文。

可是大家要知道，周一良先生可以做世界史，以做中国史的学者身份来做世界史，是因为他从小学日文，后来学英文，在清华大学时毕业论文写日本史，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还学了梵文，研究唐代密宗，在二战中还教美军日语；此外，他做中古中国史，又是中国最好的中古史专家，要这样的人才能做世界史。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得很开，还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分成两个一级学科，这样训练的历史知识就更加专门而狭窄。世界史做得很好的，他们的中国史怎么样呢？中国史做得很好的，对世界史又知道多少呢？

我曾经在课堂上问过我们的博士生，让他们把环南海各个国家名字顺时针闭着眼睛一个一个数出来，基本没有一个数得周全的，所以问题很大。我有一年跟何芳川先生一起在香港城市大学上课，何先生是做世界史的，他原来当过北大副校长。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儿上课，他听我的课，我听他的课，听完了都叹气。

我说我做中国史的，听你的这个课，真觉得自己世界史知识够差的。他说一样，我做世界史的，听这个中国史的课，也觉得我中国史的水平太差了。可何先生是中国史大家何兹全先生的公子，他都觉得自己中国史知识不够，那么别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很难写全球史，因为世界史跟中国史分家了，两边儿的视野、知识、训练都不足。

第二个困难，因为我们也受“中国中心论”历史观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世界史是很薄弱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学界有多少了解，中国历史学界里中国史占了绝对主流，中国史强大得不得了。而且做中国史的人有些瞧不上世界史，总觉得中国史才是原创，做世界史的人就是编译，就是拿别人的二手材料来编。但实际上，世界史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做中国史的人不了解世界史，说实在话，中国史也做不好。

第三个困难是，过去有非常固执的历史叙事束缚，挣脱不掉。我们过去有一整套的历史叙述方法，它很强大，但是非常不适合讲联系的全球史。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为主轴的近代历史观，还是反帝、反殖、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观，还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观，其实都不理想。坦率说，一直到现在我看世界史，还在看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世界史纲》（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可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已经出版九十多年，世界已经变得很厉害，学术界也变得很厉害，这个世界史向全球史的转化，已经成了大趋势。

近十年来世界史、全球史和外国史出版都很热，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知道这些年确实出了很多书。那么，为什么外国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著作那么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些受关注的书，有几点是很有聚焦性的。比如大家关心的就是，文明如何变成野蛮？民主如何变成专制？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史，就是大正到昭和的日本史，以及纳粹时期的德国史翻译的特别多。还有，大家也都关注到世界并不只有中国，各个地方都有文明，那么文明会不会冲突，这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讲异域文明的书也很好卖。大家有没有注意，近些年，我们评的十大好书也好，二十大好书也好，很多都是翻译的，中国原创的这一类好书很少。

因此，中国的问题就是，翻译的世界历史书那么多、那么热，可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呢？

四、不是立场和份额，只是角度和位置：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

所以我想，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自己也做一个好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怎么写？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强调“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搞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好像要在全球史里给中国争份额。确实，中国学界也往往有争份额的想法。我记得有一年，中国学者批判《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理由就是中国部分太少了，跟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讲“从中国出发”，只是要从中国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上给中国争份额，或者说按照中国立场来描述历史。

我这里特意给大家看一幅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画的乾隆皇帝像。大家看，这完全是西洋油画，是从一个西洋人的眼睛里看乾隆皇帝。于是这样一来，这个乾隆皇帝已经没有天朝大皇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从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现在，我们用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

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全球太大，历史太长，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360度无死角地去看历史。所以历史学者要承认，我们只能从一个视角去看。我觉得，有时候历史学家有一种傲慢，觉得我描述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这是不对的。其实，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局限性，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也有局限性。

这些年，我跟国外学者经常谈全球史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欧洲学者奥斯特哈默、日本学者羽田正，特别是羽田正，他是刚刚卸任的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我一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他马上会敏感地追问，你是不是要用中国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来重新叙述全球史？我说不是的，你一定要理解历史学者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能从一个视角看，我承认，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知识太少，比如说讲非洲很少，讲澳大利亚很少，讲南美也很少，所以我们强调从中国出发，实际上是一个保持谦卑的态度。

第二，我们从中国的位置和视角来看全球史。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和从日本出发的视角、从欧洲出发的视角、从美国出发的视角、从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的，我们可以共同构成全景历史。我十几年前从北京来到上海，提倡一个研究方向，叫作“从周边看中国”。为什么要从周边看中国呢？过去传统中国，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想象自己的历史，没有对比，没有比较，总是通过自我想象来认识自己。

到了近代以后，好不容易有了欧洲那一面镜子，然后从欧洲那面镜子来看自己。但是这还不够，如果从周边看，中国也许能从各个不同角度的镜子来看自己。从周边看中国，目的是要释放一种理解中国的方法。可是，我提出这个来，就遭到一些日本、韩国学者的反对，说凭什么我们是周边，而你是中心？我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解释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周边看日本，可以从周边看韩国。

比如说，韩国学者白永瑞，就主张双重周边视角，意思是我是你的周边，你是我的周边。我说我不反对，从周边看中国，也从周边看韩国，这不矛盾。所以，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我们很谦虚地说，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理解的和认识的偏差。比如说，中国人说“东”，是朝鲜，是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的是太平洋对岸；我们看到的“西”，是中亚、西亚、两河流域、欧洲，甚至美洲。可是，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中东、远东，我们就在欧洲的远东，对不对？大家要理解，只有当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全球史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一个被全球共同接受的全球史。

这个绝不是我们有中国中心的立场，如果我们有中国中心的国家主义立场，那就会像一个美国教授评论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书时说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全球史里就要写是郑和发现全世界，郑和开启了大航海的时代。可是，我们并不把郑和当作全球史的开端，因为郑和主要是宣扬明朝国威，他不是把这个异国文化交流和物质互相依赖当作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要承认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他们才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价值，而只是站在中国的位置和角度去看历史。

第三，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也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的经验和习惯，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才有亲切感，怎么样讲历史才能够被听众接受和理解？比如说，我们讲白银贸易，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15世纪以后是一个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儿。如果我们去讨论西班牙人怎么样在美洲开采白银，可能中国听众听了会觉得遥远和陌生。我们选择从江口沉银开始讲起，就是因为中国听众这样听来，会觉得离我们很近，我们能够理解。

大家知道，江口沉银是最近几年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情，传说张献忠失败以后退到大渡河那边儿，然后把大量的银子沉在江底。这原本只是个传说。可是，现在考古发掘真的在江底发现了大量的银子，你从这儿讲过去，就知道在晚明的时候白银有多重要，再从这儿往上讲就知道，晚明用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再追溯上去，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开采的白银，以及从日本运过来的白银有多重要，可以换回多少商品到欧洲去，这样你就可以讲得更清楚。也许，中国听众这样听了就有兴趣。

我觉得，对中国学界来说，全球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们也一直在反思，到现在也没有全部想清楚。

第一，全球史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占主流的都是贸易、移民、疾病、气候、战争、宗教传播，但是，传统历史学里占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政治史该怎么处理？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战争移民造成了全球的合，政治制度、国家管理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全球之分，合与分，怎么样融合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史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像现在新冠病毒流行，大家都可以看到，已经造成逆全球化的一些现象，国家越来越强势，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因此，在全球史里如何容纳国家和政治，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第二，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怎么样更好涵盖各区域、各文明、各族群的叙述。刚才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不是去争份额的。可是，过去的世界史确实有欧洲中心主义、近代中心主义，现在的全球史能够避免这种偏重和忽略吗？我们现在看各种全球史仍然是以各大文明来分配叙述份额的，可是历史史料有多少，决定了全球史叙述里的份额多少。

因为有些地方文字资料、考古资料不足，你就没法讲。比如说，早期印度的印度文明，除了吠陀、佛教与印度教以外，讲的不够怎么办？又比如说，波斯帝国，我们很多学者拿波斯帝国跟中华帝国相比较，可是波斯帝国的史料很多是来自后来叙述，尤其是欧洲人的叙述，这就把欧洲人理解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带进来了。怎么办呢？这种全球史叙述上的不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意识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新文化史当然是现在历史学的显学，依赖“文化”这个概念，避免了国家、政治、制度这种因素，也避免了进步、落后这样一些判断。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全球史，整体地勾勒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和大脉络？我们现在叙述全球史，不希望把它叙述成为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历史。但怎么样通过这些来看一个整体？全球史到底要不要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

结论：面对全球史，中国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的理解。

首先，我觉得，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宏大而广阔的全球史领域都要谦卑地面对，要明白自己的知识太少，要承认，我们真的知识太少了。

其次，每一个历史学者在眼花缭乱的关于全球联系的新发现面前，要懂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不断有新的发现在挑战我们的常识。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给抹杀掉，因为事实上有可能新发现在不断地对传统说法进行挑战。

最后，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广阔的全球史图景中，都要小心地淡化自己“族群”或“国家”的傲慢，不要把自己当作“天朝”“上国”或“中心”。中国历来有一种非常固执的中心观，就是觉得自己是泱泱大国，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心之国。

事实上就像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说的那样，“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地球是一个圆的，哪里都是中心，更何况地球有五大洲，中国只是一洲中一国。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是包罗万象、漫无边际，可以笼罩全球的一个中心国家。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用一句老话讲，风水轮流转，要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不要仅仅从我们这个立场、价值来看全球史，那就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球史，那就不对了。

现在回过头来想，三年来，我们组织的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其实不只是给听众提供知识，也给我们自己很多感受。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反省。说实在话，我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之进展缓慢与基础薄弱，实际上是很焦虑的。现在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全球史叙述，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安慰，好歹我们做了一个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