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腔,是高密东北乡人非常喜爱的剧种。莫言小时候,就是个茂腔戏迷,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听得有些戏文都能背诵。在坡地里放牛时,动辄就要唱上一嗓子。年龄稍大之后,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跑龙套,时不时地把脸用锅底灰一抹,装个小角色什么的。后来,还利用干活的空隙,学着编茂腔戏。看完《列宁在1918》后,就想把它编成高密的茂腔《列宁传》,还真创作了四句:“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成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
后来,虽然他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了,但对茂腔的情有独钟从未改变。他在《檀香刑》后记里说,此书“写的是声音”,除了火车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流传于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茂腔)。”
为了突出茂腔的声音,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和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他将已写好带有魔幻味道的五万多字推倒重写,而且,为了适合用耳朵听读,他在书中,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手段,说唱结合,显得别具一格。有人称此作为小说化的戏剧,戏剧化的小说。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时也说:“《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茂腔,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在民间小唱“周姑子”的基础上,吸收了柳琴戏的音乐曲调和伴奏乐器而形成的。1954年华东戏曲会演时,将“肘鼓子”改名为“茂腔”。它的曲调质朴自然,唱腔委婉柔怨,生活气息浓郁,通俗易懂,特别适合一些儿女情长的戏,妇女们一看起来,就被迷得神魂颠倒,废寝忘食,因而被戏称为“拴老婆橛子戏”。当地有句民谣说:“茂腔一唱,饼子贴到锅台上,锄头锄到庄稼上,花针扎到指头上。”可见人们喜欢茂腔的程度。
我家在高密城南,人们迷恋茂腔的程度也不比高密东北乡差。记得小时候,茂腔剧团一进村,人们就什么也不顾了,一门心思地占地方看戏。在家做饭的女人们,更像掉了魂似的,为了抢时间,占地方,熬糊了稀饭,烙糊了饼子的 比比皆是。俺西屋一个我叫她嫂子的,晚上看《罗衫记》时,怀里抱的孩子一两岁了,要尿尿,让他在地上尿,他不,哭着非要回家找钵钵(尿尿的家什)尿尿。嫂子不舍得离开,就再三让他在地上尿,孩子就不,非回家不行。嫂子气急了,把他抱到场院边的草垛边,朝他的腚上拍了两巴掌,一撂,就又钻进场子里看她的戏去了。看完戏发现孩子不见了,找了半晚上才找到。原来是一个好事者,想故意吓唬吓唬她。为这事,她挨了她男人两耳光,脸都被打肿了。第二天晚上,她捂着脸照样看戏不误。莫言讲了一个故事更神奇:说高密有一个闯关东的老太太,生命垂危了,别人拿一盘茂腔磁带往录音机一放,老太太听见茂腔,忽地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下来吃了一碗面条就干活去了。虽然有点夸张,但由此可见茂腔令这位老太太多么激动。
高密人对茂腔是发自内心的喜爱。莫言说,20世纪70年代后期,县茂腔剧团的演员作为工作队到他们村子。村民们欢天喜地,好像过年一样。因为这些队员里,几乎包括了县茂腔剧团的全部名角。譬如青衣焦桂英、花衫邓桂秀、花旦宋爱华、老生高润滋、小生范兆启、武生张永君……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平日里“可望而不可即”,如今就在眼前,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种幸福和兴奋无法用语言形容。工作队自己不开伙,吃派饭,一般是三人一个小组,挨家轮户地吃。那时生活困难,每人每年只分二百多斤粮食,麦子只有二十来斤,也就是够过年包饺子的。但为了让工作队的同志们吃好,家家户户都把过年的麦子拿出来磨了。这是完全彻底地自发自愿,甚至带有比赛的色彩……
曾经激动、迷倒了好几代人的茂腔,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央视《戏苑百家》节目中,莫言曾接受主持人白燕升采访,当白燕升问他对故乡的感受时,他说,提到故乡,他除了会想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红色高粱地,再就是会梦幻般地想到与茂腔相关的声音。
(邓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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