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 |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在史学领域，钱大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对历代正史进行了精密考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他还通过考订阐发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他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散见于他对具体史事考订的文字中”。[1]本文先从分散的资料中爬梳整理出钱氏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见解，表述如下。

一、“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张

“成一家之言”经司马迁首倡，后来史家多有阐述，从刘知几的“独断”到章学诚的“别识心裁”，精辟之论叠出。钱大昕通过分析评判历代史著，亦力主“成一家之言”，并把此当做历史编纂的最高境界。钱大昕的“成一家之言”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史著要有创造性；其二，史家要有高明的史识和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推崇《史记》与《三国志》，指出，在体例上，司马迁创立了纪传体，开历代正史撰述体例之先河，首创之功彪炳史坛。在思想上，“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2]乃有为而作，非空言著述。在具体史事处理上，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体现了作者卓越的史识。对此，后来许多史家，包括班固、刘知几，都纷纷指责太史公“义例乖张”，钱大昕独能力排众议，指出太史公这样做正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楚虽先亡，覆秦社稷者，楚也。汉高初兴，亲北面义帝，汉王之国，又项羽封之。秦亡之后，主天下命者，非楚而何？本纪（指《项羽本纪》）既述其事，而表（指《秦楚之际月表》）又以秦楚之际目之，言天下之大权在楚也。此亦实之不可没也”。[3]他还比较了《史记》与《汉书》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处理方法，认为班固降项羽、陈涉为传，是为了替汉政权回护，在历史见识上不如司马迁。也正因为此，钱大昕认为“《史记》，一家之言；《汉书》，一代之史”。[4]赞赏象《史记》这样能成一家之言的史著。

钱大昕推崇《三国志》，也是因为“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出，始正三国之名。”陈寿在历史见识上高出同时代人。钱大昕还特别赞赏陈寿勒三国为一书，以体例来反映自己的思想，用综览的眼光处理三国史事的做法，认为这是“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5]给予高度评价。

从历史编纂要成一家之言这一最高准则出发，钱大昕极力反对史馆修史。在《廿二史考异》中，他用绝大部分篇幅指陈官修史书的错讹，其根本的理论依据，就是史馆修史，“杂出众手，非专家之业”。[6]他深刻地剖析了唐代官修前五代史，元代官修宋、辽、金三史，明代官修元史所存在的问题，认为史馆修史，所选史官素质差，不能胜任修史工作。“乘笔之臣，空疏浅陋”，[7]“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8]这样，在体例上必定是“失于删并”，义例混乱；在资料采获上必定是“因陋就简，不详不备”。[9]如此修成的史书，其价值可想而知。钱大昕对史馆修史的批评或许有不当之处，但却反映了他历史编纂要“成一家之言”的一贯主张。

二、“史为纪实之书”的撰史原则

主张据实直书，反对曲笔，是钱大昕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史者，纪实之书也”，[10]“史者，所以传信后世也”，[11]“史家以不虚美，不掩恶为良，美恶不掩，各从其实”。[12]在钱氏看来，纪实是对史书编纂的最基本要求，史书只有纪实，才能传信后世，才有自身价值。他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

其一，不在史书编纂中搞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一套理论，讲求“以一字寓褒贬”，通过遣词用句来体现作者的褒贬态度和对史事的看法。这套书法被朱熹等人推到极致，给史书编纂造成不良影响。钱大昕通过对《春秋》义例的剖析、归纳，指出《春秋》并不在文字上搞褒贬，《春秋》天子书崩、诸侯书薨、大夫书卒，体现的只是一种等级观念，并不存在什么褒贬。如果说《春秋》有褒贬的话，直书史事，善恶无隐，就是褒贬。他说：“《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之善恶无所隐而已。”[13]钱氏对《春秋》义例的论述，无疑给那些在历史编纂中运用春秋笔法的人釜底抽薪。他还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指出《新唐书·宰相表》用薨、卒、死来体现善恶褒贬，是“科条既殊，争端斯启，书死者固为巨奸，书薨者不皆忠谠，予夺之际，已无定论”。《紫阳纲目》在这点上又远远超过了《新唐书》，“设例益繁，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书法偶有不齐，后人复以己意描之，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14]可见，用春秋笔法编纂史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还给阅读史书的人造成了困难。基于此，钱氏主张史书编纂要抛弃春秋笔法那一套，据实而书，“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15]

其二，反对在史书编纂中辨正闰。“正统”与“闰位”的观念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是儒家道德伦理与封建政治统治相结合的产物，对传统史学的内容及形式均有深刻的影响。很多史家在历史编纂中有意区分正闰，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历史记载之上，严重影响了史书纪事的真实性。对此，钱大昕是一贯反对的。如唐代史家吴兢撰《天后本纪》，把武则天事迹写在高宗后面，沈既济对此不满，认为应该把武则天的事迹合于中宗纪，“请每岁书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纪称中宗，而事迹太后，所以正名而尊王室也”。后来朱熹编《紫阳纲目》采用这一说法，“每岁书帝所在，又嫌于用武氏纪元，乃虚引嗣圣年号，自二年迄二十一年，至神龙反正而止。于是唐无君而有君，中宗无年号而有年号”。后儒又推衍其例，主张去除王莽年号，以存刘氏之统。对此，钱大昕不以为然，说：“此亦极笔削之苦心，而称补天之妙手矣”，“愚窃未敢以为然也”。[16]指出对于朝代改换、君主更替，不应在正闰上做文章，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他说：“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17]据实直书，善恶自见，历史人物的功过决不会因为正闰而有所改变。作为封建士大夫的钱大昕能跳出传统的正闰之辨来谈论史书编纂，在历史见识上确实高人一筹。

其三，主张在史书编纂中阙疑存信。钱大昕主张，撰写历史应小心谨慎，对于搞不清楚的问题，应阙疑存信，不可轻下定论。他称赞班固著《汉书》，对于搞不清楚的汉初功臣侯者140余人的封邑所在几乎没有多少记载是正确的，是“得古史阙文之遗意”，“此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益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18]可贵的是，钱氏不仅在评价前人史著时坚持阙疑存信，而且在自己的治史实践中也贯彻了这一精神，他作《元史氏族表》，便是“取谱系可考者列之，疑者阙之”，[19]使得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历史编纂上，钱氏主张史书纪实，一切让史实说话。在阶级社会里，超脱于阶级之外的纯客观的史著是不会有的，钱大昕的“史以纪实”也只是一种境界的追求。但他批判了以字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反对在史书编纂中搞正闰以及其他曲笔修史的形式，揭露了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要求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这种历史编纂思想无疑是进步的。

三、既要谨严又要灵活的史法义例观

钱大昕在考订历代史书时，发现史法不确、义例混乱现象很是严重，故而他特别同意刘知几的话：“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0]强调历史编纂中史法义例的重要。在他看来，一部史书义例既定，就需要严格遵守，不能在行文中前后矛盾，否则会使人不知所云。他在《廿二史考异》中严肃地批评了历代官修正史在义例上存在的问题，如《晋书》，同一人物去世，前面书卒，后面却书薨，义例混乱。再如《宋史》，同是宰相去世，有的书卒，有的书薨，“书法各异，义例可议”。[21]纵览钱大昕的史法义例观，有两点应引起人们在编纂史书时注意：

其一，义例要体现善恶，但决不能借创义例进行任情褒贬。钱大昕主张编纂史书时，不能把贤人奸人混为一编，而要在编纂时分出清浊。如《新唐书》把白居易与武平一、李义、贾会合传，钱大昕指出：“乐天文章风节，固非平一辈所及，晚年萧然物外，有古人止足之风，自当别为一篇。敏中龌龊守位，当入宣宗宰相之列，较之乐天，人品清浊悬殊，岂宜在附传之侧乎？”[22]《宋史》将梁汝嘉、胡宏、何澹等人同传，权邦彦、赵雄、程松同传，林勋、刘才邵、陈仲微、梁成大、李知孝同传，这些人不仅生活的时期不同，人品也有高下，把他们编在一起，钱氏认为这是“任意编次”，“贤否莫辨”。[23]

钱大昕虽然主张义例要区分善恶，但反对借创义例进行任意褒贬。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宋史·道学传》的批评上，他认为“《宋史》创立《道学传》，别于儒林，意在推崇程朱之学”，[24]是立学术门户。他深入分析了《道学传》与《儒林传》传主的情况，指出许多当入道学而未入，不当入而入者，去取予夺之间，褒贬甚为不当，义例相当混乱。因此他主张去除《道学传》，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五人立专传。他还通过对历代史书立传的总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了有力根据，“史家之例，凡道德、文艺显著者，各有专传。……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史记》未尝列于儒林也。汉之董种舒，唐之韩愈，皆自有传。元儒无出许衡、吴澄之右者，亦自为传。”[25]周、程、朱、张诸人为宋代道德、文艺显著者，故立专传，其余的人入《儒林传》，就可免去褒贬不当，义例混乱等问题。

其二，义例必须谨严，但决不能为义例所拘。在钱大昕看来，史法义例的谨严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史事，使读史者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但决不能因此而使内容迁就于形式，完全拘泥于义例。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李延寿《南史》、《北史》的评价上。当时不少人指责李延寿《南史》、《北史》叙事但以家世类叙，不以朝代为断限，不合史法。如《四库全书总目》就指斥《南、北史》“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巨，参差混乱，殆难辨别”，“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26]王鸣盛更是斥责李延寿的作法是“无理取闹”。[27]钱大昕也是反对家传之体的，他在《廿二史考异》中对此多所批评，指出“家乘之文，非国史矣”。[28]但在这里，钱大昕指出李延寿能根据时代特点变通体例，不拘泥于断代为史的传统观念，是高明的。“延寿合四代为一书，若更有区别，则破碎非体，又必补叙家世，词益繁费。且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善恶自不相掩，愚以为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29]今天看来，李延寿按世系而不以朝代先后编次列传，历叙每个高门士族的兴衰，突出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这种处理应该说是比较得当的。士族高门几乎人人有传，若按朝代先后分别立传，势必各传孤立，况且南北朝各代又更替频繁，一人往往历仕数朝，若按朝代分别为其立传，势必传而复传。钱大昕在处理义例谨严与义例灵活问题上的主张，是应引起我们注意的。

四、博采慎取的史料采获标准

要编纂一部传之后世的史书，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采获广博的资料，并认真加以考订，去伪存真。对此，钱大昕提出了“博采慎取”的资料采获标准。他通过对历代史书的研究，发现“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30]并指出“史家不可以不博闻也”。[31]他批评了很多因资料采获不丰而漏落史事的史书。比如《元史》，很多人物、事件都没有写进去。本来“元明时代相接，访之故老，征之吏牍，何难补缀成篇？”[32]但由于史臣没有尽职尽责，“因陋就简，不详不备”，[33]给后人全面认识这段历史造成了很大困难。鉴于此，钱大昕说：“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快于一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34]

钱大昕不仅在评价前人史书时坚持“博采”的取材标准，而且在自己的治史实践中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想。他参与修《续通志》，指出“必当博涉群书”，举凡正史、编年、别史、典故、传记杂事、碑版石刻、文集选本、州郡地志、稗官小说等等，都在史料采择之内。[35]他总纂《鄞县志》“博稽载籍，参以采访，赋役营伍，征诸吏牍，人物事迹，核诸乡评”，“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36]搜集资料相当广博。

在重视史料博采的同时，钱大昕又特别注重慎择，尤其是对那些族谱家乘、碑文墓志、稗官野史、鄙俗小说、街谈巷议等资料，更应慎之又慎。他批评李延寿作《南、北史》杂采众书，未能慎取，出现许多错误。批评《后汉书·方术传》“多采鄙俗小说，未及厘正”。他在《廿二史考异》中一一指出历代正史运用资料不加考析的情况，提出自己的主张：“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史文舛伪加以驳正”。[37]钱大昕注意对史料真伪的考订，这和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以及历史考据学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修史还是修志，他都主张在博采的基础上，力争做到史料字字皆准，事事皆确。他总纂的《鄞县志》“考核精当，体例尽善”。[38]其所著《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史著，更是以取材宏富，考订精审著称于世。

五、“史以纪治忽之迹”的史文繁简论

史文繁简是一个牵涉到史书内容繁芜与简洁、文笔优美与拙劣等诸多史书编纂问题的问题，在史学史上既受人重视，又颇有争议。晋人张辅作《马班优劣论》，以《汉书》文繁而《史记》文简来扬马抑班。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著《史通》，在《烦省》、《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目中着重讨论了史文繁简问题，指出不能拿篇幅的多少定史书的高下，并提出“用晦”的主张，“省字约文，事谥于句外”，“略小存大，举重避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39]期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史书内容。其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40]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一步。

对于史文繁简问题，钱大昕自有看法。首先，他指出了造成史文繁简不当的原因，一则史官缺乏史才，务博而不知裁汰；二则官修史书，时限迫促，众人又互相掣肘，无法认真润色。他评《旧唐书》说：“旧史本纪，前后繁简不均。睿宗以前，文简而有法；明皇、肃、代以后，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冗杂滋甚。……盖唐初五朝国史，经吴兢、韦述诸人之手，笔削谨严。中叶以后，柳芳、令狐恒辈虽非史才，而叙事尚为完备；宣懿而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41]他评《宋史》说：“《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宁宗以后四朝，更不如高、孝、光三朝之详。盖由史臣迫于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讨论润色之故。”[42]其次，对于史书繁简问题，要开明地看，不能纯粹以繁简定史书高下。“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43]这些都是历史编纂中比较可贵的思想。

更为重要的是，钱大昕把史文繁简与史书所发挥的社会作用结合起来论述，这是前人及同时代人所不及的。钱大昕认为，史书应多记载有关劝戒，有关国计民生的事，要集中突出史书的社会作用，要在重大史事上下重笔。他赞同“文省事增”的做法，但进一步指出：“事增非难，增其所当增，勿增其所不当增之为难；文省非难，省其所可省，勿省其所不可省之为难。班孟坚之于《史记》，事增而文亦增，增其所当增也。陈承祚之于《魏略》，文省而事亦省，省其所可省也”。[44]那么，什么当增？何者应省？在钱大昕看来，关乎军国大政，有利国计民生的，当增加份量，详细撰写，否则则要省删。他说：“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重轻者，削删节之。又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如魏征、陆贽之《论事》，刘贲之《对策》，皆经国名言，所宜备录。至韩愈《进学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贞符》《与许孟容书》之类，文虽工而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45]在史书编纂时，摒弃荒诞无为之言，多记关乎国家治迹的事情，是一种高明的见解。钱大昕称赞《三国志》“以简质胜”，但指出仍有不少繁冗的文字可以删省，“如曹植责躬应诏之诗，却正之《释讥》，华核之草文，薛莹之献诗，魏文帝策吴王九锡文，吴主罪张温之表，胡综托吴质之文，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46]他评论《宋史》，也说：“列传所载文，如王向之《公默先生传》，夏侯嘉正之《洞庭赋》，……词既不工，亦无关于劝戒，皆可删也。”[47]

对于钱大昕在史文繁简上的见解，或许有人有不同看法，但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文繁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48]钱大昕在史文繁简上的见解，正反映了他取舍材料的观点和对撰史宗旨的看法。

按，作者王记录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3卷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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