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财商学评论》第四辑 | 海派观察：逆全球化的本质与中国应对

编者按:

《上财商学评论》是由上海财经大学主管、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主办的一本刊物，以研究“海派商学”为办刊特色。在主题上，已出版六辑分别是：百年商学、未来商学、元宇宙、全球化、城市美好以及人工智能崛起，不仅回顾了海派商学的历史，还展望了商学的未来，更关注当下的商业热点。在视野上，它立足上海的城市和商业动态，讨论其中的海派管理和海派文化。在时机上，国内国外的双循环的新格局也召唤我们去研究新时代机遇下的新海派商学。

注：本文选自《上财商学评论》第四辑“海派观察”栏目，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21世纪以来，世界发生重大危机事件时，各主要国家总能摒弃成见，共同联手抗击。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抗击埃博拉病毒等，均是如此。但如今，全球化“地球村”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正逐渐被侵蚀。随着国际形势变动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应对之策，正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是反全球化向逆全球化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这一阶段开始，反全球化的思想和理论转变为一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反全球化的主体从民间和学术界转变为政府与国家。2016年，英国脱欧、欧美民粹主义高涨等都被视作是逆全球化思潮高歌猛进的重要节点。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疫情的快速传播及各国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措施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打破了现行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期。受疫情影响，各国普通民众整体福利受损，企业倒闭和失业率攀升更是加剧了社会动荡，世界更加分裂，国家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多。这为反全球化的趋势性回潮提供了新催化剂，客观上将逆全球化带入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新阶段。当今世界在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严重对立和冲突，正成为长期损害国家互信、制约国家间制度性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最大隐患。

逆全球化的寒意

近年来大家普遍感到了逆全球化的寒意，如果放远目光就可以发现，逆全球化的态势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抬头，之后几年中，西方多个国家出现一些保守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打着维护本国利益的旗号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持，继而实行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这是对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强烈反对。

我们应该看到，当前逆全球化的核心就是反对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潮流，欧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欧美政客对全球化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意推动的。原本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就有一种敬畏心理。所以，我们会看到，每次APEC会议期间当地民众总会抗议全球化，这充分说明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对全球化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提防甚至是反对的。

过去三十年，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现象无疑是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逆全球化的焦点开始聚焦于中国，发达国家的民意发生进一步变化，越来越针对中国。这也促使欧美的政客公开提出反对全球化。

对于发达国家民意的这一转变，很好理解。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功无疑得益于全球生产链的出现和参与国际分工。1990—2017年，虽然美国每年从环太平洋地区进口的货物占其全部进口的比例大致维持在47%，但中国所占比重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1990年的7.6%提升至2017年的55.4%。随着越来越深地参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在一些消费应用类的科技领域中，中国甚至走在了全球的前列。

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国内部矛盾重重。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资本强势、民众弱势、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等情况愈演愈烈。这造就了这些国家民众对资本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资本为什么能挣那么多钱？是因为全球化下出现了大量的生产外包，使得很多公司把主要业务从欧美发达国家转到中国，由此减少了自己的就业机会、堵塞了自己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跃迁的上升通道。

在这种思潮下，很多欧美国家的民众认为：当前的情况需要有人来为此负责，这个负责人无疑是中国；自己之所以不好，是因为中国太好了。随着这种民粹思维逐渐壮大，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经济学家和大量的政客开始对中国科技的进步进行错误解读，认为中国依靠国家力量和举国体制使得科技获得全面赶超。美国前财长、经济学家萨默斯曾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2%的国家，可以拥有世界前沿的科技和世界前沿的科技公司。”这些错误的解读进一步加剧了欧美民意向逆全球化、反对中国崛起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政策的转向。

特朗普政府公开强调“美国优先”，强调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其他国家“偷窃”了科技、经济的发展，导致美国失去太多，所以必须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来挽回趋势。正是在这种思维下，产生了中美贸易摩擦。

来自欧美的看法显然流于表面。中国拥有独特的政党体制，有着坚定的发展目标，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允许乃至鼓励地方试验、学习和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这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重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助力逆全球化

在上述背景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这促使了逆全球化的思维在全世界演变成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常态化的想法。而这一思维又因中国的防疫政策而聚焦到了中国。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为控制疫情的发展实行了严格的出入境管控，客观上对全球供应链体系带来较大冲击，使得全球供应链安全成了全世界最关心的问题。

这一情况继而被欧美民粹思潮、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的政府所利用，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国，从而客观上成为当前对全球化的一个巨大逆向推力。

全球化是指通过要素资源的跨国配置，实现货物、服务、资金、人流等在全球范围的跨境流动，促进比较优势分工。通过把部分工序外包到生产成本较低的经济体，生产和出口国以及消费和进口国均能在全球化的资源分配中获益。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全球化进入倒退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受阻，另一方面各主要国家间缺乏互信与合作，导致保护主义进一步成为主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内顾化、分散化趋势。

对于这些国家政府来说，全球供应链安全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全球产业分工。他们认为，全球产业分工这样继续下去，会有更多发达国家的公司来中国投资，把更多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就会进一步减少本国的就业机会。所以，这些国家政府纷纷向美国学习。比如，近年来欧美国家纷纷提出“近岸投资”的新名词，就是相对于前些年全球化大潮中红火的“离岸投资”概念而来的。过去，很多资本和公司离开欧美来到中国；现在，希望这些资本和公司拉回本国，在本国内部或是比较靠近的地方落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美国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称，墨西哥或将成为美国跨国公司“近岸投资”的选择。

这相当于把全球化变成集团化，或是区域化，大大缩小了全球化的思路。这可以视为当前逆全球化的一大典型内容。

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

当前这种逆全球化的加剧，对中国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且深远的。

最重要的是，西方社会改变了对中国经济的基本看法。中国“入世”前后，西方世界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对中国都是比较接受的，都比较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但是现在，欧美各种各样的舆情调查都反映了对中国比较负面的看法。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还是逆全球化时代欧美各国的民众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觉得中国是个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国家。所以，他们要“仿效”中国，以牙还牙。

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就成了当前美国对中国明目张胆的打压。美国政府觉得，投资贸易等方面对中国的打压并不够，还要加大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断供如芯片、光刻机等重要的软硬件设备。不仅是美国不向中国出口，还到处联合盟友不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设备。

美国最近通过的芯片法案，短期内对中国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毕竟芯片断供的影响不仅表现在7纳米或更高级的前沿芯片上，还会涉及手机等大量日常设备，并直接影响国内5G的推进。中国目前的芯片整体制造能力显然还无法完全实现用国产来取代进口。好在当前芯片还有一些储备，同时也在加快做进口替代的研发。当然，这需要一些时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美国的芯片法案，虽然对中国冲击较大，但也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增加在芯片产业的投入。这些投入不仅包括资本的投入，还包括大量人才的投入。我相信，这会加速中国一些“卡脖子”技术的突破。

数字经济为中国带来未来发展动力

在未来的竞争过程中，数字经济正成为一个新的战场，是我们未来突破美国制裁、打破逆全球化非常重要的抓手，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平台。中国是个大国，拥有广阔的市场，无论是金融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有庞大的市场基数，这对数字经济来说，意味着拥有超级规模的应用场景。这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最大的天然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按宽口径核算，数字经济规模已接近40万亿元，约占GDP的36%～37%。另外，从广义数字经济、经济数字化角度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很大，已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发展引擎，创造了大量就业。

我认为，数字经济带来的是整个经济内涵的巨大变化。数字经济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计算机算力等新兴前沿产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个年轻人的经济。一方面，它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投身这些领域，推动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它需要大量的年轻人作为产业的终端消费者和体验者，不断促成应用场景的发展。

更具想象力的是，数字经济可以突破很多限制性的条件。例如，在未来数字经济时代，采矿很可能不需要矿工亲自下矿了，只要坐在办公室通过电脑遥控机器人采矿。这样也就不会再有矿难事故了。

再如，积累足够的大数据后，普惠金融就能真正发展起来，很多在现有的技术和体制下无法实现的一些应用，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有可能获得改进。

除了对经济内涵带来变化，数字经济还将助力中国巨大的经济大盘再建设。

数字经济将是我们的一个主导优势，我们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无论是规模、速度还是深度，都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经济的发展，必将让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前，中国人均数据的产能及使用量并不高，也还没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数据标准；未来，在经济的竞赛中，数据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中国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外界在和中国做跟流量、数据有关的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循中国的标准。

数字经济可以为整个经济赋能，赋能的结果是短期内让经济有更高质量的升级。

逆全球化态势下的中美竞争

在当前的逆全球化风潮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中美关系的发展。我的看法是，中美关系在短期内，如三五年内，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将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放到中长期看，如十年以上，那就很难说了，很可能会有所改善。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困境进一步衍变为一场较大的全球经济衰退，那么西方世界很可能会改变一些现在的观念。他们会发现：全球各国还是应该通过合作来共同面对挑战，才能真正解决贫困、收入不平等、气象变化等诸多问题。

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受到欧美多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民粹主义救不了经济。因为从历史看，没有一次民粹主义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能够解决根本性问题。

例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团队编制了一个发达国家的 “冲突指数”(又称民粹主义指数)。该指数面向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按照人口权重对1900年迄今民粹主义或反政府党派在选举中的得票比例进行数据统计。从指数可以看出，过去100年民粹主义最严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那正是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那波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高潮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任何问题。如今，指数已向历史最高峰靠近了。2008年以来，西方世界陷入经济衰退，民粹主义又开始成为一种思潮并进一步改变西方多国政府的执政方针，当前正值新一轮民粹主义的上升期。

历史告诉我们，民粹主义不能制造繁荣，更救不了经济。因为民粹主义的表现，是要政府花钱，保护市场、保护就业。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能沦为给本国政府增加负担，让本已债台高筑的政府入不敷出，最后把经济拉下马导致更严重的衰退。这就是当前西方经济所面临困境的本质。

与百年前最大的不同是，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如今中国已发展起来，有了足够的实力与欧美抗衡。只要我们有定力，坚持改革开放，把资本和人才引导到最需要的领域，就能解决短板，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如果把制造业数据单独拿出来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比例是28%，美国是16%。所以，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战略很清晰，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保持制造业的相对竞争优势。

中国和欧美等国的关系，从长远看，并非不可修复，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最重要的是坚持全球化的方向。即使我们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后，依然会维护全球化趋势。虽然未来由于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中美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机会越来越少，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和很多国家的技术合作，只会紧密不会疏离。技术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转移，总体仍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毕竟现在还是全球化时代，技术供应链存在一定的多样性，在关键技术上我们依然有机会加速技术替代。

从更长远来看，我们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用更开放的战略来推进技术升级。只要坚持自己，中国就能从短期的国际地缘政治陷阱里跳出，真正看清国际大势。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执行力和有作为的国家，即便成为国力雄厚的经济体也要保持开放、学习和包容及鼓励企业家精神与基层创造力。

我们相信，这一轮“逆全球化”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不能真正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任何经济活动背后都是靠市场力量驱动，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充分发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这个相对比较优势就需要通过贸易和交换来产生，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格局。但是，经济全球化是在一定规则下进行的，因而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全球的贸易规则，将会有一系列的调整。

应对逆全球化应有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

我们要认识到，当前美国所面临的情况，严格来说，并不能说是经济危机。美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这也是美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判断，美国的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很难控制，这样未来几年美国会大概率采取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会导致经济放慢甚至衰退。所以，当前美国的经济政策面临两难：不控制通货膨胀，民众就会反对；控制通货膨胀，就要付出经济放缓的代价。

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会紧缩货币、进行加息，这正是近期美联储在做的。随着美联储加息的继续，将会使全球资本更多地离开新兴国家市场，中国对此一定要有所应对。市场层面，我们要维持相对稳健的货币环境，尽量避免多频次、大规模的降息。如果降息幅度太大，虽然可以有效刺激国内经济，但也可能引发资本市场的动荡，包括人民币汇率可能会突然贬值，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最近，央行突然降息。我也认为，如果要通过降息来刺激经济，自然是越早越好，越往后我们的降息空间越小，因为美国在不断加息。美国的每一次加息，就是缩小了我们降息的空间。

另外，美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间接影响。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强刺激，应该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要“大水漫灌”。2008年的4万亿元形成大量的债务，到现在还未完全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进行货币政策的强刺激，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好。所以，我们货币政策还是应该继续保持稳健，不要过于宽松，这可能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未来十年，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比较大。经过这些年发展，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逐渐遇到“天花板”，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现在，大量的二三线城市出现一大批的创新创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还不出名，也没有被资本市场过多地关注。但未来十年，他们中一定会出现一批新的头部企业。

过去，资本可能更多的是为互联网企业、房地产企业服务；现在，我们应引导资本服务这些二三线城市的专精特新型企业。我们当前最需要的，恰恰是这些在未来二十甚至三十年里，能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市场的帮助，让这些企业成长起来，应该是当前经济政策的一大重点。

国内大循环绝非“闭关锁国”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以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全球化战略的实施，是在客场进行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内在的原因是我国在生产要素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比较优势，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战略。为此，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在主场进行的、以利用内需为主的经济全球化。简单来说，就是要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市场。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强调的新发展格局，核心要义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便经济重心内移，中国也不可能孤立于全球技术供应链，更不会 “闭关锁国”。相反，中国仍将是全球贸易投资体系的参与者、贡献者，并将因更大、更有效的开放而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通过改善全球贸易不平衡而更有力地支持和推进全球化。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一个开放与否的概念：市场只对本国开放就是国内市场，对全球各国开放就是全球市场。

回顾过去20年，中国不仅从全球化中获益，也为全球化做出巨大贡献。麦肯锡曾有一份报告专门评估全球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结论是，全球对中国的依赖已经超过中国对全球的依赖，这个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中。

随着中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全球大量复杂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同时，中国又是服务贸易的最大进口国。对全球而言，中国正从过去大量依靠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到如今更多利用进口来扩大自身市场，成为全球出口的目的地。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推动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为全球做更大贡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自我循环，而是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更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我们也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防范疫情发展，各地方政府纷纷管控，客观上导致国内市场的畅通遇到了一些问题。

正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国内大循环重要的不仅是国内市场规模，更重要的是国内市场能否被“循环”起来。美国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内市场巨大不完全是因为美国有3亿多人，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是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全世界的生产性要素（人才、资本、金融）都愿意去。

在国际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未来的国际竞争可能会出现产业链与产业链的竞争、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群率先形成内循环是当前的必选项。首先形成以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为载体的区域循环，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统一大市场，通过推进全球价值链与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价值链衔接，使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全球产业集群成长。

因此，发展国内大循环，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我们更应注重打通资金、人才、技术，甚至是土地建设指标等的诸多要素流通。

以土地建设指标为例，虽然土地是不能转移的，但土地的使用权利是可以转移的，是能跨地区流动的。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区域，通过数据研究数十个城市，结果发现，相同距离的两个城市，在同省和不同省的表现有很大差异。

例如，短期的商务人员流动，同省的两个城市间相比区域内不同省的两个城市间，前者约为后者的2.4～2.5倍。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中国市场化最发达的长三角区域，仍存在很强的边界效应。如果是国内大循环很有效的情况下，两个研究案例的距离基本相同，那么，理论上两者的商务人员流动数据应该是接近的。然而，事实上流动性差别较大，同省的更大，不同省的就小很多。

回到土地指标流动，那问题就更严重了。从城市经济形态看，长三角显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特点。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龙头。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在本质上是加强上海与其他地区、城市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的集聚。上海每年导入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够，但又不能突破它的建设用地指标。与此同时，长三角的其他很多地方的土地建设指标用不完，地方往往用指标建设开发区等，但吸引资源有限，事实上是一种浪费。如果这类指标作为要素可以流动，就可以实现更合理的配置，土地的整体生产率就会提高，并真正成为中国全球产业链集群不断成长的重要支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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