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湖北学霸杨元元带母上学，最终厕所自缢身亡，遗言引热议

2009年9月18日，位于上海的这所海事大学的一间硕士研究生寝室里，新入学的杨元元坐在书桌前，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焦虑和无助。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份申请书，她在艰难地书写着，希望能为她的母亲申请到一间宿舍。但是，这个要求似乎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她的眼泪无法抑制地涌出，晶莹的泪珠落在申请书上，她却浑然不觉。
杨元元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光已经所剩无几，她的人生已走到了尽头。

这一年，她已经三十岁，本以为考取研究生能为自己灰暗的人生带来一缕曙光，然而，心仪的学校却成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站。

2009年11月26日清晨，杨元元在寝室的卫生间自缢身亡。她的死法让人心痛而又震惊，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连系在一起，结成圈套，一头套在她的脖子上，另一头套在洗手池的水龙头上。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自缢方式，但凡有一丝求生的意愿，杨元元都能站起来。然而，杨元元没有！

她的死在所有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震惊和疑惑。许多人不解，她好不容易才考上研究生，前程似锦，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当我们深入了解她的经历和内心的痛苦时，或许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杨元元的弟弟杨平平，名字寓意平平安安，两人之间相差两岁，从小感情十分要好。杨元元曾以为自己与弟弟并无不同，儿时那短暂的六年欢乐时光让她忘却了生活的艰难。然而，六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让她的命运轨迹发生了转变。她的父亲突然离世，一家人如同被狂风骤雨摧残的小船，失去了方向。
这时，杨元元的母亲望端玲便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核心。上世纪70年代，只有小学文凭的望端玲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一个在那个年代稀缺的大学生，也就是杨元元的父亲。婚前，望端玲曾去上海学习船舶技术，面对上海滩的繁华，她内心产生了留在那里的想法。然而，在父母的劝说下，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结婚生子。虽然对方是大学生，但望端玲并没有任何不满，安心在家乡为丈夫生儿育女。

尽管望瑞玲在厂里认识了身为工程师的丈夫，又生下一对儿女，但她始终心心念念着自己曾经去过的上海，那些大城市的璀璨灯光，在她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986年3月，望瑞玲的丈夫突然因急性肝病离世，那时，女儿杨元元才6岁，儿子杨顺顺4岁。虽然生活遭受了重创，但望瑞玲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日子还要继续。
失去丈夫的望瑞玲将所有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姐弟俩身上。她用自己微薄的月工资，艰难地抚养着两个孩子，同时又在日常生活中教导他们要像父亲那样热爱学习，考上大学。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孩子们的期望和信心：“你们爸爸是大学生，是工程师，以后你们也要像你们爸爸那样。” “你们长大了必须去大城市，要么北京，要么是上海。” 在母亲的这种潜移默化和耳提面命的影响下，杨元元丝毫不敢懈怠，她明白自己肩负着家庭的希望和未来。

然而，生活的曲折和磨难往往出乎我们的预料。1998年，杨元元参加高考。在填志愿时，一向孝顺的她第一次和母亲发生了冲突。杨元元打算去大连读法学，以后当一名律师。但望瑞玲却坚决反对，她认为当律师不如当老板，不如在省内读武汉大学，学个经济类的专业，毕业就能有高薪工作。
杨元元曾试图向母亲解释她的理想和追求，但最终还是按照母亲的意愿报考了武汉大学商学院。虽然没能就读自己理想的学校和专业，但进入大学的杨元元依旧努力，申请了助学贷款，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赚钱打工。

大学生活对杨元元来说并不轻松，她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还要帮助母亲照顾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到了大三，成绩优异的弟弟同样考上了武汉大学。这个消息让望瑞玲非常高兴，她觉得这是家庭的骄傲，也是孩子们的骄傲。于是，望瑞玲决定亲自来到武汉大学和孩子们团聚。然而，这个决定也让杨元元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望瑞玲的到来让杨元元失去了自由。

不但如此，为了凑齐儿子的学费，望端玲甚至拿走了杨元元的助学贷款。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杨元元因无法偿还3970元的助学贷款，被学校采取了延迟发放毕业证及学位证的处罚。
毕业证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无疑是证明自己学历和能力的有力凭证。它代表了一个人多年来的努力与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也是开启未来职业生涯大门的钥匙。失去了这份证明，杨元元便无法顺利毕业并找到心仪的工作。
在无奈之下，杨元元选择在一家培训中心担任讲师，尽管每个月的薪资仅有七八百元，与她“月薪三千”的梦想相去甚远，但她依然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还清了那笔3790元的贷款。

然而，在这期间，杨元元亲眼目睹了一名15岁学生的自杀事件，此后，她便不断听到世界各地学生自杀的消息。或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元元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苦难的负面情绪开始一点点侵蚀她的灵魂。
五年后，也就是2007年，杨元元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毕业证书。她也开始重新整理自己，全心投入学习。也是在这一年，她的弟弟杨平平给她买了一台电脑，一台价值6850元的笔记本电脑。

然而，面对这台崭新的电脑，杨元元的内心却是百味杂陈。她自然是欣喜于弟弟的这份心意，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让她倍感温暖。然而，这笔不小的开支又让她担忧弟弟的生活是否宽裕。母亲对待她和弟弟是否真的公平？这些疑问在她的心头挥之不去。
然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来都不是几件事的叠加。这台电脑成为了杨元元内心深处的隐痛，她的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2009年9月，杨元元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海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份期待已久的喜悦似乎即将证明“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然而，她的母亲望端玲却因怀揣着对上海的特殊情感，希望女儿能带她一同前往。这一请求，唤醒了杨元元内心深处的共鸣，她理解母亲的“上海情结”源于年轻时的学艺工作经历，而她自己的求学之旅不也是对大都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吗？
杨元元没有拒绝母亲的要求，无论是在武汉大学同住的一年，还是毕业后艰苦工作的五年，甚至是备战考研的两年的时间里，她们始终形影不离，共同度过。然而，当她带着母亲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她依然深感母爱的难以割舍。
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日子里，杨元元和母亲的生活仿佛重温了在武汉大学的时光。她们一同在食堂用餐，漫步在校园，甚至睡在同一张床上。然而，这样的生活在一封来自校方的通知下发生了改变。

2009年11月21日，校方要求望端玲搬出学生寝室这。个消息让杨元元感到迷茫和无助，而母亲对大都市生活的向往与恐惧也同时萦绕在她的心头。尽管生活困难重重，但在杨元元的努力下，她们还是在11月23日找到了一间毛坯房租了下来，每月租金450元，需一次性支付半年。
然而，就在三天后，杨元元在学校宿舍厕所的洗手池旁被发现已经去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本该尘埃落定的生活会将杨元元逼上绝路？原来，在11月21日至23日那两天的时间里，望端玲无法再回到宿舍居住，而她又舍不得去住宾馆。在杨元元离开后，她在电影院旁独自坐了一晚，忍受着上海4度寒风的侵袭。

望端玲并不知道的是，杨元元回到宿舍后也辗转难眠。她回想起这些年来与母亲的艰难时刻，虽然充满温情，但也带着悲苦。杨元元深爱着母亲，但也因此失去了自我。她不知道未来在何方，不知道为什么偌大的上海没有她们母女俩一处容身之地。

11月25日，就在杨元元自杀的前一天，她向母亲提起了曾经见证学生自杀的事情，并感叹“活着其实没什么意思”，但这些求救信号并未被望端玲重视。
11月26日，杨元元的尸体被发现在学校宿舍厕所的洗手池旁。望端玲成为了第一个感觉到杨元元出事的人。而杨元元的遗言：“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这段话充满了无尽的苍白和无力，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垂怜。
同时，一股攻击杨元元母亲望端玲的风潮随之掀起。然而，对于杨元元的弟弟杨平平来说，虽然校方没有直接责任，但也有间接责任，因为是他们间接逼走了母亲，让杨元元感受到了生活的诸多不易，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么，到底是谁逼死了杨元元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中。从表面上看，杨元元的自杀似乎是由于校方的压力和望端玲的束缚所导致的。但是，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件事情的背后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首先，我们来看看校方。杨平平所说的并非毫无道理，许多人在长期压抑情绪后，往往因为最后一根稻草而选择轻生。对于杨元元而言，这根稻草可能是校方的不公和压力。校方最终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了18万元。但是，这能否说明他们没有责任呢？这18万元能否抵消他们给杨元元带来的痛苦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望端玲。作为杨元元的母亲，望端玲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付出型人格。她为了女儿的前途和未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然而，这种付出型人格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最大的伤害。对于杨元元而言，她深知母亲的艰辛和不易，因此她不愿让母亲失望和受苦。但是，她的这种心态却也成为了束缚她的枷锁。这种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同样可能导致她走上绝路。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谴责望端玲和校方。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有责任。校方在处理问题时的不公和不作为是导致杨元元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望端玲则在为女儿付出的同时，忽略了女儿的身心健康，这也是导致杨元元走上绝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到底是谁逼死了杨元元呢？

或许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校方还是望端玲都存在问题。而杨元元本人的认知也是导致她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事件的复杂性和多方面的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