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翌 | 明代华氏“役田”法的完善

编者：无锡是慈善高地，荡口更因义庄创办早、数量多而被誉为“江南第一义庄”，慈善传统悠久而厚重。12月8日，“江南义庄（慈善）文化研讨会”在无锡锡山区荡口古镇举办，该研讨会由锡山区荡口古镇管委会主办，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锡山区义庄文化研究会承办。与会的30余名专家学者主要来自无锡、苏州等地，有高校教师，也有当地学者、机关干部，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江南慈善文化的缘起、发展、演进与特色，耙梳了史上世家望族的慈善传统，发掘包括义庄在内的慈善文化的价值意义，同时围绕《无锡慈善史》撰写和无锡慈善博物馆的建设进行了讨论，旨在更好传承江南优秀文脉，进一步夯实文化自信。会议在荡口举办，很有在地感，既具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江南文化播报》公众号将陆续发布研讨会的研讨文章。

明代华氏“役田”法的完善

任翌

江南财富地，自古以来赋役繁重。至明代嘉靖时期，因各种原因，导致民间社会田赋积逋严重。贫者因欠赋，只能将土地卖与豪富，但粮熟之时，豪富只管收成，不管赋税；本区图管赋的粮长等，既找不到田主，又不敢找豪富，只能自己填补，富户又不免沦为贫族，这就是王世贞所说的：“豪取其获而遗其赋。以责田主，度不给，则跳匿；长赋者不能迹田主所，又不敢问豪取赋，岁岁为代偿，不给则亦跳”（王世贞《延祥乡役田记》）。故，比逋赋更为严重的，是民间社会因之顿入贫困。当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时，如何寻找“良法”，既完成国家赋税缴纳，又能解困救乏，实现以民力解民困，明代华氏家族树立了一个完美的典型案例。

第一，“助役田”之设

延祥乡（荡口甘露周围）是华氏聚居的区域，很多华氏子弟因“积逋”而沦为贫族，甚至成为流民；而族内“长赋者”不得已代缴赋税问题也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明代华察在嘉靖时期首先在华氏家族内部倡为“役田”：

家及役者，出百亩之三亩；不及役者，五亩。进士不应役而稍优之，如役者，三亩；乡进士杀不及役者一。于是公之兄弟当出田共八百亩以先；诸华通出田二千四百亩，得米若干石，麦若干石，以岁助虚粮及收运之费。长赋者稍稍宽矣。（同上）

这是通过家族内部抱团的形式，共同分担“虚粮及收运之费”，完成应纳田赋，并阻止家族内部贫者卖田流徙、富者不堪重赋沦为贫民的情形发生。从功能上讲，“役田”主要是为完赋，但如果役田收益有盈余，则可继续购买扩充田产，可以“葺世墓、赡贫族，婚丧于是乎取给”（同上）。或云，“役田”主要是限于家族范围的济贫助困，然其“盖三十年而延祥之华，非有大故，毋废箸外徙者”，客观上亦利于民间社会稳定。

第二，“里役田”之创

华察设“役田”以助田赋之纳，从长远看，能否持续保持其正常运转，依然是个问题。其一，捐田者也存在子女成年成婚后的析产问题。其二，因自然灾害、家庭变故等诸多因素，富者渐落的情况，比贫者暴富的情况或更为多见。故此，华察去世后，“身后不无动摇，疏闻于朝，奉旨得世守焉。”（《中翰芝台华公志略》，华允诚重编《华氏传芳集》）“疏闻于朝”，是将族长意志绑定国家责任；“奉旨世守”，便是使“役田”之法具有法律效应。但还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以“完赋”而言，“助役田”仅限于族内，并不及族外。故《芝台公志略》中就提到：

乡氓逋税，病在长赋者。有司责逋，按里甲追呼，复病在里甲。首倡捐金，更创“里役田”，于是，两役田相表里，而良法始无弊。

通过向乡里富户倡导捐钱，创设“里役田”，将华氏家族的“役田”之法推广开去，以保证一里一乡的赋税缴纳。这样，家族内的“役田”，与区图里甲之内的“役田”相互表里，可以保证本区域内的税赋，即所谓助役田，可以使“粮长无身家之累”；“里役田”之设，可以使“里长无催比之艰”。（按，明初洪武十四年的黄册制度，“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

但是，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据《心谷公宗谱传》记载：

贫族谓，昔出田而今不任役，不能稍沾其惠，因群起而思败之。

这里或正关系到过去捐出田亩，今天无需任役，又沦为贫族者，觉得自己得不到任何实惠，所以想破坏此法。缘此，心谷公创“议设法”。

第三，“议设法”之创

心谷公所设“议设法”到底有哪些具体细则，因资料阙如，无法得知详细，但其要义，主要是“置义田以赡贫族，使之各沾升斗。终公之世，良法屹然不摇。”这是对上面提到的“助役田”“里役田”的补充法则。而在义田基础上，扩大规模，完善结构和管理机制，就形成义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芝台华公，讳仲亨，字起光，号芝台，华察次子。生嘉靖乙亥，卒万历己亥。心谷华公，讳师召，字公保，号心谷。芝台公次子，华察之孙。生隆庆庚午，卒天启丙寅。

可见，从华察始设“助役田”，到“里役田”，再到“议设法”置义田，不断完善而终成“良法”。而祖孙三代不遗余力的努力，使良法从嘉隆时期，一直延至万历天启时期。所谓利国助民的“良法”，一是要有承继而不断完善的过程，二是同时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如华氏三代所设此法。

清代本土学者黄卬认为：“以经济施于乡，有力者，当以为法。”即通过“有力者”，保障地方完赋，及保障农户之安于田亩，这是乡绅治理民间社会的良法。故到清代，无锡地区的义庄，呈爆发式增长，这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作者简介

任翌，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士族》《荡口古镇：人文浸润的水乡风情》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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