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27年，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
他拒绝去莫斯科，甚至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
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
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
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
当然，他这个想法，要到很多年之后，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南的万水千山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之际，在一个叫做遵义的小城中得到验证。适合中国的科学理论，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实践的。
我们都知道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革命生死存亡之际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甚至放弃了武装抵抗，导致了党组织对蒋介石的叛变和屠杀措手不及，这是他作为五届总书记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但客观地说，共产国际难辞其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建党，放弃独立性，在国民党右派反共浪潮下节节退让，都是莫斯科的指示，包括寄希望于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这不是他的决策，而是苏联派来的国民党“亚父”鲍罗庭的判断。
但在那个时代，党还年轻，共产国际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陈独秀一人。
他在最初的时候，甚至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他甚至不要一切外来援助，拿自己的工资补贴党的活动，以保证党的独立性。
他至始至终都不是“投降派”，他是一个提着脑袋反清的老义士了，参与过辛亥革命，自己组织过“岳王会”，反过北洋军阀，一生五次入狱，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狱。对于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名，他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这是陈独秀对自己最好的辩护，也是他忧国忧民之心的表露。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在法庭上，好友章士钊替他辩护，说他已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被中共中央开除，已经是“反共”人士了，应该”无罪“，结果他冷冷来了一句：“章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代表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以我本人的声明文件为主”。搞得章士钊非常尴尬。
他本人的声明文件，直接骂国民党才是“危害国民”的政党，蒋介石的政府，是个“误国政府”，这样的政府如果 不下台，必然会毁掉国家的前途，在声明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是——“反对当权腐朽的政党，推翻祸国殃民的政府”。
他在法庭上大喊："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中，斥责蒋介石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现。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在和平谈判的掩盖之下，实行其对帝国主义投降”。
他因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矛盾，曾崇拜过托洛茨基，觉得“托先知”的理论有道理，曾被中国“托派”选为“总书记”，其实他对托派理论并不了解.......在抗战爆发后，中国托派幼稚地反对“全民族抗战”，继续鼓吹“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应当利用“帝国主义侵略”来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最早的“联帝反X”）......他听了之后大怒，与这些年轻的托派分子决裂，并且发表文章和演讲，支持全民族抗战，先打败日本侵略者，此后又被托派分子“开除”。
他感慨中国这些年轻的“托派”如此不切实际，“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却不反帝国主义，还自以为最革命”，“太荒谬”，“太没有血性了”。于是他公开宣称：“中国有没有托派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是托派”。
他晚年穷困潦倒、病骨支离，蒋介石想要拉拢他，国民党军统、叛徒张国焘多次上门，想要给他钱，让他“另立第三党”，和中共对抗，都被他冷言拒绝，张国焘算是他的学生，都屡屡碰一鼻子灰......他在孤独、病苦中死去，到死也没有做任何妥协。
你可以说他身上有着文人的幼稚，但不能说他是个“投降派”，这是不公正的。他身上有着学者革命家的天真，他是个好的宣传家，是个了不起的笔杆子，是个伟大的启蒙者，是当时全国热血青年的偶像，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决策人、领导者。
他曾是个雷厉风行的行动派，甚至有些“鲁莽”，当李大钊先生等人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时候，他就直接喊出“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政党”，“采取直接的行动”。
他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和导师，很多共产党人都是在他影响下选择这条道路的，教员都曾视他为偶像.....1920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篇就是他的发刊词，他说：“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中抢来政权；并且用劳动者专政的制度，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使资产阶级永远不产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就是我们的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