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临淄城的西门叫稷,当年在稷门要道一侧,曾有一片建筑,高墙大屋,这便是有名的稷下学宫,一所由齐国创办的战国大学。战国时代,本就国君怀霸,士人出没,稷下学宫的创办,正可谓生逢其时。稷下学宫一改过去的私学为官办,由过去的一人为教改为大师集体授课,变过去的一家之学为百家讲谈,由过去只讲授空乏的历史知识转为教学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一时蔚成风气,师者千人,学者数百千人,为已有七万人口的国都又添了另一份兴盛。
在这儿,儒、道、墨、法、名、兵、纵横、阴阳五行等,都有了空间和舞台。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子们,围绕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会礼法、君国王霸、人生义利等热点话题,一同展开争鸣和辩论,相互质疑和辩驳,深入阐释和张扬,尽情体现着民本思想、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和务实气度。这倒也符合当时齐国官方给出的校纲:无官守,无言责,不治而议论。这吸引着孟子两次入齐,荀子三做祭酒,淳于髡、邹子、慎子、田骈等名家长期任教,自然也推出了《宋子》《田子》《管子》《晏子春秋》《黄帝四经》等一大批学术著作。司马光在其《稷下赋》中曾给出过很到位的一句话总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稷下学宫的创办,归功于齐威王,但更应归功于邹忌和淳于髡。因为刚接上班时的齐威王,其行为和心性还停留在自己叫田因齐的时候,角色还没完全转换过来,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士。这怎么行!在邹忌和淳于髡的劝诫下,威王总算发威,一如他自己创造的成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巨大的投入,也让国家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不用时,稷下学宫就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由着那一帮人在那儿争争吵吵。用着时,君王可以问政,它就成为国家智囊,一个政治咨询机构。如遇外交事务时,还可从学宫大师中直接向外派遣。因为其中有七十六人,有上大夫衔,受上大夫禄,大有官员储备库之意。
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春秋时期,家底就很厚实,曾经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并非虚名。延至战国,在七雄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心血凝结,长盛不衰。不得不说,当时七雄中能在文化上与齐勉强比肩的,也只有楚。当然,一南一北的齐与楚,是两条不同的文化源流。这一点,屈原三次出使齐国时,不管他去没去过稷下学宫,都一定会深有感受。北国的稷下之风,士人闻之皆醉。尽管荀子的两名高足,李斯和韩非,是荀子回楚地兰陵后所教;尽管叔孙通直至汉高祖时,才露出头脚,但这一切,都应回溯至稷下,那长达150余年的办学。
稷下学宫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文化政治大学,博士一词最早便出于稷下学宫的博士制度,因此,稷下学宫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第一个博士点。甚至,兼具资政和人才储备功能的稷下学宫,更像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不管第一批博士的资格证书上,署的是齐威王田因齐的名,还是教育长荀况的名,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博士。
文官博士制度,后被统一六国后的秦朝所借用。
千年传承的齐鲁之邦,如今儒风劲吹。但大儒叔孙通对话汉高祖刘邦的一句话,“夫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却很值得思考。尽管孔子打牢了地基,孟子建成了大厦,董仲舒抹了外墙,朱熹进一步进行了精装修,但它背后的欠缺依然存在。这说明,再好的一门学问,也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创新性地发展。所以,齐鲁大地应重拾文化自信,重建稷门大学,通过多元文化争鸣,来平衡儒学独大的单一,重塑文化气场和精神气度。
公元前221年,萧萧落叶,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弟子离去,从此大门关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应简单停留在对它的回望和纪念中,而应把那扇关闭的大门,再度推开,重振学术大争鸣、文化大繁荣、思想大解放的劲爆局面。
(张世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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