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富：竺可桢的诗学修养

竺可桢（1890—1974），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曾浙江大学校长。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

我们67届本科生一直拖到1968年7月份才分配工作，当时的口号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于是我们班40个人，便被分配到了内蒙古、辽宁、山西、湖北、江西、广西和苏北，还有两三个人分在上海。我被分到大冶有色金属公司赤马山铜矿，先当井下工人，后在子弟学校教书。当时我们的信息很闭塞，想找点教学参考资料都很困难，常看到的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记得197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竟发表了竺可桢的科学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可是南京大学的名人，于是我顿生亲切之感。顺便说一下，竺可桢是1920年夏天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的。该校于1921年9月扩建为东南大学，竺可桢任地学系主任。后来东南大学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他在1927年至1929年期间，也当过该校地学系主任。该系以后分为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这三个系都将竺可桢当成自己的创始人。

这篇论文虽然说的是气候变迁，我还是细细读了一遍。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该文并不难读，有些部分甚至读来饶有兴味。印象最深的是竺先生居然引用许多古诗来说明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例如文中说：“宋朝（960-1279）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就看不见梅。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梅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再如：“唐朝诗人张籍（765-约830)《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长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的乐山，在其诗中和其弟苏辙的诗中都有所说明。”这两段话利用诗歌作品为史料，生动地说明了西安地区周代中期要比唐代暖和，成都地区唐代要比北宋时期暖和。这篇文章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善于发现和利用资料，那么竹头木屑均能为我所用。

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我跌跌爬爬地考取了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唐宋诗，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唐诗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譬如王之涣的《凉州词》，第一句究竟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还是“黄沙直上白云间”就曾热烈地讨论过。讨论的结果前者似乎占了上风，如极为流行的《唐诗鉴赏辞典》就作“黄河远上白云间”。后来我在《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上读到了周培源的一篇文章《自学成才要有文化知识》，他在文章中引用了竺可祯《物候学》中的一段话，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这首诗的第一句原作“黄沙直上白云间”，被后人改错了，并指出：

在唐朝开元时代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情形比较熟悉，他们知道玉门关一带到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要刮风起黄沙，直冲云霄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这样一改，便使这句诗与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两不对头。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诗歌与自然科学著作不同，诗人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感情，措辞不符合实际情祝不足为奇，唐代某些边塞诗里出现的地名，常常有方位和距离与实际不符的情况，这是正常的，也是允许的。

那么这句诗的两种版本究竟孰是孰非呢？我们认为此句应如竺可桢所说是“黄沙直上白云间”，而非“黄河远上白云间”。因为此诗主要目的是通过西北边塞的荒寒之景，来抒发戍边将士的怀乡之情，集中表现在一个“怨”字上。次句写戍边将士怨所处环境之遥远、艰苦、恶劣，三句写戍边将士怨与亲人长期别离，末句写戍边将士怨自己得不到朝廷的关合与照顾。则第一句为“黄沙直上白云间”，方能显示出玉门关一带风沙之大、环境之恶劣，方能引出一个“怨”字。如果作“黄河远上白云间”，戍边将士生活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中，则“怨”字就变得没来由，无着落了。

后来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四辑大家小书40种，三十多位作者几乎全是人文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唯有《天道与人文》的作者竺可桢是位自然科学家，因为有了上述经验，我便怀着如获至宝的心情买了这本书，并迫不及待地读了一遍。读罢，觉得他对诗歌作品与文艺理论的领悟，常有一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难以企及者。例如他把花香鸟语看成是大自然的语言，认为掌握大自然的语言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并指出：“月、露、风、云、花、鸟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大诗人能掌握这类语言的含义，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他认为陆游就是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位诗人，并举了他的《鸟鸣》诗为例：“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竺可桢所举的这首诗主要是从物候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其实陆游也善于用大自然的语言来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就以他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之二为例，诗云：“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人梦来。”作者利用风声、雨声、铁蹄声，以及冰河这样的大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诗人僵卧孤村时，不担忧自己的衰老，而担忧国家之未能统一，为了自已的国家，他不顾68岁高龄，还想到西北边塞去保卫边疆，其爱国情怀怎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我不知道竺可桢是否学过美学，但是他对美学确有深刻的理解，譬如他在《说云》一文中谈到了云雾之美：

若照柏拉图之见解，吾人亦可说地球上之纯粹美丽也者，唯云雾而已。他若禽鸟花卉之美者，人欲得而饲养之、栽培之，甚至欲悬之于衣襟，囚之于樊笼。山水之美者，人欲建屋其中而享受之；玉石之美者，人欲价购而以储之；若西施、王嫱之美，人则欲得之以藏娇于金屋，此人之好货好色之性使然耳。至于云雾之美者，人鲜欲据之为己有……且云霞之美，无论贫富智愚贤不肖，均可赏览，地无分南北，时无论冬夏，举目四望，常可见似曾相识之白云，冉冉而来，其形其色，岂特早暮不同，抑且顷刻千变，其来也不需一文之值，其去也虽万金之巨、帝旨之严，莫能稍留。

这段话以生动的语言将云的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富于变化，所有人均可欣赏的美学特征深刻地揭示了出来，文中还特别指出南朝株陵人陶弘景的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言云之超然美，询为至切之谈”。如此分析云，分析陶弘景的这首写云的诗尚不多见。

诗人通常都是借客观世界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掌握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于研究诗歌是大有好处的，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诗歌研究中碰到某些问题时，有时就向副院长竺可桢请教。有一次郭老问他：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有一个叫江采蘋的妃子，因喜欢傲寒斗雪的梅花，曾在宫中遍植梅花，被人赞为梅妃。可是在苏轼一首题为“杏”的诗中，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难道仅仅过了300年，关中就再也不生长梅花了吗？其实，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有个章节“物候时期（前1100-1400）的中国气候”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竺先生以大量资料证明，由于气候转寒，干旱少雨，唐代关中的梅花到了宋代就全部消失了。

还有个例子，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过一首《忆秦娥·娄山关》词，开头两句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照习惯看法，这两句写的应当是秋冬景象，问题是红军第二次占领娄山关是在1935年2月下旬，于是郭沫若问竺可桢能否确认此诗句所写就是当时娄山关的景象？竺可桢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记录当时当地的气候情况是日记的内容之一。他1936年1月1日以后的日记全都保存了下来。作为校长，竺可桢曾随浙江大学于1940年1月，从广州宜山迁到贵州遵义。他曾因公务需要，多次途经娄山关，往返于遵义、重庆之间。从日记的记载中可知，当时二三月，娄山关是有霜雪的，而在这海拔1500米高的地方，一向刮的是西风和西南风。这一结论正好解决了郭老所提出的问题。

看来，研究自然科学的人应当具有人文素养，而学习人文科学的也应当具有自然科学修养。从竺可桢的学历来看，他留学前在唐山路矿学堂学的是土木工程，赴美留学后先求学于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气象学，这样看来他深厚的文史功底，是在童年与少年时期打下的。据说他三岁时就跟母亲学会了不少汉字，能背十几首唐诗。人文修养从小培养，实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