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太平天国封王制度形成之原因、过程及其影响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忠王李秀成被俘虏。在两江总督府，李秀成写下了数万字的《自述书》，讲述自己参加革命之经过，点评太平天国各王，并对天国灭亡之原因做了总结。李秀成看来，太平天国灭亡主要是“十误”造成，其中一特大失误便是“封王太多，相互争雄”，封王制度是太平天国灭亡之重要原因。其实，这话有失公允，封王制度利弊并存，要辩证分析。在此，笔者就来浅析太平天国封王制度形成之原因、过程及其影响。

第一阶段：永安封王，确定政权运行机制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便陷入清军重围之中，在广西转战大半年，依然没能冲破封锁线。1851年9月，罗大纲率军杀进永安，夺取军兴以来第一座城市，为太平天国赢得休整与补充兵力之时间。为便于指挥军队作战，也为了将紫荆山时期便存在的“地方首领”负责制确定下来，承认各地区分会首领之政治地位，从而提高大伙积极性，洪秀全决定实行封王制。

1851年12月，洪秀全颁布《封五王诏》：“继自今众兵将呼称朕为主则止，不宜称上、称圣，致冒犯天父天兄。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为永安封王，册封了首义五大王。

永安封王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洪秀全之政治智慧在此得到体现。在“军师负责制”下，天王是“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没实际权力；实权掌握在军师之手。然而，中国君主专制之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洪秀全也不免俗，既然没能在“军师负责制”下掌权，只能想办法最大限度维护自身权威。所以，洪秀全既要满足实力派政治需要，提高大伙积极性，又要树立自己威望，这是他永安封王时之设想。

永安封王亮点有三，综合考虑了各方之需要。其一、明确规定洪秀全为“主”，只有一人，不可僭越，用法律形式肯定了洪之元首地位。其二、杨秀清可以“节制诸王”，俨然掌握了军权，这是对他政治、军事才干之肯定。其三、将韦、石拉入封王序列，分割杨、萧权力，达到制衡之目的。如此，天王作为元首，东王统辖诸王分管区域内政务，相互协作，政局运行良好，为太平军顺利北上，攻克天京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加封秦日纲、胡以晃为王，填补权力真空

永安封王时所确立之政权运转机制为太平天国胜利进军提供了制度保障。1853年3月，距永安封王一年半，太平军杀进南京，改名天京，作为天国都城，正式与大清对峙。然而，问题出来了，杨秀清有一家独大之趋势，洪、韦、石等人都深感不安。北伐、西征，如此重大军事行动，居然没有“王”担任统帅，杨秀清之心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韦、石俩人立功，提高威望，从而威胁自己地位。洪秀全对此看得很清楚。此外，冯云山、萧朝贵这两位资深王爷阵亡后，资历尚浅的韦、石并非杨之对手，洪不得不想办法继续维持平衡，确保自己地位不动摇。

北伐、西征两场重大军事行动同时并举，自然就需要人才，也容易出人才，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此时，洪秀全将目光转到秦日纲、胡以晃身上，并寻找机会给他俩封王。秦日纲率兵增援北伐，封“燕王”，寓意“燕地之王”，希望他能攻下北京，驱逐鞑虏；胡以晃破庐州，击毙湘军鼻祖江忠源后，封“豫王”，寓意“河南之王”，希望他能荡平中原。当然了，洪秀全之深层用意是希望秦、胡两位能感圣恩，支持自己，制衡杨秀清。秦日纲没得说，洪秀全亲自从矿场“挖”出来的悍将，铁杆亲信。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评价秦：“忠勇信义”。胡以晃则是大财主，可带来人马不多，一直受杨冷落，如今得封王，自然感谢洪。

秦、胡封王，再次维持了诸王内部权力之平衡，虽说杨秀清实力最强，可其他诸王若是联合起来，他未必能搞得定。如此，洪秀全地位得到保障，政权运转机制良好，行政效率高，太平天国继续向前发展。《太平天国的政治与宗教》一文对此记载道：“一切人等，无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岗位与职责，而全体动作各按轨道，循规蹈矩，如同钟表的机件。”洪仁玕在自述中则说：“过去东王在世时，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而今进寸退尺，战胜攻取，大逊于曩时！”其中东王之贡献应该肯定，但关键在于政体运行良好，各司其职，方能如此。

第三阶段：恢复封王制，在同姓、亲信、实力派之间搞平衡

加封秦日纲、胡以晃为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冯、萧阵亡后造成之权力真空，对太平天国局势稳定大有帮助。但是，杨秀清集教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东殿势力超级强大。随着军事斗争连连获胜，东王杨秀清威望空前提高，对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等造成巨大威胁。为此，洪、韦、石结成“诛杨同盟”，誓同共进退，李秀成自述：“北、翼不服，计议诛杀东王，及兄弟仨”。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死于内斗；石达开则率部离开，单独外出创业，脱离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

杨、韦两位军师死于内斗，最后的“首义五王”石达开又离开天京，原有的政体运行机制遭到破坏，天国局势一团糟。洪秀全很快发现，自己威望不足，未能解决这糟糕局势，他玩不转了。不久，洪秀全恢复“五军主将”制，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领，激发大伙积极性。然而，“五军主将”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将领不能议政。不过，洪秀全已发誓不再封王，李秀成如是说：“主不再分封，被东、北、翼三王弄怕”。1859年，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让洪秀全改变了封王看法，他决定恢复封王制度。

洪仁玕来到天京，不出一月，立刻封为干王，这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为太平天国出生入死之高级军官大为不满，纷纷想脱离洪氏王朝。为了安抚大伙情绪，洪秀全只好再次分封，对同姓、亲信、实力派均给予王爵。同姓王，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干王洪仁玕（之前封）；亲信封王，章王林绍璋、赞王蒙得恩；实力派封王，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等。如此一来，实力派得以参与中央政务，积极性提高。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言道：“今封王者，因其弟洪仁玕九年之间而来，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过后，要人悉悉归节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再而复思，又见各位功臣久扶其国，心不分意，于是封陈玉成英王；见我有功，封忠王”。

洪秀全恢复封王制，在同姓、亲信、实力派之间维持平衡，自己居中调度，最大限度维护权威。实力派能参政，作战积极性提高，接连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二破江南大营之军事胜利，一度中兴了太平天国。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说道：“斯时朝臣荐用于我，主一心用我，我一心实对，主用臣坚，臣力死报……此时朝政事悉归我一人提理，那时主任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出令各不敢不违，俱各愿从，听我调度……是次日出朝，将京中事，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掌管，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期时肯信奏事而佳也。”

第四阶段：滥封诸侯，政权运转失灵，局势一团糟

恢复封王制后，洪秀全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本想在同姓、亲信、实力派之间维持平衡，自己坐稳天王之位。可是，洪氏同姓、亲信实在不给力，洪仁发、洪仁达除了会敛财，激化内部矛盾外，别无长处；林绍璋善于研究机械，政务能力则平平；蒙得恩则是典型的小人，除了贪财，给洪秀全找妃子外，实在没啥亮点。李秀成在《自述书》中对他们评价很简单：“既无算计，又无才情”，典型的草包王爷，不堪重用。洪仁玕呢？政务能力的确不错，还弄出《资政新篇》，眼光很独到。可是，洪仁玕是族弟，并非亲兄弟，洪秀全对其也不放心，再加上政见不一，洪借口“安庆失守”将其革职闲居。

洪氏同姓、亲信不给力，对实力派没啥制衡作用。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诸侯王不但手握重兵，还各自占据地盘，俨然就是一方霸主，洪秀全深感不安。为了坐稳江山，再次维持平衡，洪秀全这次直接玩“滥封”，大肆分封陈、李手下将领为王，并分出地盘；其他稍有功勋或懂得来事之人，一律分封。李秀成对此极为不满，在《自述书》中大发牢骚：“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封这有功之人，又思那个前劳之不服，故而尽乱封之，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无功偷闲之人，各又封王。”洪秀全滥封，结果自然是“人心不服，战守各不争雄”，导致军事指挥失灵，将领各自为政，最终被各个击破。可以说，洪秀全这一阶段之封王举动，实乃一大败笔。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封王制度历经四个阶段，贯穿天国兴亡始终，是太平天国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封王之原因众多，确保天王权威，维持内部各派势力之平衡是核心，也是洪秀全封王之出发点和落脚点。前期封王，兼顾各方利益，太平天国政局运行良好，是胜利进军之制度保障。后期封王，损害实力派利益，无限度“滥封”试图分割权力，集权于天王，结果适得其反，“人心涣散”，成为天国灭亡之重要原因。所以，“封王”既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就看你如何玩了。对此，各位又是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