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韵”与“节制”：王渔洋诗学的双重标准

前不久，王士禛纪念馆设计运行的王渔洋故居活化利用项目入选我省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十佳案例。

王士禛，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出生于新城，即今山东桓台县境内。他自号渔洋山人，人们遂称其王渔洋。王渔洋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文学方面，是清初文坛领袖，创诗歌“神韵说”，对当时及后世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王渔洋之为官经历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发展，与其个性和修养密切相关。例如，他论诗主张“神韵”，此中深受佛道思想影响；他又非常重视“节制”，应与儒家思想观念的长期浸染有关。儒家的中庸观，并非要求两头讨好当个老好人，而是讲究节制，提倡既不“过”亦无“不及”，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境界，这在王渔洋的诗文品鉴中也有鲜明体现。至今，他这种既有主见的坚持又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也能带给人许多有益的启发。

重神韵也要懂“节制”

王渔洋在《池北偶谈》一书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神韵说”理论：汾阳孔文谷（注：即孔天允）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注：即薛蕙）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从这段论述能够发现，王渔洋最终是以“神韵”来统摄自己的诗学观，所谓“总其妙”而在此。至于“神韵”的内涵，则是“清远兼之”，王渔洋也以具体的诗句加以说明，让人体悟。

已故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王小舒在评价王渔洋与神韵诗时认为，“神韵说”在艺术风格上的特征十分清楚，“其实，它只能代表中国古典诗歌中清简淡雅的一支，而不能代表古代所有的诗歌。”“它吸收了前代众多评论家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加以改造，又融入了本人的创作经验，将其铸造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它同时也是一个集大成的产物。与其他诗歌主张不同，‘神韵说’的背后，实际上还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积淀，关于这一点，尤其有必要指出，这是它得以成为中国民族诗学代表的重要原因。”

论诗主张“神韵”的同时，王渔洋还非常重视“节制”。如果结合他品诗论人的相关阐述，或许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王渔洋看来，某些作者或者作品，即使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符合“神韵说”的标准，如果节制不足，也必然有损于神韵，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对作者作品的整体评价。

在《分甘余话》第一卷中，王渔洋列有“诗文词曲贵有节制”条目，内容就是以“节制”为标准评价宋代几位顶尖词人。他认为：“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

显然，王渔洋对那些词人之不满，并非因为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并非与“神韵说”标准之远近，主要是认为他们“节制”不足，逾越中和平正之美。他还认为，这样的评价标准不仅适用于词曲，也同样适用于诗文。这也能够说明，他实际的确也是把“节制”当作品鉴作者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非止这一例。《分甘余话》中的“冯班诋諆严羽”条目下，也非常鲜明地体现着王渔洋的“节制”观。在这段文字中，王渔洋表达了对冯班批评严羽的不满。正如大家所熟悉的，王渔洋的“神韵说”受宋代严羽的“妙悟说”影响很大。王渔洋认为，冯班批评严羽之语，实在是言之过激，言之过当。以至于王渔洋认为，冯班之论是“谬论，为害于诗教非小”，更评价冯班的观点“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

有坚持又不拘一格

王渔洋既有自己的艺术坚持又不拘一格的开放态度，除了这种“节制”观之外，还有多方面体现。例如，从他对老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态度上，我们就能对他在艺术上的豁达心胸产生比较直观的了解。

王渔洋与蒲松龄是正宗的老乡。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正好与新城相邻。虽是老乡，年龄也相差不大，但两人的人生境遇很不相同。王渔洋年纪轻轻中进士后，在外为官，不断升迁，在文坛上的声誉也越来越大。蒲松龄考中秀才后，却一直蹭蹬科场，屡试不第，后来在乡里大户毕家设馆教书。很有戏剧性的是，王渔洋家与毕家是亲戚，他到毕家走访时，认识了正在那里当私塾先生的蒲松龄。两人虽然在当时的身份地位有点儿悬殊，但毕竟都是读书人，对诗文又各有心得见识，所以相晤甚欢。

听说蒲松龄正在写《聊斋志异》，王渔洋特意索要书稿先睹为快。看完书稿，王渔洋大为赞叹，并高度评价“卓乎大家，其可传后无疑也”。王渔洋还专门为此题诗一首，正是大家熟知的《题聊斋志异》：“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对于王渔洋的肯定和赞赏，一直郁郁不得志的蒲松龄是非常感动和感激的。蒲松龄在《偶感》诗中“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风披拂冻云开”一句，大约描写的就是这种感受；同时，他又说“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显然是把王渔洋引为知己，并称自己能遇到这样的知己，即使不能扬名天下也是值得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王渔洋广泛结交天下文朋诗友，对那些富有才华而处境困顿者，总是尽力予以关照和支持。特别令人尊敬和钦佩的是，他并不因为文艺观点不同而轻率取舍于人，并没有观点相同则友之，观点不同则非之。这也充分显示出，王渔洋的艺术眼光是宽广而超越的。即如与蒲松龄的交往而言，王渔洋对蒲松龄的某些写作方法是持保留意见的，但这不妨他依然作出蒲松龄为“大家”的公正评价。

艺术观点都是贯通的。王渔洋的论诗主张“神韵说”，他认为，这种理论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形式。他自己创作也是如此。除了诗文杂著之外，王渔洋也写过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一书共26卷，后7卷“谈异”，就是记载各种神怪故事的。王渔洋所记，有的题材与《聊斋志异》相同，但写法与蒲松龄还是有明显区别，能看出“神韵说”的影子来。从这一点上，也能感受到王渔洋对自己艺术观点的坚持。

王渔洋故居的活化利用，也是发挥资源优势推进文化“两创”的文化项目。从王士禛纪念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可以了解到，王渔洋故居位于今天桓台县的新城镇。2009年，王渔洋故居保护修复和陈列布展项目启动，2013年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2019年，王渔洋故居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渔洋故居保护修复和活化利用，持续深化对王渔洋文化的挖掘和阐释，同时，通过推动活化利用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以多种形式开展王渔洋文化“时代化、时尚化、城市化和生活化”的研究和推广。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涵养着我们文化艺术创新前行的底气。（大众新闻客户端 于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