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学人圈：近代学术史的群体效应

张之洞与两江师范学堂教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张之洞）

1909年10月，晚清重臣张之洞去世。其时，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对张之洞有一段盖棺论定的话：“张公非政治家也，学人也耳，惜不使公专心学问，以大有所造诣也。其于政治，惟有失败。”梁启超还引了多年前李鸿章的评语，说张之洞在官场历练二十年，难改“书生习气”。

张之洞（1837-1909）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1907年内召为军机大臣。“政治家”的生涯，应该是他的本分。不过，利用封疆大吏的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张之洞周围聚集了一批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重要学者。在张之洞的赞助下，凭借着种种学缘、地缘人缘的接近，逐渐形成一个以“清流”人物为核心的学人圈子，在近代中国思想嬗变和学术传承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一、“清流”底色

在众多晚清督抚当中，张之洞的幕府能够独树一帜，吸引大量学人。这跟他早年参与“清流”的经历，也就是李鸿章所谓“书生习气”的养成，有很大的关系。

张之洞功名早达：十六岁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二十七岁时会试中式，殿试被点为探花，随后进入翰林院。在此前后，他结识了翁同龢、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等活跃于京城的学者型官僚，成为这一时期京城士大夫交游的重要组织者。同、光之交的京师学人交往，不仅孕育了金石考古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之间频繁的诗酒交游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光绪初年，随着中俄伊犁之争、中日琉球之争、中法越南之争等边疆或藩属问题的激化，外交局面再次严峻。张之洞呼吸领会到这种风气变化，及时从金石考订圈子淡出身影，加入当时翰林院中热衷于言事的“清流”行列。

所谓“清流”，是古已有之的对清议集团的称呼，以朝臣的犯颜直谏为标志，同时包涵了东汉党锢、宋代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等泛化的士大夫言论势力。

晚清“清流”区别于前代清议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主体并非负有言责的谏官，而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翰林院的“讲官”。他们平日沉溺于诗酒唱酬、金石考据、校勘收藏，一旦有事，就联翩上疏，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在朝堂上形成道德舆论的压力。与以往近代史教科书塑造的“顽固派”印象不同，这些翰林院出身的清议分子由于品级较高，大多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和人脉。他们自负才情学问，对西方的政治、外交、学术大都有兴趣，喜欢纵横捭阖地漫谈国际形势，甚至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座上宾。

1884年中法战争成为“清流”命运的转折点。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国非笑的对象。甲申以后，“清流”势力几乎全军覆没。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张之洞。此前他被外放为山西巡抚，战争期间又临危受命，署理两广总督，实际上已从翰林清流摇身一变而为封疆重臣。

“清流”经历对于外任督抚的张之洞而言，绝不仅仅是一段年少轻狂的往事。作为清流仅存的硕果，张之洞在他的幕府和属下的书院书局中安置了许多清流人物，如梁鼎芬、吴兆泰、缪荃孙、沈曾植、郑孝胥、陈庆年、陈衍等，多为当年翰林院清议分子的后辈或门生。当时京城里流传的话头是：“有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即便在朝中得罪了人，也还有张之洞这样的“好主人”，为清流士大夫提供出路。好发纵横捭阖的议论，坚守儒家义理，热衷诗酒交游，关注学术文教，这些旧时清流党的气质，逐渐凝结为张之洞周边学人圈子的底色。

二、“洋务”转型

今人提起张之洞，首先映入脑帘的，恐怕是“洋务派”三个字。晚清时代，“办洋务”乃是处理与西洋各国有关的外交、军事、传教、制造铁路等事务的统称。张之洞在广东、湖北等华洋杂处之地任督抚，自然要在这方面花很大力气。他先是在广州兴办洋务局、实学馆、方言学堂；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缘起于奏修芦汉铁路，更在汉阳铁厂、兵工厂、织布局等洋务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说起“洋务派”或“洋务运动”，张之洞绝不是始作俑者。若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等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算起，怎么也有三十年了。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枪炮、铁路、钢铁、纺织等形而下的“器物”制造，更非“清流”出身的张之洞的长项。在一开始，他只能亦步亦趋地摹仿甚至请教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重臣经验。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曾、李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必须直面的难题。

大概在1890年前后，张之洞曾致信王韬（1828-1897），请他在上海聘洋人翻译西学书籍。不过王韬返回的题名为《洋务辑要》的稿件，不很令人满意。张之洞不得不从李鸿章那里请来精通洋务的杨模、杨楷兄弟，组织人员修改译稿。这位杨楷就是清末民国时期有名的杨道霖（1856-1931）。当时他有一封致张之洞的长信，原件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之洞档案”中。杨楷信中详细列举了编辑洋务书的人员、分工和进度。参与重修者，除了杨模、杨楷，还有汪康年、华世芳、叶瀚、秦坚、王镜莹、钟天纬等，多半来自当时活跃在上海周边的新学圈子。更重要的是，这部洋务书采取分门编辑的方式，列有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实、刑律、邦交、教派、礼俗共十二门类。其中，官制、学校、刑律、教派、礼俗五门，涉及到西学的制度文化层次，在甲午战争以前，应属较为领先的构想。

梁启超在民国时代回顾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分为“器物”“制度”“文化”三个阶段。而从“器物”到“制度”的转化，基本上是以甲午为界。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三十年来李鸿章等军功督抚以“器物”为中心办洋务的失败，从此以后，“变法”“维新”“新政”“新学”等带有制度学术意味的名词取代了形而下的“洋务”，成为改革运动的新关键词。不过，对于张之洞从事洋务和编辑洋务书过程的考察，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梁启超的归纳是否过分简单？“器物”和“制度”是否从一开始就截然分离？

在我看来，正是张之洞及其周边学人的“清流”背景，使他们在面临西学、西政冲击时，能够保持对于制度、文化、风俗、教育等内容的高度敏感，从而实现“洋务”的内在化突破。“洋务”和“清流”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对立，他们大体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在人脉上也多有联系甚至重叠。但出自“清流”的张之洞系统，与出自军功的李鸿章及其后继者不同的是，前者衡量中西文化整体的标准，逐渐从“功利”返回到了“义理”，于是洋务自然就从器物流入了制度、文化、教育，甚至伦理。人们看到张之洞晚年逐渐从提倡新学的先驱蜕化为新、旧之间的调和者，视之为退步。其实，这正是张之洞出入于“清流”和“洋务”两个群体、两种阅历之间所获的进境。

三、群体效应

“风气”是近来思想史研究注目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天赋秉性多么特出，思想家总要受制于他所熟悉的社会氛围、人际关系和表达方式。而新学术方向的确立，不管是有意推动，还是无心契合，往往呈现为一种群体效应。

那么，“风气”又是由谁来引导的呢？

在清初康雍乾盛世，皇权较为强势，他们主张“君师合一”，利用全国性的思想统制和文化工程，对从宋明理学到考据学的学风转移发挥了引导作用。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以后，政治上“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文化权势也逐渐向握有实权的督抚转移。“君师合一”下移为“官师合一”，毕沅、阮元、曾国藩等以督抚的身份和资源提倡学术文教，或编辑大部丛书，或创办经古书院，或经营官书局。张之洞学人圈的成立，正是在清代封疆大吏主持风教传统的延长线上。

“学人圈”可以说是学派的雏形，却更强调外部的交往行为。学派的核心人物是学术上的开创者或代表者。“学人圈”与之不同。其核心人物担当着政治庇护者、学术赞助者、交游组织者的角色，需要有学术品味和学界人脉，但他自身，却未必具备很高的学术水准。有关“学人圈”的研究，更多强调学术思想发展的外缘。一般而言，在某派学术的成熟期，研究范式较为稳定，学术思想的发展更多取决于内在理路的延伸；而在新旧学风交替的过渡期，或一派学术萌发的“元气淋漓”时期，学术进路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学术史上的群体效应，往往在这样的时期内展现地更为充分。

近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旧范式已残而新范式未立的过渡时代，学界中人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学人交往等外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最激烈的交锋，无不是在“群”与“群”之间展开。在此过程中，学人圈边缘人物的倾向有可能被核心人物中和。如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与刘坤一等督抚主持“东南互保”，张幕下的钱恂、汪康年等则与海外“勤王”势力颇有纠缠，甚至有意鼓动张之洞离开清廷而独立，旋即被张之洞、梁鼎芬否定，付之以镇压自立会起事的果断措施。而张之洞作为群体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也有可能受到整个学人圈氛围的制约。庚子以后，张之洞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刺激，觉得一切必须尽变西法，从皮毛学起。这种“全盘西化”的议论，遭到周边梁鼎芬、沈曾植等人抵制。最终他与刘坤一联合上奏的《变法三疏》，仍采用了较为折衷的论调。

“群”是晚清人受西方社会学启发而特别重视的一个观念。不过以往学界往往只重视思想倾向进步的“新学群体”，如学会、报社、政团、政党等，却对士大夫社会固有的交游传统不无忽视。事实上，康梁一派新学群体的发生，本身就以“清流”等士大夫群体为土壤；而如南社等革命团体，更完全继承了唱和、雅集、拍曲、评选诗文等晚明以来士大夫交游的外在形式。清末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正是处于新旧之间。然而，由于张之洞学人圈附着于体制内部的特性和执着于名教义理的底色，这段学术史上的大事因缘，却在近代中国日益趋新求变的社会氛围中逐渐黯淡下去。在张之洞等晚清督抚身后，地方主政者甚少自负向读书社会输送学术新经验的使命，也再难聚集起足以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印记的学人群体。当年张之洞学人圈所开辟的学术转型新机运，则多半朝着与其初衷相违的方向急速展开。

（原载于2015年2月1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