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济深任副主席难以服众，周总理：听他的可能就不用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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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名单也正式出炉，其中有6人当选为副主席。

然而在这6人中，5人都让人心服口服，然而其中一个名字却让不少人心存异议，这人就是李济深。

面对众人的质疑，周总理出面为他澄清，并直言李济深在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甚至直言当初听他的也许就不用长征。

李济深曾经为蒋介石效力，那他对于革命有哪些贡献呢？周总理为什么说当初听他的也许就不用革命了？

点个关注，一起走进李济深与我党的故事。

革命少年

李济深对国民党以及蒋介石的态度从支持到反对，再到支持我党，都是他根据国家需要而总结出来的。

李济深1885年出生在广西，从小家境不太好的他在成年后得到了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并在学校里潜心学习。

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军校念书的他得知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这些年他已经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起义军代表着新生力量，李济深包括他的同学都支持起义军。

于是同学们赶到保定漕河，将过河必须的铁桥破坏掉，别看这只是同学们的气愤之举，但确实延缓了清军南下的脚步。同李济深参与破坏铁桥的同学不少还成为了国民党的元老。

看着腐朽的清政府与社会上兴起的革命，李济深决定投身于新力量，军校出身的他投身到孙中山的军队中，作为姚雨平的参谋加入到北伐战争中。

这期间李济深出色的军事能力让他在推翻清政府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并得到孙中山的青睐，他也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高级将领。

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时，李济深也被任命，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之中，那时候蒋介石是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而他与蒋介石有了一段时间的共事。

1926年时，李济深担任司令部的后方留守主任，那时候蒋介石在前方指挥北伐战争，李济深就代理形势总司令的职权，能够让蒋介石把后方直接交给他，可见李济深一定能力出众且深得蒋介石信任。

那时候李济深是国民党绝对的重量级人物，当时他身居高位且身兼多职，手下的第四军在战争中大放异彩，获得了“铁军”的称号。

跟着蒋介石让李济深尝到了权力的快乐，甚至在老蒋的哄骗下参加了反共大会，还发动了四一五政变，为此他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深港罢工委员会，残忍杀害了200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这一次经济是李济深无法抹去的污点。

蒋介石与李济深两人刚开始是同一阵线，可随着不断接触，李济深察觉到蒋介石的革命意志早已发生了变化，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一位独裁者，而不是革命家。

渐渐的，李济深的心思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而是不断观察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并开始与李宗仁等人有所接触。

其实关于李济深与蒋介石撕破脸这件事，李济深之子曾向记者透露过，李济深是军人，所以性格耿直，不喜欢玩弄阴谋诡计。

刚开始接触老蒋时他一直表现得是个革命青年，李济深便没有对他过多怀疑，加上北伐战争蒋介石成绩不错，李济深便对蒋介石之后的行为没有过多考虑。

几年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理解老蒋的行为，也认清了他们的本性，于是据诶的那个与他们决裂。

在李济深与蒋介石彻底撕破脸面之前，老蒋曾多次邀请他参加庐山的“反攻”，李济深都没有回应。还是好友劝他去和蒋介石说清楚。

考虑之后李济深决定亲自上山，写了一封长信，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劝导蒋介石，可老蒋不为所动，认为李济深这是“没事找事”。

于是他开始与冯玉祥等“反蒋”之人开始有所接触。1929年爆发了“蒋桂之战”，李济深的原意是“调停”，于是他找到蒋介石，希望他能将目光放在统一大业上，而不要局限于党派之争。

没想到劝诫之言老蒋一句也听不进去，直接将李济深给软禁在起来，理由是“谋反党国”。李济深在党内实力深厚，又是元老级别的人物，党内有不少人为他求情。

软禁两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迫于各方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将李济深释放。虽然释放李济深是无奈之举，但蒋介石表面功夫还得做足，于是他给了李济深不少职位。

对于这些示好李济深统统没有接受，获自由后不久就离开了南京，从此以后他对国家革命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建议合作

离开南京的他暗中从事“反蒋”运动，1932年5月，李济深派出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出去视察工作，到达武汉还是，由于老蒋忌惮几人，于是派出特工将他们暗杀。

这一举动直接惹怒了李济深，他公然与蒋绝交，直接辞去了职位，愤然离开前往香港。第二年更是公开反蒋。

“反蒋”人员发动福建事变后，他曾派人来到红军中与我们商谈合作，双方在反蒋、反日方面达成了一致，不过当时红军还在探索阶段，对自身路线认识不清。

面对李济深的主动合作，王明等人认为他是“军阀”，并没有同意双方合作。其实主席早就预料到此次合作对十九路军和我党有利，很可能粉碎敌军阴谋，但中央并不看好这次合作。

十九路军已经惹怒了蒋介石，老蒋随即派人镇压，兵力上的悬殊让十九路军一时间被镇压，遭遇接连失败后，李济深紧急向红军求援。

主席和周总理都赞成合作，然而当时的中央政权在博古等人手里，直到十九路军被逼入绝境，周总理才争取到红军援助，然而为时已晚。

十九路军和红军都是蒋介石痛恨的力量，十九路军大败以后，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只能暂时逃亡香港避难，而国军围剿完十九路军以后，便把枪口对准红军。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对于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一事，主席评价是“痛失良机”。

以后代的目光来看，十九路军和当时红军的力量都很难与国军对抗，可双方联合在一起却能与之一战，若是当初选择了合作，说不定就没有红军长征一事。

李济深既然决定了反蒋，就断然没有放弃的道理，即便人在香港，他也不断向外界宣扬着“反蒋”的理念，还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李济深对蒋是厌恶，然而在面临国家危难时，他还是愿意让步，西安事变时他就曾说，如果蒋愿意执行抗战，那他就以军人的地位愿意服从他。随后七七事变的爆发，中国抗日局势日渐严峻起来，他将反蒋一事暂时放在一边，权力促进中国的抗日事业。

然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他再次对国民党失望，1946年时曾写过长信劝诫蒋介石不要内战，可这封信依旧石沉大海。

1947年，美国设想让国共两党分江而治，蒋介石领导的政权正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意思是愿意拥护以李济深为代表的“第三方”势力，让他担任国民党的领导。

宋子文转达美国的意图后，李济深直接拒绝了，并在这一年他们举家迁往香港。

在香港的他成立了民革，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积极商讨国家问题。民革的反蒋爱国思想让我党非常认可，其中不少成员还未我军提供过帮助，因此在“五一号召”提出后，李济深等人积极响应，这期间主席多次邀请李济深北上，但李济深一直没有动身。

因为他在香港还有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策反”，当时李济深暗中成立的军事策反小组，目的就是策反国民党将领，这些策反的对象包括傅作义、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主要内容就是劝说他们认清形势，选择正在能够救中谷的队伍，而不是与蒋介石为伍。

国家副主席

1948年12月，最好准备后李济深才踏上北上的征程，除了李济深，还有30多位民主人士，经过十几天的航行，他们终于从香港到了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声明，表明他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批人也成为新中国政协的第一批人物。

1949年3月，李济深连同1000多位各界人士齐聚北京，因为这一天是毛主席以及中共中央，还有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的时间，这一天大家翘首以盼。

看到李济深，毛主席紧紧握住他的手，感慨说：“李老先生一生为国奔走，也帮了共产党不少忙。”

听到主席的话李济深有些不愧疚，曾经他是反对我党的人员，还对红军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后面才认识到党的伟大。

关于李济深的事情我党也放在心上，当初李老北上是与其他各界人士一起，想到他一直忙于工作，主席和周总理便将安排他的家人坐上轮船，来到天津。

那一刻他激动不已，更是感慨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更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对于他的当选有些人比较意外，毕竟他曾经做出过不好的事情。

比如宋庆龄不是我党人士，但她从未对我党采取敌视态度，即便孙中山去世后，她受到蒋介石威胁，也从未放弃支持我们。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我军，她曾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游走，为我军募捐大量资金和物资，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的房产。

李济深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我们的立场，但他及时发现老蒋的真面目，并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些年来一直为国家奔走，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肯定。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工资制后，作为国家最高级官员之一的他，每月能够领到500元工作，并且李济深还有稿费。按理说这样一笔钱能够让他过着还不错的日子，可周总理却得知了李济深经济窘迫，不得已卖了南京的房子维持生活。

这一点周总理也有些疑惑，不过他一打听也明白了，李济深家庭成员本就众多，他还不时补贴起义人员和部下，这样一来他家里生活也过得拮据，儿子说只有他发了稿费以后，全家才能吃上一顿稍微好一点的菜。

面对李济深的困境，周总理提出为他特别拨款，可李济深拒绝了，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特殊化”。

不过周总理将这件事上报给主席，主席的意见是每月领双倍工资，由500变为1000元，并且秘密拨款。得到命令的周总理便将这边钱秘密交给李济深的助理周泽甫。

不过这件事还是被他发现了，李济深一直认为他不应该比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工资更高。其实主席这样安排也是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

李济深认识不是起义人员和曾经的旧部下，我党不可能将所有人都安排好工作，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处于待业，可我们无法关注到所有人，李济深帮助他们也是为国家排忧解难。

1956年，连年操劳的李济深患上了胃癌，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慰问他的病情，可惜患癌三年后，李济深还是离开了。

在他的悼念活动上，周总理和毛主席等一众中央领导人全部亲自到场。

去世的前几天，已经病入膏肓的他写下了《十年建国万年红》一诗，这也可以看做是他的遗言：“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往永照中。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