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与辽东防线

萨尔浒大战，辽东明军全面溃败，努尔哈赤转守为攻。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占领开原，马林及副将于化龙、参将高贞、游击将军于守志、守备何懋官等明将尽数被杀。建州兵开始屠城，幸存者惊窜逃亡，城中士卒尽被杀，城郭被毁，公廨民舍焚毁者无数。明廷得知此事后，不胜惊惧。

开原并非一个小墩堡，就在努尔哈赤攻占之前，开原兵备道守备冯瑗于万历末年修辑的《开原图说》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地方。开原是军事重镇，下辖本城、中固城、铁岭城等及大小堡垒20余座，诸堡置军若干，又设墩台100多座，屯戍村落遍布周边。海西、福余卫及“西虏”、建州等均在《图说》中有载。此外，冯瑗还将明军的行军布阵、战备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如此牢不可破的堡垒群，为何在努尔哈赤的攻击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结果令人感到不解。

六月二十二日，开原防线被毁后，明廷决定以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熊廷弼可有制敌良策？他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此前曾巡按辽东，曾提出保卫辽东之计策。他还十分反对杨镐等采取的冒进军事行动。

熊廷弼责任非小。六月二十八日，其奏曰：

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矣，清阳弃矣，庆云抢矣，镇西围矣，中固、铁岭、懿路、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矣！自鸭绿江东南起止，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报外，如永奠、新奠、长奠、大奠、叆阳、孤山、碱场、一堵墙、晒马店、散羊峪、马根、单东州、会安、白家冲、三岔、抚安、柴河、松山、靖安、威远、镇北数十堡已弃去，而边内之村屯城寨已抢毁无遗矣。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注，而昨据经臣揭报，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而辽沈何可守也！贼未破开原时，北关相倚，犹有后背之忧，朝鲜未败，犹有左腋之患。今开原破而北关不敢不顺，使币往来，而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背腋之虞，又合东西之势以交攻，而辽沈何可守也！虽有败残新集士卒四五万人，皆有名无实。而此番开原损折，又奚啻万计！……今开原一带尽失，而外交合矣。朝鲜、北关皆阴顺贼，而内患除矣。则亦何所顾忌爱我辽阳而不攻哉！夫开原，古之黄龙府，而元之所谓上都也，城大而民众，物力额饶，贼住城中，用我牛马车辆运金钱财货，数日未尽，何止数百万！但分我开原余财十数万以饵宰卜二十四营、炒巴二十营，使之东攻辽沈，西攻广宁，彼诸营所得春秋两赏于我者几何，又何爱于我而不听贼以攻我？试观日来塘报，东贼攻开原，而西虏五营即率三千骑抢庆云，又报三万骑围镇西，炒巴等酋又率五万骑广宁挟赏，是西虏明明已皆为奴用命，而辽沈可保乎？辽镇可保乎？不惟辽镇难保也，如贼全有辽镇，所获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但分数十万全饵虎墩诸酋入犯昌蓟，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数万金饵卜、素诸酋入犯宣大，如俺答之趋两关，以牵缀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贼然后长驱入山海关，或繇海道取天津及登莱一带，此皆国家必受之患，理势必至之事，而该臣十年前不幸而屡中之言也！”万历皇帝同意其议，并颁诏曰：“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该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熊廷弼仍赐剑一口，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着星速前去，用心经理，以副朝廷委任至意。

全国各地的部队正陆续紧急抽调往辽东，但熊廷弼意识到，辽东的局势根本不容大军集结。辽东方面必须先就近征集军队，直到各地友军到达。

但八月以来，噩耗越来越多。铁岭卫也为努尔哈赤所破，总兵李如桢、贺世贤等领兵救援不及。熊廷弼自中原门户山海关而到辽阳后，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等，以正军法，同时抚谕百姓，设坛躬祭阵亡将士。他开始着手夺回失陷地土，因在他看来，这有助于振奋军民士气，缓解朝野焦虑。

熊廷弼向朝廷陈奏其所面临的可怕局面，并请求增援。他题称：

自逆贼降抚顺，克清河，败三路，已骄锐不可言。时犹恐关西大发援兵，未敢轻自出巢。及开原、铁岭不战自下，懿蒲、辽沈不攻自逃，而谋夺辽沈之计决矣。虽有总兵李如桢等专守沈阳，帮以河西李光荣之兵，共有万计，而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总兵贺世贤专守虎皮驿，应援辽沈兵，虽数千而堪战者不过二千四五百人。总兵柴国柱专守辽阳，虽有川兵及残兵零杂之众二三万人，然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直可谓之无兵。

相比之下，努尔哈赤则颇为春风得意。经过东征西讨，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初步在辽东站稳脚跟。明军的抵抗基本都结束了，海西、叶赫等部亦不再党附明朝。《清太祖实录》不无得意地记载：“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

熊廷弼的诸多私人信件中，也不止一次谈到了明朝与鞑靼结盟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进行过充分论证。在《与官掌科》疏中，其曰：

顷用夷攻夷之说，章满公车。若调将百十员，征兵十余万，皆属无益。而今靠此为灭奴第一妙着者。诚如是，则经略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征调之苦矣。然而拨诸事实，有不尽然者。虎憨为人无远略，虽族姓诸部，控弦约十万，然皆自为政，徒以名位相系属。宰赛与暖兔、炒花诸酋为泰宁、福余种类，非虎憨元孽也，虽附憨而亦不甚听调度。宰赛与诸父弟侄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怜者。虽不无狐兔之悲，而诸营与贼俱有亲戚往还，心既不齐而力又薄，不能制贼，又不敢借兵于虎憨，引狼入室，致滋践轹。虎墩于宰赛既痛痒无关，又距贼千有余里，风马牛不相及，终料贼不能侵害己，谁肯无端替人兴兵构怨？且西虏专用骑，利于平原广野，而以施于山林险阻之地，与马步兼用者角，恐亦不能猝得志于贼也……挟贿以求不愿出兵之虏，而为四夷所侮笑，此诚不可不虑也。非谓用夷攻夷之说为非是，而以西虏不必挑激也，阴间之而借以疑阻东虏则可，明挑之而仗以讨灭东虏则不可；缓致之而出以有意无意则可，急寻之而使其日骄日挟则不可。薄尝之而视为不紧要之余着则可，厚望之而靠为第一件之胜算则不可。要使张弛操纵，令虏入吾彀中而不觉吾，所以用之之意，方为得策。至于此虏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此虏，做去自验，而今且不欲尽言也。

事实上，熊廷弼所提及的虎憨，即虎墩兔憨（林丹汗），对努尔哈赤并无兴趣。他的目标是成为另一个俺答汗，统治整个蒙古，并通过袭扰威胁明朝开放互市。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虎墩兔憨败亡。他的统一之路彻底断绝，女真人开始吞并蒙古之旅。

九月十一日，熊廷弼奏曰：“自奴陷北关以来，人心逾溃，沈阳空垒，独力难支。据道臣韩原善、阎鸣泰及该城官生人等，咸欲归并辽阳，还兵自保，揆之人情事势，实不得不然。退缩自固，羞愤何言，倘邀皇上之灵，守得辽阳，俟明春二三月间，大兵厚集，再图恢复。”不过，努尔哈赤的计划确是绕开辽、沈，直取辽东港口门户锦州、盖州，以切断山东至辽东的海上粮道。

熊廷弼认为，辽东的局势尚非不可挽回。其长策上奏，万历皇帝是其议。其略曰：

臣亲至各边隘口相度地形，算贼之出路，即可为我之入路者有四：在东南路为叆阳，南路为清河，西路为抚顺，北路为柴河、三岔儿间，俱当设置重兵，为今日防守、他日进剿之备。而镇江南障四卫，东顾朝鲜，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险要之大略也。

每路设兵三万人，裨将十五六员，主帅一员，布为前后左右中各营，如遇贼对垒，则前锋迎之，中军继之，左右横击之，后军殿之，使各路自为一分，合奇正以当一面。如建州与一路相持，在西路则南路、北路出奇以击之，东南路悉力以捣之；在南路则东南路、西路出奇以击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镇江，当设兵二万人，裨将七八员，副总兵一员，半扎义州，半扎镇江，夹鸭绿而守，如贼犯朝鲜，合力拒堵，而四路则分道捣巢，以牵之贼；与四路相持，则镇江、朝鲜合兵而西以捣之，使各路总为一分，合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联络之大略也。

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漫坡，可骑步并进，当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将统之；宽、叆林箐险阻，可专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将统之；镇江水路之冲，当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将兼领之。此酌用南北兵将之大略也。

各路领兵到边，画地而守，无警就彼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援。时各挑其尤精悍者为游、徼，以捉其哨夷，扑其零贼，使贼不敢轻出边，且以防其耕牧，又时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贼境，而分其三之一设三伏以待贼，且战且却，遇伏则又战，然后从容进边，而东路未已，西路复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扰，以疲贼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或四路并进，或三路牵制，而阴并一路，此坐困而转蹙之大略也。

善行师者，行必结阵，止必立营，见可而进，知难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营，贮放粮草，兼作退步。各路兵虽三万，如深入百数十里，必须留营数所，拨兵防守，而前路迎敌兵马必渐单薄，所定前数断难减少，且兵马既随各帅往边，辽城空虚，再设兵二万，平时驻扎辽阳，以壮中坚，有事策应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设兵一万，联络东西，以备后劲。金、复设兵一万，防护海运，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

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余万，及围酋于囤上，犹用十五万众。今贼改元僭号，已并有两关、灰扒、鱼皮、乌喇、恶古里、弓知介、何伊难一带海东诸国兵众，又令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开、铁降兵万人，计兵已近十万，强播数倍。今议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而见在主、客残兵，续到援兵及召募新兵虽近八万，尚在沙汰，难作实数。其余惟有召募、征调二法，辽人以辽守辽之说，自李如桢、李登等建议，屡试不效，势不得不取诸征调。臣请以此责成兵部。

每兵一名，岁计饷银一十八两，兵十八万，该饷银三百二十四万。内每军月给本色五斗，该粮一百八万石，又每马日给豆三升，九万匹该豆九十七万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给一束，岁除四个月青草不给外，计八个月该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倍之。通共岁计船费几何？车、牛、人工各费几何？此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请以此责成户部。

往者，清、抚、开、铁、汎、懿、蒲、沈俱无恙，则河东以辽阳为家当，广宁为转输。今辽阳为冲边矣，又当以广宁为家当，山海关为转输。凡兵马、粮饷、战车、火器、盔甲、弓箭、匠作、马牛，一应军中必不可少之物，势自不能不仰资协同干办。臣请以此责成督抚。

《东夷考略》记载，是役，调兵18万，每岁增饷324万两，陆运车3.7万辆，用牛7.4万头，费颇不赀。《三朝辽事实录》则称，前线用粮108万石，马9万匹，豆9200石，草2160万束。人粮、牛料等耗费共136.5799万两。以此观之，即使辽东用兵尚有可为，但其背后所需之财政支持，无疑会使国家经济走向破产崩溃。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正月二十一日，明廷从朝鲜方面收到了关于辽东局势的奏疏。努尔哈赤曾令朝鲜加入反明大军，但被朝鲜拒绝。现在，形势却有不同。朝鲜国王李晖奏：

据自虏逃回人供称，奴酋八月中攻破北关，金台石自焚，白羊古出降。先是铁岭之战，有蒙古酋胡宰赛助兵天朝，亦被奴酋灭虏。十月中，奴令其婿好好里于斗等问鲜国降，将俺欲通两家和好，恨朝鲜不肯听从，又其部下胡人传说，奴酋父子共议曰：“朝鲜、北关、宰赛皆助兵南朝，今北关及宰赛皆已破灭，惟朝鲜尚在，不可置朝鲜于后而先犯辽东。”又闻密议于迤东牛毛寨、万遮岭多遣兵马防守，仍造作攻城长梯。各胡仍说今冬不抢辽东，先向宽奠、镇江等处。臣惟奴贼敢仇天朝，藐视小邦，先通书肆其骄喝，小邦既不能斩使焚书，姑令边臣答谕。厥后，伊贼又送凶书，悖逆狂戾，有不忍言。兹者，恶稔滋张，哄胁愈甚，既陷开、铁，旋吞金、白，专觊辽阳，而或虑小邦之掣其后，必欲先事蹂躏。今据牛、毛两路之造梯，部下诸胡之传说，无非专意小邦。小邦甚败之，余剪焉不振，藩篱将拨，门庭莫保。况天朝之宽奠、镇江等处，与小邦之昌城、义州诸堡隔水相望，而邈处边头，孤危特甚，所在要害险易，守御坚瑕，贼必诇知，贼若从叆阳境上鸦鹘关取路，绕出凤凰城里面，其间既无关岭之扼，一日长驱，或犯宽奠一带，或抢小邦昌城等处，则各该地方无暇婴垒，殆莫自保。内而辽左八站，外而江东一城，彼此隔断，声援阻绝，无复唇齿之势，尽为豺豕之场。言念及此，小邦之所以不遑嫠恤，而惟以汉边牧圉为忧者也。伏愿圣慈察臣疏内情节，亟询部议，确定庙算，急调大兵来驻宽、镇等地方，仍与小邦迭成犄角，以重关防之钤辖，以绝狡虏之窥觎。如或伊贼径侵小邦，便添辽镇诸兵，趁期来援，克终庇保之隆恩，俾因屏翰之旧业。

万历皇帝曰：“据奏夷情甚急，应援时不可缓。该调兵将，兵部便作速议覆。”

两天后，熊廷弼题称：“奴酋将犯辽阳及宽奠、镇江等处，又欲分兵先攻朝鲜，以绝我声援。”接着，他又感慨曰：“（朝鲜）所以为我中国虑者，甚于中国之自为虑，而我可以无兵之故支吾应之，未误朝鲜而先自误乎？往拨新兵往防清河、叆阳等处，纵使不逃，亦属无用，而今逃且尽矣。此外更无兵可拨矣！……镇江添设之兵将何在？四路各设之重兵何在？则前议亦纸上之空谈耳！”万历皇帝急命兵部采取行动。

一天后，逃兵问题出现了。据熊廷弼奏：

赞画刘国缙所募新兵共一万七千四百余名，分发镇江、宽奠、叆阳、清河诸处防守。忽报清河新兵于昨冬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陆续尽逃讫。据赶回逃军供称，俱是各给免票，暂借一时，今闻家中差役繁苦赶回，复去镇江、宽奠、叆阳亦有尽队而逃者，存留辽城之兵，合杨于渭、卞为鹏所统领原兵五千余名，除沙汰及逃回外，止存一千余名。此外，尚有杨武烈所领一千五百余名，曲韶所领一千七百余名，旋移檄赞画，往召逃兵，正身皆匿不出，但家属口称愿朋偿安家银两，及欲另佥精壮补伍，皆怨詈不绝口。议将南卫兵逃者责成海盖道康应乾，设法调停，河西兵逃者责成分巡道张凤翼多方拿解，以赞画之法难行于乡里，而两道之法可行于地方也。至臣驭军无律之罪，乞行罢斥。又言惮征调者倡以辽守辽之说，以为远征不如近募，图存不必远求，贵精而不贵多。今其说屡试不验矣。独贵精之说尚牢固不破，辽阳、沈阳、抚顺、清河、叆阳、宽奠、镇江皆当贼一面，来路不置兵，无以阻其阑入，不多置兵，无以当其聚攻。而主贵精之说，势自不能，分散布置，必屯聚辽城一处，然后可以。应沈阳则百二十里，应抚顺、清河则二百余里，应宽奠、叆阳则三百余里，应镇江则四百余里，鞭长不及，马腹如何能济？况海州、三岔河、金、复等处尚议添设，以护海运，以防门户，则贵精不贵多之说，作何铺摆？

万历皇帝是其议，认为应当征调更多军队戍守辽东，以保障调遣布防需要。

兵部愈加忙碌，万历皇帝要求从宁夏、甘州、固原等处征调边军赴辽东协防，期限6个月，不至太久。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夏，熊廷弼巡按诸边后，奏曰：

自城守沈奉以来，臣恐贼转掠东南，因檄发兵将防守威宁、叆阳、宽奠，犹恐各堡孤悬，未经亲历，乃于六月初四日往奉集，会监军、总兵商战守事宜，随繇奉集至威宁，历叆阳、宽奠，缘鸭绿江岸抵镇江城。复迂道看险山旧边，转渡夹河，登凤凰山，寻莫利支屯兵处，遂从镇夷、镇东、甜水站而还，计地千有余里，往返十有三日，此经行大概也。自奉集至威宁以东，路皆山险，威宁背山面河，叆阳、宽奠四面逼山，及孤山、洒马吉、碱场、永奠、长奠、大奠各堡，皆如处复壁中。旧边自叆阳东南，至险山、宁东，江沿各废堡离边八九十里，皆陡岭密箐，可据守战。自展宽、永各堡，挂出东北角外，离边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甚薄且逼，而险反在内。其谷民皆依山居住，穵山耕种，村舍寥寥，无人民蓄积，以故年来贼弃不取。臣初以贼窥南卫为虑，今山势险远如此，马难遽到，又以贼抢村屯为虑，今人民零落如此，入无所获，臣何敢聚一二万人马粮草，以启戎心。随将前发川将周世禄等俱复调回，驻虎皮驿，为沈奉策应。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余，衣甲制备，然后发守镇江、凤凰城里路各堡，作南卫声援。惟是贼倾巢移住新塞，添筑山城，札屯关口，专心并力以图辽沈。辽沈得而宽奠、镇江可无更举，此贼扼要之计，臣心恶之。昨六月十二日之举，虽被堵截，怏怏而去，然大众尚全屯抚顺城下，图为再计。总兵柴国柱、贺世贤日索请兵将，各镇续到募兵，皆云乌合。浙兵未全到，酉阳、石柱兵虽到，介未完，械未备，且非沈奉间平原旷野之长技也。官军荷戈甲于赤日炎蒸下，颇多病，又不速得奖赏，以慰安鼓舞之，其志气无不灰者，仅仅两道臣。而邢慎言又以病不能出，今索兵，徒发无用之兵；索将，皆留可用之将；索道，臣杳无莅事之期；索犒赏，复吝已票之旨。即求一圣谕慰劳官军，亦未慨发，岂欲弃辽以授贼耶！

万历皇帝同意筹集30万两军饷专供辽东将士。

与叶盛、于谦、杨一清、郑洛等一样，熊廷弼同样具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边防地区，保境安民。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熊廷弼被弹劾罢职，其故为何？

据载，熊廷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故经常得罪同僚，少有人与之交往。故户科给事中姚宗文丁忧完毕回朝，请熊廷弼为自己奏讨新职，但熊廷弼不从，姚宗文由是怨之。后来他到吏科任职，受命阅视辽东军马，与熊廷弼颇不和。刘国缙为辽东人，原为御史，因失职罢免，后来朝廷采取辽人守辽之法，重新起用刘国缙为兵部主事，赞画辽东军务。此人募兵7万，逃者过半，为熊廷弼所奏，亦憎恨之。姚、刘二人同为言官，也因此意气相投，以攻击东林党，攻击道学者，同时也攻击熊廷弼为己任。

姚、刘不过是党争的缩影。彼时朝野上下，以道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正掀起一场新的党争。辽东的危机和军事失利，不幸地卷入到了党争之中，成为党争的导火索。党争严重干扰了君臣对边情局势的分析和归责，同样影响了他们对辽东形势所采取的行动。至此，辽东能否收拾残局一事，恐怕希望已然渺茫。

广东道御史冯三元弹劾列举了熊廷弼无谋者八款，欺君者三款，直呼不罢熊廷弼，辽东必不能保。其曰：

开、铁被陷，遗禾满野，窖积场积，皆为外储。廷弼不急收保，而弃以资敌，无谋一也；中国之长，惟在火器，乃八万之资，一朝而烬，曾无防闲，无谋二也；金、白告急，廷弼不救，坐使奴去心腹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无谋三也；健儿不以御侮而以渡壕，行伍不以习击而以执土，无谋四也；沈阳之犯，与王大人屯之役，贼来而听其蹂践，贼去而谬曰堵回，无谋五也；又所云守者据要害走集也，乃数十一屯，数百一聚，如以蛇啖蛙，相次俱尽，何益之有，无谋六也；辽人可用而不欲用，矿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噎恶食，无谋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万，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请数，有翦三分之一矣，而奴之地，有楚三分之一乎？据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而无用多之才，无谋八也；请兵请饷，分固应然，而动为要挟之词曰：“要辽不要？”有如我皇上试问之曰：“锡尔尚方，假借八百万金钱，四方召募，此何为者？”而曰要辽不要，欺君一也。辽左道将，亦极一时之选，而不能用也，乃动曰：“辽阳止两监军也。”岂两监军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纸上之兵，兵已足而言无兵之用，则岂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欺君三也。

冯三元所称欺君的“君”，很可能是在位短暂的泰昌皇帝，天启皇帝下令覆实其事。

冯三元的言外之意，是对熊廷弼的防御性战略的反对。但是在当时具体的局势下，交战双方都不知道应该选择进攻路线还是防御路线，以此指责未免苛求。就在此时，有“东林六君子”之称的兵科给事中杨涟，加入了辽东问题的讨论中。他先是支持熊廷弼，后又转而弹劾，最终熊廷弼被罢。

熊廷弼才在任几个月就遭罢职，谁将取而代之？1620年，明朝经历了三帝更迭，先是反东林党的万历皇帝于七月二十一日去世，接着是亲东林党的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但仅仅一个月后的九月初一，泰昌皇帝就驾崩了，皇位转而由万历皇帝的孙子，年仅14岁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任，而宫中实权则为阉党魏忠贤所垄断。十月初五，东林党人袁应泰奉命经略辽东，当时宫廷内部一片混乱，而东林党人则牢牢把持朝廷。

袁应泰是实干型地方官员，曾修城浚河，救济灾民，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兵部武选司郎中，广受好评。然而，他因越权擅自动用官库银粮而遭户部弹劾。多年后，袁应泰被起用为河南右参政，以按察使身份到永平治兵。为了应对辽东局势，袁应泰加紧练兵并修备武器，关外所需粮草、火药之类都能及时供应，深受经略熊廷弼信赖。

与熊廷弼的谨慎态度（建设防御，计划防御）不同，袁应泰的策略更显咄咄逼人。他希望尽快恢复明朝在辽东的主导统治地位，曾杀白马祈神盟誓。他上疏道：“臣愿与辽相始终，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与臣相始终。”明熹宗赐予其尚方剑，袁应泰斩杀贪将何光先，罢免大将李光荣及以下10余人。为了收复抚顺，袁应泰议用兵18万，大将10人，并上陈行军方略。

那么，袁应泰是对付努尔哈赤的合适人选吗？据《明史》载：

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而是时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言：“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于是归者日众，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潜行淫掠，居民苦之。议者言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叵测。应泰方自诩得计，将借以抗大清兵。会三岔儿之战，降人为前锋，阵死者二十余人，应泰遂用以释群议。

尽管有降人英勇作战之例，但更多归附的鞑靼人还是墙头草。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进攻沈阳，未能拿下。但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攻沈阳东门时，降人数千开城应之，城遂陷，朝野震惊。

接着，战事就转移到了辽阳。据《明史》载：

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环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临城。应泰身督总兵官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出城五里迎战，军败多死。其夕，应泰宿营中，不入城。明日，大清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遂渡濠，大呼而进。鏖战良久，骑来者益众，诸将兵俱败，望城奔，杀溺死者无算。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诸监司高出、牛维曜、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并逾城遁，人心离沮。又明日，攻城急，应泰督诸军列楯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大清兵从小西门入，城中大乱，民家多启扉张炬以待，妇女示盛饰迎门，或言降人导之也。应泰居城楼，知事不济，太息谓铨曰：“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妇弟姚居秀从之。仆唐世明凭尸大恸，纵火焚楼死。

袁应泰虽死，朝廷仍嘉其忠节，赠兵部尚书。辽阳失陷，是日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二十一日。

袁应泰之死，与沈阳、辽阳的沦陷，是辽东防线的第二次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杨镐四路明军之败，而此次则是辽沈。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看起来锐不可当，明廷似乎还不知如何应对这一阴霾密布的战局。天启小皇帝独自执掌朝政，官僚集团却党争不断，党同伐异。明朝，究竟该何去何从？

万历四十八年（天命五年，1620年）十月初五，辽东经略熊廷弼对被罢职一事耿耿于怀，于是上疏自理曰：

自去年开、铁连陷，辽城非尝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谋欲先去贼，亦知不可守而谋欲速来。今内外巩固，壮哉一金城汤池也！去年无车牛、脚夫，运粮臣与各道处办本地牛至三万余头，车至三万辆，昼夜趱运而军中始有粮草。三路覆没之后，军无片甲，手无寸铁，臣调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一二万，而军中始渐有器械，采桑削簳，买角易筋，各镇弓箭匠昼夜制造，而军中始有弓矢。又调各镇木匠旋造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车安灭虏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轮之类，无所不备，而军士始有攻守具。自斩贪懦三将而将之畏斩，逃叛数卒而卒知惧不时，捆责不喂马、不操军者，而营伍知收拾。寒夜有赏，久戍有赏，时节有赏，而军士知鼓舞。去年，西虏住我汛怡弃地，日肆劫夺，自丁字泊斩捕以来，再从阵擒活虏送抚奠二十四营酋长，而始各就戎索。自沈奉各戍重兵，贼遂为所缀，悉众与我对垒，不敢西窥辽阳，南窥南卫，东窥宽叆。至于近边零落村屯，势自不能无抢掠，我固无如贼何，时而形格势禁，贼亦无如我何也。如谓臣听胡马骄嘶，肝胆堕地，而冒陷往抚顺、宽、叆，擐甲冲贼围援沈阳者，独何人乎？辽已转危而致安，臣且之生而致死，天地鬼神，实共怜鉴！

十月二十五日，熊廷弼再次奏疏辞辩，称：

辽自三路覆没，再陷开原，臣始驱羸卒数百人踉跄出关。行至杏山，而铁岭又报陷。当是时，中外汹汹，皆谓辽必亡，若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转亡为存地？方安堵举朝，帖席而卧也，此非不操练、不部署、不拊戢、专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惟是臣之操法，与向来异。向来地方操练，但合营装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将官教演，亦但每军面试一回不过三百人，而日已云暮。臣则不然，每将令于城外各择一区地为教场，如管兵千人者，该四十队，每队二十五人，设一燕儿窝，而立于其下，就本队中择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十回乃已。骑射、枪炮俱然，仍令彼此主客互逐，队与队逐，熟而合之于总，总与总逐，熟而合之于哨，哨与哨逐，熟而合之于营。臣尝谓以督抚操军，不若以将官操军，以将官操军，不若使军自操。人但见臣不恒亲下操，又尝外巡，不暇时时亲下操，遂谓臣不操练。如臣不操练，闲住兵将何用？是必不图灭贼，不图性命，归家然后可。而臣复何心？

盖此议起自去秋，臣初任时，见赞画新兵无用，拨供采草、斫棍、挑壕等役，赞画见其军多逃，遂倡言军士做工不得操练以自文，而阅臣因为之广其传，以至于今，此兵马不训练之说也。至谓臣拥兵十万余，不能大入大创，小入小创，斩贼擒王，而殃民蹙地，为狡虏所笑者，第斩贼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将，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须总兵、将官、兵马得力，才能济事。今总兵中惟贺世贤略短取长，敢于阵战，侯世禄精悍而初临大敌，刘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战阵非长。将官惟尤世功、朱万良等为军中白眉。求大将如前日刘綎辈，诸将如梁汝贵、徐九思辈，已不可得。而各镇兵马又皆四五屡迁之余，无一而非敝赋下驷者，发与总兵、将官，皆力辞不受。川兵、土兵、毛兵心虽齐，法虽整，亦强弱参半，而平原旷野不能与战骑相驰逐。昨通查各兵，虽有十二万之数，而实在堪战者，内除土、川、毛兵三项不挑外，其余挑选精壮十不得其二三，余无奈何，只得令充守城、采草、放马以及火兵之役。至于马匹损瘦短少，更不可言。今言者第见辽中今日被臣收拾后之人情光景，遂谓援兵陆续出关，必一一可战，而不能战，以为经略罪，而抑知夫兵马之不能战，一至此极也。令箭催而张帅殒命，马上催而三路偾，帅臣于今日何敢轻率？如欲大入大创，小入小创，为斩贼擒王之事，且将各边精兵再调三四万，成一西北兵势；水、蔺各土兵调一二万，成一川土兵势，然后进取，亦未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于是科臣魏应嘉，台臣冯三元、张修德复极论之谓，其硬口饰辩，有欲罪以靡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脱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廷弼请即以三臣行勘。

熊廷弼的奏议，显示出了某种私心。我们尽可能去接近事实地了解当时的辽东局势。熊廷弼坚称自己没有撒谎，而有大量台臣言官试图诽谤他，并竭尽所能地寻找其经略过程中的瑕疵。

对于双方的争议，天启皇帝降旨道：“科道魏应嘉、冯三元、张修德与经略熊廷弼屡相奏扰，若不速勘，无以明功罪。即着魏应嘉等前往辽镇，会同彼处抚、按勘明，从实具奏。”但浙江道御史吴应奇坚称另选他官前往核勘：“辽事自宜行勘，勘官必当另遣。”天启皇帝怒其忤旨，但兵科都给事中杨涟亦力言不可，于是辅臣方从哲等谓：“从来勘事必身在事外，乃得公平。若以言事之人即勘所言之事，即一一得实，讵肯降心俯首？彼此争执，归结无期。”最终天启皇帝同意折中，改派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辽东会勘经略熊廷弼功罪。

就在此时，熊廷弼再次上疏曰：

臣蒙恩回籍听勘，行矣。但台省责臣以破坏之辽遗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陈之于上。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冬春之际，敌以冰雪稍缓，哄然言师老财匮，马上促战。及军败，始愀然不敢复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责战矣。自有辽难以来，用武将，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尝有一效。疆场事，当听疆场吏自为之，何用拾帖括语，徒乱人意，一不从，辄怫然怒哉！

朱童蒙核勘还奏，极力陈赞熊廷弼之功。其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不过，天启皇帝显然选择忽略熊廷弼的“负君”罪，以其力保危城，仍决定起用之。

此时的东林党，在朝野中占尽优势。在他们的交相弹奏下，天启皇帝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于是，天启皇帝命治前劾廷弼者，贬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三秩俸禄，又将姚宗文除名。随后，熊廷弼将以经略身份前往山海关。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二日，天启皇帝敕赐熊廷弼尚方剑，麒麟服一件，币四，金四十，于京师外饮宴饯别。

重新启用经略辽东的熊廷弼献三方布置之策：其一，“广宁用马步军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其二，天津、登州、莱州“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其三，山海关特设经略，熊廷弼以兵部尚书领之，节制各方，总辽东防务。

吏科都给事中薛凤翔却对此持有异议。他奏言：“经略既以另设，则王化贞难以再加驻扎，既在山海，则广宁势难遥制。欲特重化贞事权，给以专敕，赐之尚方，令其相机便宜行事，而罢经略之设。”此议未能被内阁采纳。

王化贞何许人也？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出身，天启元年巡抚广宁。王化贞为政勤恳，有救世宏愿。他极力推崇与虎墩兔憨结盟，为此不惜请求朝廷发放百万帑金款待蒙古人，方能使女真人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广宁城在山隈，城防脆弱，登山可俯瞰城内，恃三岔河为阻，而三岔之黄泥洼又水浅可涉，且守卒只有孱弱者千人，朝廷上下早已认为此地难保。但王化贞坚持寸土不让，提弱卒，守孤城，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为了取得内阁的支持，王化贞提议“登莱、天津兵可不设，诸镇入卫兵可止”，因此内阁更加认为其有化险为夷之才。金、复诸州失守后，大量军民及矿徒结寨自固，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两万。王化贞一一鼓舞人心，招其回归，又以忠义告谕朝鲜，使之坚定地与明朝站在一起，同仇敌忾。这一切受到天启皇帝和内阁的褒扬。

但当熊廷弼到来之后，二人立刻产生剧烈的矛盾。一开始，二人之间的矛盾仅仅在战略布防的观点上，与朝廷党争无涉。王化贞希望能借虎墩兔憨之力制约女真人，但熊廷弼则认为此为下计，大损天朝威严。王化贞不建议从全国调兵来援，认为以辽东一隅之力即可与女真抗衡，但熊廷弼认为这种看法完全错误，认为应当从天津、登州、莱州等处以水路运兵援辽。辽东都司将领毛文龙成为二人争执的中心。在形式隶属上，毛文龙当受熊廷弼节制，但事实上，他时时绕开熊廷弼，而与王化贞来往甚密。王、毛均乃主战派，而主守派的熊廷弼则对他们的主张感到惴惴不安。经抚之间裂痕重重，而后来的历史也进一步证明，经抚不和彻底粉碎了明军光复辽东的希望。

在广宁的战守问题上，王化贞也与熊廷弼发生了争议。王化贞部署诸将，沿三岔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熊廷弼却坚决反对。他说：“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掎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朝廷最终支持熊廷弼的建议，王化贞以计不行，十分恼怒。

熊廷弼还认为，对付努尔哈赤须与朝鲜联盟。其言：“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亟发敕使往劳彼国君臣，俾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助我声势。又发诏书悯恤辽人之避难彼国者，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驻义州，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于事有济。更宜发银六万两，分犒朝鲜及辽人，而臣给与空名札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东山矿徒能结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备。将一呼立应，而一二万劲兵可立致也。”熊廷弼认为，监军副使梁之垣生长海滨，习朝鲜事，可充命使前往朝鲜。天启皇帝悉从之。

王化贞却另有计划。当梁之垣与所司讨论兵饷问题时，七月二十一日，毛文龙已率领明军袭取鸭绿江南部的镇江并奏捷。随后，王化贞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毛文龙的进军过程。

八月初七，明廷获得了镇江捷报。天启皇帝命梁之垣向朝鲜宣谕镇江大捷，同时升毛文龙为副总兵，赏金两百两。毛文龙的镇江大捷，是近年来明军在辽东唯一的喜报，朝议恢复有机，于是命登、莱、天津发水师2万接应毛文龙，王化贞督广宁兵4万进据河上，合鞑靼军乘机进取，而令熊廷弼居中节制。

王化贞又向朝廷奏道：“敌弃辽阳不守，河东失陷将士日夜望官军至，即执敌将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咸愿助兵。敌兵守海州不过二千，河上止辽卒三千，若潜师夜袭，势在必克。敌南防者闻而北归，我据险以击其惰，可尽也。”

兵部尚书张鹤鸣深以为然，奏言时不可失。很明显，主导辽东局势的是王化贞，而非熊廷弼。御史徐卿伯复请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镇山海关。但就在此时，王化贞复奏：“敌因官军收复镇江，遂驱掠四卫屯民。屯民据铁山死守，伤敌三四千人，敌围之益急。急宜赴救。”于是兵部促令各部火速进师解围。王化贞渡河，熊廷弼亦不得已出山海关，驻军右屯。但熊廷弼同时又称海州取易守难，不宜轻举妄动，王化贞最终无功而返。

但王化贞也有他的性格缺陷。史称王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

熊廷弼与兵部尚书张鹤鸣之间也矛盾重重。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的性格，使他与不少朝臣结怨，其中就包括兵部尚书张鹤鸣。张鹤鸣甚至鼓励王化贞独立行动，熊、张二人遂相怨，事事龃龉。广宁有兵14万，而熊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之兵不堪用，熊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张鹤鸣则议宽之；熊廷弼请用卜年，张鹤鸣则驳议；熊廷弼奏遣梁之垣，张鹤鸣则“故稽其饷”。如此种种，非止一端。

熊廷弼严厉抨击了毛文龙的镇江大捷，导致严重后果。其奏曰：“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贻书京师，极力贬低王化贞。

经抚不和之事终于引起朝廷重视，天启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622年1月23日），天启皇帝命诸臣廷议。议者有称：“化贞欲战，廷弼欲守。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进战也。化贞锐意进战，岂战胜而可无事守也？万一不胜，而又将何以守也？”大学士叶向高曰：“经抚会议，汉史赵充国平西羌，虽主屯田，而辛武贤亦竟以力战取胜。今廷弼能为充国，且留化贞以为武贤，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于化贞，作用既殊，而欲化贞受其节制，则举朝之人皆以为难行。同官皆争之，岂臣一人所敢独任？本兵张鹤鸣与廷弼素不协，谓化贞胆略可任；职方郎中耿如杞，主事鹿善继皆袒化贞，凡廷弼所言，一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胜，以标下兵尽付化贞，疏曰：‘化贞有功，臣不敢与分；若化贞有失，臣愿不与同罪。’云化贞志大而虑浅，见朝堂右之，益自诩。”熊廷弼在这特殊时期意气用事，稍显自私。

然而，朝廷之上仍然党同伐异，党争迹象愈发浓重，经抚不和事件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东林党人越来越支持熊廷弼，其对立士人则越来越支持王化贞。没有顶梁之柱，皇帝与内阁摇摆不定。显然，事件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与所谓战略抉择无关了，辽东经抚之间继续各自为政。软弱的天启皇帝也无法力挽狂澜。

礼部主事刘宗周，东林党人，道学家。他对辽东局势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所有参与者都抱持谴责的态度。其上言谈论“讨贼之法”，曰：“陷抚顺、清河，纵敌得志，巡抚李维翰也。弃开原而逃，推官郑之范也。通虏速祸，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也。航海逋逃，监军高出、胡嘉栋、康应乾，赞画刘国缙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饷传国，监军牛维曜也。身坐虏族，不自归里，反以知县升佥事者，佟卜年也。亡功受上赏，遥制山海，不能辑和抚臣，必丧全辽，今经略熊廷弼也。通夷启衅，奸珰卢受也。受之党弑君漏网，奸珰崔文升也。凡此诸臣，异名同罪，异罪同情，丽以五刑而轻重布之，又何逭焉。”其言，是超然于党争的一种评价。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十月十三日，同样希望超脱于党争的大学士叶向高奏曰：

毛文龙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成长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辽阳之失，似亦在知正不知奇，故糜烂决裂，一至于此……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心勠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

十二月十二日，叶向高又奏称：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繇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

以此观之，经抚不和一日未解，辽东安危一日岌岌。熊廷弼的牢骚和谩骂于事无补，这一点，王化贞则起码给朝野上下带来了自信和鼓舞。他坚信明军一定能恢复辽东局势，尽管朝臣多有疑惑，但由于兹事体大，没人敢对此发出质疑。

十月，三岔河结冰，广宁人认为建州兵必渡河，纷然思窜。王化贞乃与方震孺合计，分兵守镇武、西平、闾阳、镇宁诸城堡，以大军守广宁。有意思的是，方震孺系东林党人，其热心于辽东局势，关心军民生计，颇受爱戴。方震孺称：“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来？不足恃者六。”据此，他建议以进为守，使守有余。天启皇帝是其议，命方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于是方震孺遍历辽东，居不至庐舍，食不生烟火，如是者七个月。

张鹤鸣认为广宁的计划可以考虑，请敕熊廷弼出关协防。于是熊廷弼上言：“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熊廷弼之言辞过于激切，张鹤鸣更加不悦。

话虽如此，但熊廷弼仍出关前往广宁。他驻军右屯，商议以重兵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于是熊廷弼令刘渠以两万人守镇武，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又令罗一贯以3000人守西平，严申军令曰：“敌来，越镇武一步者，文武将吏诛无赦。敌至广宁而镇武、闾阳不夹攻，掠右屯饷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王化贞方面，却因轻信间谍言论而仓促出兵海州，见势不妙又旋即收兵。为此，熊廷弼又上言：

抚臣之进，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间屡进屡止，犹未有疏请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则拜疏辄行者也，臣疾趋出关，而抚臣归矣。西平之会，相与协心议守，掎角设营，而进兵之书又以晦日至矣。抚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镇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军马又遣还矣。初五日，抚臣又欲以轻兵袭牛庄，夺马圈守之，为明年进兵门户。时马圈无一敌兵，即得牛庄，我不能守，敌何损，我何益？会将吏力持不可，抚臣亦怏怏回矣。兵屡进屡退，敌已窥尽伎俩，而臣之虚名亦以轻出而损。愿陛下明谕抚臣，慎重举止，毋为敌人所笑。

王化贞得疏怒甚，驰奏辩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朝论再次陷入分裂。而由于王化贞参加科举时，叶向高为其座主，故叶向高最终还是偏心于王化贞。熊廷弼同样愤怒地回应：“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又言：“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

熊廷弼与东林党人同处一条阵线，并非接受道学或其处世哲学，而仅仅因为王化贞的支持者多为反东林党者。而天启皇帝唯一能做的，是遣兵部堂官及给事中各一人往谕，抗违不遵者治罪。

据史料记载，在熊廷弼刚出关时，王化贞担心其夺取自己的兵权，于是假意听从经略之指挥。不料熊廷弼却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广宁所得私。抚臣不宜卸责于臣。”恰于此时，方震孺奏称经抚不和，又称王化贞心慵意懒，熊廷弼又以前言刺之，于是王化贞心颇不悦。后来，王化贞称欲举兵荡平努尔哈赤，熊廷弼又揶揄道：“宜如抚臣约，亟罢臣以鼓士气。”到了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春，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熊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张鹤鸣抓住时机，集廷臣大议。但廷臣之中仅有数人认为熊廷弼当撤职，其余多数坚持认为熊、王二人当分任责成。而张鹤鸣则指出，若王化贞去职，则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蒙古之盟必解体。张鹤鸣的建议是赐尚方剑与王化贞，专委以广宁，而撤熊廷弼他用。但天启皇帝不同意，责成吏、兵二部再议。就在此时，努尔哈赤兵逼西平，议遂罢，而熊、王二人继续留任，共同应对努尔哈赤，功罪一体。

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开始进攻广宁。叛将李永芳首先率兵过三岔河，守御明军寡不敌众，落荒而逃。

这一次，熊、王二人达成了一致。王化贞选择主动出击，在高墙后坚壁连营无法解决问题，于是王化贞尽发广宁3万兵往援西平堡。李永芳兵至西平堡，参政高邦佐自觉无望，着冠带南望叩阙，而后自缢。次日，李永芳以战车云梯攻堡，守堡副将罗一贯以炮击建州兵，杀伤无数。但坚守一日后，城堡终于被攻破，罗一贯、参将黑云鹤身亡。此役明军损失大约1万人。镇武、闾阳等地，明军亦大溃，祖大寿溃逃觉华岛，与毛文龙会合。一向被王化贞视为心腹的孙得功，则早已与参将鲍承先等阴降努尔哈赤，并设计以捉拿王化贞，以为投名状。

熊廷弼见兵事溃败，当即收拾残部退回山海关。在大凌河，他与王化贞“会师”了。王化贞大哭，熊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王化贞羞惭万分，议守宁远及前屯。熊廷弼又曰：“嘻，已晚，惟护溃民入关可耳。”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已经攻陷了广宁城，但是王化贞已经于两天前潜逃。建州兵又追击了200里，终因粮草不继而放弃。或许建州兵真的因粮草不继而放弃追击明军，或者他们另有计划。

广宁及其他城破后，满目疮痍，屯堡俱空。明军撤退后留下大量废弃装备和物资，而熊、王在撤离过程中，已经尽可能将所有物资积聚焚毁了。正月二十九日，数十万流民与逃兵奔窜入山海关，蓟辽督师王在晋移镇山海关，担心其中混杂奸宄，闭关不纳。但熊廷弼极言应当放入，最终王在晋同意这一做法。

这是明军在辽东的第三次大溃败。第一次是杨镐之败，第二次是袁应泰之失辽阳，第三次则是熊廷弼与王化贞之失广宁。努尔哈赤愈发有天下雄主之姿，而非劫掠草寇。明军元气大伤，收复辽东的希望破灭了。事实上，就这一恶果而言，明廷与熊廷弼、王化贞有着同样的过失，当负同等之责任。何则？天启皇帝孱弱不堪，难以指挥如此剧变之事，而阉党魏忠贤，与东林党人彼此倾轧党争，导致辽东政策朝三暮四，无一人而得全面统筹之。那么，接下来，事态又会如何发展？

在这个关键时刻，努尔哈赤并未向西采取进一步行动，明朝得以喘息片刻。广宁及周遭已经一片焦土，李永芳率部东归，旧城废址，荒草萋萋。方圆500里，几无人烟。

努尔哈赤的短暂休整是有原因的。首先，他建立的后金政权根基尚不稳固。他大量调动了后金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以征伐，但面临食物供应的问题。满汉之间必须分开管理，汉军与女真兵必须进行一定的协调。许多追随努尔哈赤的汉人开始不满这种处境，后方有暴动之虞。此外，努尔哈赤的南翼并不安全，毛文龙能从岛上袭击后金占领的故明堡垒。讽刺的是，在此前，明军曾驻防在这里抵御侵扰的倭寇，而现在，明军成了“侵扰”的一方。

明廷开始利用这一喘息之机来应对广宁惨败及其后遗症，并重新调整辽东仅存的军队部署。

朝野震动，反响剧烈。流民逃兵大量拥入山海关，使当地不堪重负。户部尚书汪应蛟奏：

避难辽民入关蜂拥，不可无拊循之实，不必有发赈之名。奉旨动支银两，就彼给之，恐此声一倡，斗大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惠不能厌。合无随地安插，或间田可辟，与为受廛之氓，薄技随身，勿失资生之策。八府平粜仓谷，今宜免粜，以供饘粥，起解春夏赎银，今暂停解，以给牛种。大都宁散毋聚，散则不生邪心，宁远毋近，远则无忧意外。

事实上，局面正在失控，官府根本无力管理所有难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宗教组织——白莲教正在悄然兴起。白莲教又称“闻香教”，教众在山东一带建立宗教中心，王森为教主，其得力弟子徐鸿儒正在策划一场反叛。徐鸿儒号称有神力，许多辽东难民加入了反叛。反叛持续了近半年，徐鸿儒攻占一些村寨后，自称“中兴福烈帝”，建号“大乘兴胜”，设立官职，建立政权。明军从各地调军前来镇压，最终，于年底彻底平叛。徐鸿儒被械送京师伏法。另外，又有辽东溃兵计约万名已达通州，游食当地，无法再行招募。

广宁之败的另一后果是再度激化了朝中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两派之间围绕其责任问题展开激烈争执。派系之间从未如此泾渭分明地呈现。阉党拥护王化贞，指责熊廷弼；东林党反过来则力保熊廷弼，痛斥王化贞。熊、王二人初回朝时，王化贞下狱，而熊廷弼仅罢职听勘。随后，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认为熊廷弼、王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4万金，希望能缓刑，随后却食言。此事让魏忠贤极为愤怒，发誓要速斩熊廷弼。两年后，党争达到极点，东林党人杨涟等下狱，魏忠贤诬其受熊廷弼贿，随后又获市人蒋应旸，称与熊廷弼子出入禁狱，阴谋叵测。魏忠贤愈加想要速杀熊廷弼，其党人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遂对熊廷弼大加挞伐。而阉党经筵讲官冯铨、顾秉谦与熊廷弼有仇隙，便利用侍讲筵的机会，出市刊《辽东传》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天启皇帝大怒，遂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八月处死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熊廷弼既死，御史更是对其口诛笔伐。御史梁梦环谓熊廷弼侵盗军资17万，御史刘徽谓熊廷弼家资百万，宜籍以佐军。魏忠贤借机矫旨严追，家财罄资不足充抵，则令其姻族家俱出钱补齐。江夏知县王尔玉也落井下石，责熊廷弼子藏貂裘珍玩，搜之不获，又将鞭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刎死，兆珪母又称冤。王尔玉不闻不问，还去其两婢衣，挞之40下。远近莫不嗟愤。不过，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很快就被推翻。崇祯皇帝即位后为熊廷弼平反，并于崇祯五年（天聪六年，1632年）处死了王化贞。

纯粹的军事战略问题一旦被政治化，战争之走向便不再由简单的军力对比所左右。明廷内部的党争将辽东问题卷涉其中，以至于辽东之败局已经成为党派之间攻击对手的借口托词。从这个角度看，王化贞也好，熊廷弼也罢，无非是党争的受害者，他们都为大明王朝保全辽东尽忠尽职。

（摘自《长城之外：北境与大明边防（1368—1644）》第十四章 大明余晖——最后的辽东防线 第950—9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