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族老阿妈益西措姆
苏国柱
往事如烟,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西藏老阿妈益西措姆对我救命之恩,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1959年,西藏发生了叛乱。叛匪围攻我部队守点,袭击军事机关,抢劫群众财物,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平息西藏叛乱,我军集中了5个师和20多个团的兵力,在西藏全境围剿叛匪。
这年夏天,我团在怒江、澜沧江一线,担任封江堵口任务,严防叛匪突出我包围圈。我奉命带领一个排到一个较为偏僻的地区——古玉,封锁溜索口、渡口,堵匪逃窜。这里虽偏僻,但有一个10多户人家的村落。当年,云南部队进军西藏察隅时,曾路过这里。后来,察隅驻军先后派过群众工作组在此蹲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及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做好事,发展生产。因此,古玉村的藏族群众觉悟很高,一心一意拥护共产党。对岸的叛匪便把这个村的藏族群众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月前,叛匪窜来杀牛宰羊,大吃大喝,将全村洗劫一空,临走时,裹胁年轻男子跟随其上山叛乱,剩下的只是一些老翁老妪,或孤儿寡妇,我们到达这里,看到的是一片凄惨,激起我们对叛匪的愤恨。
古玉村离溜索口约一公里。为了隐蔽,不被叛匪发现,我们驻在石头坎下和茅草丛的深处,采取昼伏夜巡。早晚吃干粮,中午派人到村里做好饭送到埋伏地点吃。这里的夏天气候炎热,蚊虫肆虐,咬得战士们全身都是红包,又痒又痛,可是,为了消灭叛匪,没有一人喊苦叫痛的。可是,不争气的我,坚持了三天便倒下了,开始头痛发烧,后来冷得发抖,病了两天,我就起不来了,据卫生员说:我患的是疟疾(打摆子),每天给我服奎宁片,但效果甚微。
排长王世良见状,怕我再露宿在野外会出事。他和卫生员及两名战士把我背到古玉村安顿在益西措姆阿妈家,并留下卫生员守护我。阿妈家徒四壁,丈夫和儿子都被叛匪拉走,下落不明。现在与小儿子相依为命。每日吃圆根和野菜充饥。我在她家,阿妈每天都上山采草药熬给我喝,说能治这种病。过了两天,我刚打完摆子,阿妈端来一碗汤叫我喝,我以为是草药汤,喝了一口,便知是鸡汤。我惊讶地问:“阿妈,那来的鸡汤?”阿妈见我疑视的眼光,悲伤地说:“我家的羊子被叛匪杀光了,牛被赶走了,糌粑、酥油被背跑了。这只母鸡是小娃子丹增抱到山上的石洞里藏着才没有被叛匪发现,保留下来。我见你天天吃草药,身体愈来愈虚弱,今天就把这只母鸡杀了熬汤,给你补补身子,病好得快一点。”
听罢,我的眼睛模糊了,双眸凝视阿妈,她削瘦的脸布满蜘蛛状的皱纹,头发稀疏,紫铜色的脸颊,显得衰老,而她的双眼非常慈祥啊!多么像我的母亲呀!我的眼泪无法控制,而顺着脸颊淌了下来。这时,阿妈催着说:"趁热喝吧!"一年多我没有尝过鸡汤味了,现在,我喝着鸡汤吃着鸡肉,真比山珍海味的味道还鲜。阿妈杀了一只鸡,不仅她舍不得吃一块,就连小儿丹增也没让他吃一块,却留给我吃了两天。说来也怪,我的病逐渐地奇迹般地好起来了,身体也逐渐恢复了。
不久,江东围剿叛匪任务结束。我排便撤离古玉区。临行前一天,我去向救命恩人益西措姆阿妈告别,送给阿妈3块银元作为对母鸡的补偿。(当时,藏区用银元)。阿妈说啥都不肯收。后来,我把排里剩下的1斤多盐巴和3块坨茶(碗茶)给了阿妈,她高兴地收下了。我们离开古玉村的早晨,阿妈和小儿子丹增及村里的群众都来送行。阿妈拉着我的手说:“指导员慢走,祝你一路平安!”“阿妈,等平叛结束后,我一定来看你。”我说完,便与阿妈告别了。“我一定来看你”这一句话时时记在我的心坎里。
1961年下半年平叛结束了,我回内地休假探亲,并把藏族阿妈救我的故事讲给母亲和妻子听。她们同样感动得流泪。两个月的假期一晃眼就到了。我和家里商量买点啥东西给阿妈,妻子嘴快:“买块黑卡叽布料给阿妈做衣服最合适。”那时,农村每人每年才发10尺布票,大家都要添件衣服,我家哪来布票呢?我说,“不行,那来布票呀?”“今年我的布票没用,”妻子说。“那么,你今年又穿什么呢?”妻子瞪我一眼说:“农村好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将就将就就过去了。”这时,母亲发话了,我喂有母鸡,给阿妈带只去吧!”谁都知道五六十年代,母鸡是老百姓家的“银行”,油、盐、针、线什么的,都靠鸡下蛋卖钱来买,我怎忍心把母亲的鸡捉走。我说:“娘,鸡是你的钱袋子,没有鸡连买油盐的钱都没有了。”我这么一说,娘生气了。她说:“藏族阿妈,为了救你的命,舍得将全家仅有的一只母鸡杀给你吃,难道你的亲娘还舍不得送给藏族阿妈一只鸡不成?我说了算,一定要给阿妈带去!”老母亲的犟脾气我是知道的,妻子的拗劲我也领教过,便来个顺水推舟,既领老母亲的情,也遂妻子的意。卡叽布,母鸡都带给藏族阿妈。那时,从内地到西藏察隅,将近2000公里,路上得乘车、骑马和步行方能到达。布料打入背包就行,可是母鸡怎么办?我正发愁,妻子便找来一个小竹背篓说:“鸡放在竹篓里挺利索,赶车、骑马、走路都方便。”这下,我可乐了。
第二天,我带着老母亲和妻子深情厚意,背起竹背篓,扛背包去赶火车,摇晃了大半天,才于晚上抵达成都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一到目的地赶快把母鸡从竹背篓放出来喂食,这小东西坐了火车还挺神气,吃了不少米。在第二招待所候了两天才碰上汽车部队往昌都运粮。由于住所候车进藏的人多,经所里与川办多方联系,方抽出了一辆敞篷嘎斯(苏式)车专拉人。我也有幸挤上了这趟车。
金秋十月,内地正是秋高气爽时节。然而进藏途中的雪山却大雪纷飞,冷气袭人。飞雪直往敞篷车里灌。乘车人员不得不戴上皮帽,把皮大衣顶在头上,挡住雪花灌进脖子。一会儿上身上都披着白雪,个个成了白毛男。我怕母鸡冻坏,便用一张毛巾裹着它揣在怀里。同车战友见状,笑着说:“这只鸡真象你的娃娃!”“胜过娃娃。”我接过话后,便把这只鸡故事讲给战友们听。大家听了很感动。一位战友从背包里扯出一件破棉袄递给我说:“老苏,把鸡裹着放在竹篓里,鸡不会冻坏,你也坐得舒服点。又一个战友说:我也有件带回部队上交的旧棉衣,你把它盖在竹篓上,来个"双保险"。
这只鸡在同车战友的爱护下,经过翻雪山,缺氧地带的考验,历时半个月,终于安恙到达了川藏公路然乌兵站。从然乌湖再往团部驻地竹瓦根走是没有公路的,需骑马和步行。我又背着竹背篓里的母鸡,骑了三天马,走了一天路,终于把母鸡背到驻地。我怕母鸡在途中不适应,赶快放出来来野地喂养,经过一周饲养,母鸡成天咯、咯、咯的叫,看来,它要下蛋了。趁着过星期天之机,我背着母鸡,骑着马赶到古玉村,代表母亲和妻子亲手将母鸡、布料送给益西措姆阿妈。
阿妈见到我,非常地高兴,未等我放下背篓就拉着我的手说:“指导员啊!我盼望你两年嘞,以为你把阿妈忘了。”“我是阿妈的儿子,即便远在千里也不会忘记阿妈救命之恩!”阿妈听了频频点头。
我松开阿妈的手,取下背上的竹篓,又从挎包拿出布料,放在阿妈的跟前说:“这只鸡是我老母亲送给阿妈的,这块布料是我妻子送给你的,感谢阿妈救我之命的恩!”
"该我谢谢解放军嘞!金珠玛解放了西藏,平息了叛乱。为我们藏族人民过好幸福的日子,吃了苦,有的还被叛匪打死了,没有金珠玛,那有我们藏族群众今天的好生活呀!阿妈边说,边从酥油壶给我倒酥油茶。
"我们都是一家人!谁也不要客气。这点东西,是我老母亲和妻子的一点心意。你收下她们才高兴。"
"是!是!"阿妈连忙点头。
"阿妈呀!你的生活怎样?有困难就给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嘛!"
"没有,没有。"阿妈答道。又接着说,"叛匪被消灭后,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去年粮食收成不错,大儿子回来了,在牧场帮人放牧,每月捎些酥油回家,我和丹增娘儿俩的生活还过得去。""西藏的民主改革后,藏族人民的生活将要越来越好!甜日子还在后头哩!"我接阿妈的话补充着。
"是!是!托共产党的恩!托毛主席福!”阿妈脸上的皱纹平展了许多,双手合十笑着说。
这时,我看了看表,时候不早了,我还有事要赶到区里,便向阿妈告辞。这时,丹增也放牧回来,便与阿妈一道送我到村外的山坡上。阿妈激动地说:“指导员,今后常来看阿妈呀!”
"你是我的阿妈,是我的救命恩人,永生不会忘记,有空,我一定经常来。"说罢,握了握阿妈的手,便骑马上路了。当我骑马爬上一个山头时,回头望去,阿妈和丹增仍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的眼睛湿润了,从心窝喊出一句:“多么好的一位藏族阿妈!”
回部队不久,我便离开部队到内地学习,结业后再没有回察隅地区工作,失去了探望益西措母阿妈的机会,这算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不过,益西措姆阿妈的慈祥的脸庞、光辉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整理者简介:
苏国柱:1932年出生于广东,1949年参军,1950年进军西藏察隅边防。历任战士、放映队长、团俱乐部主任、组织股长、军分区宣传科长。1980年转业到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工作,先后任研究室副主任,《四川检察》杂志主编,四川省检察官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检察报》驻川记者站站长。曾在全国报刊发表作品600余篇,编辑出版了《阳光照察隅》、《耕耘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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