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越改越“俗”？麻烦找准坟头，骂袁大总统去

地名越改越“俗”这个话题，可谓是经久不衰，网络兴起后相关讨论更是喧嚣尘上，什么“常山赵子龙变石家庄赵子龙”，什么“庐州包拯变合肥包拯”等等。说实话，我素来对此话题不甚感冒，看到相关内容径直划走，可架不住大数据的推送，老有此类内容往眼前蹦。既然非要拿针扎我眼睛，那就借着这波吐槽南朝鲜和小安南抢农历新年的势，一道吐槽吐槽这一话题。

以经常被提及的古都西安镇楼

首先声明自己的观点，网上所谓的那些“越改越难听”的地名，其实并非新改，绝大多数都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只是因为行政区划级别的升降，导致曝光度发生质变。行政区划历朝历代都在调整，不过当前行政地名架构大致奠定于民国初期，更具体来说是袁世凯袁大总统的锅。所以要吐槽，请先找准坟头。

新朝雅政

战国以后，我国行政区划逐渐形成郡县二级制。西汉时期，在郡以上增加一级监察机构——州，全国共设13个州。最开始州不是一级行政区划，可随着时间推移州的权力愈来愈大，及至东汉晚期正式成为区划，形成州郡县三级制。隋代曾废郡改作州县二级制，奈何世易时移，二级制已不适应当时环境，故唐代在州之上新设道一级，重新转换成三级制。宋因之，只是改道为路。

元代在路之上创设省一级，开启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随之而来的是最复杂的的政区结构，大致由省路府县四级组成。明初为适应形势，“废路存府”，再次形成省府县三级制。

清朝时期，行政区划大致沿袭明朝，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在此基础上又有创新，明代的一省监察、军事等派出机构——道——逐渐行政化，成为省与府之间的准区划。如此又形成了省道府县准四级制。

民国十五年政区图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武昌城中的枪炮声划破长空，将帝制扫进历史垃圾堆中，从此大好河山一片新鲜，中国迎来了自由、民主的民国政府。错了，重来！中国迎来了换汤不换药的北洋政府。

清末，中国共有二十三个省（其中台湾省沦陷）及内外蒙古、藏区两大特殊地区，辖下九十二个道，约两百个府，及一千五百个左右的县。区划叠层架构过多不说，称呼也太过混乱，治理多有不便。故民国元年2月26日，章太炎在《大公报》上发表《条拟官制之要电》一文，向刚上台11天的袁临时大总统建议“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也即改省-道-府-县的四级制为道-县二级制。

这一脚倒车直接就干到了隋代，油门踩得太狠，且历史早已证明这一制度已不适用。不过此议正合袁大总统削藩的想法，经过审慎考量，他于民国二年1月8日不经参议院审议，强行发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宣布民国行政区划为省道县三级制，要求全国：“按照政府计划，以民国二年三月以前为限，一律办齐。”

《划一令》的核心为废府存县。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简化政区时，一改此前的区划设置，将州一级的附郭县统统裁撤，由知州直辖，形成府有附郭、州无附郭的格局。

袁世凯剧照

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则是废掉府，保留附郭县，再把州改成县，直接齐活。这一操作直接导致县的数量由民国元年的1450个骤升到1803个，多出来的三四百个县，就是州改的。

以阿越所在浙江省为例，清末领府十一，直隶厅一，州一，厅一，县七十五。民国成立后两年间有过两次区划调整。清末，杭州、绍兴、湖州、嘉兴四府各有两个附郭县，民国元年合钱塘、仁和为杭县，会稽、山阴为绍兴，归安、乌程为吴兴，秀水、嘉兴为嘉禾。

民国二年“废府存县”，全省共设钱塘、会稽、瓯海、金华四道，辖七十四县。具体变化为：

废杭州府，保留附郭县杭县；

废湖州府，保留附郭县吴兴县；

废嘉兴府，保留附郭县嘉禾县；

废绍兴府，保留附郭县绍兴县；

废宁波府，保留附郭县鄞县；

废台州府，保留附郭县临海县；

废温州府，保留附郭县永嘉县；

废处州府，保留附郭县丽水县；

废金华府，保留附郭县金华县；

废衢州府，保留附郭县衢县（民国元年由西安县改置）；

废严州府，保留附郭县建德县；

改杭州府所辖散州海宁州为海宁县；

改定海直隶厅为定海县；

改温州府所辖玉环厅为玉环县。

害民弊政

袁大总统为快速完成“废府存县”，手段太过简单粗暴，这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县名重复”现象。

自清代实施中央集权制以来，地方行政架构不管如何变化，两千余年来县一直为最基层行政单位。广阔的疆域，悠久的历史，庞大的数量，加上信雅达的命名方式，造就了“县名重复”现象。有据可查的重名县，最早出现在晋代。其后历朝历代为消除行政区划重名带来的影响，都曾设法进行国规避，比如南北两个通州长期并存，为了区别把江苏的通州改称南通州。

临安天目山

历史上州县、府县同名，更是比比皆是，比如云南下面有个临安府，浙江杭州府下也有临安县。袁大总统简单除暴的“废府存县”，导致重名县骤然猛增。

截止1913年底，全国重名县共有221个，94组，其中两县重名的多达148个，共74组；三县重名的有36个，共12组；四县重名的有16个，共4组；五县重名的有15个，共3组；最夸张的是还存在一组六县重名的。注意，这里所说的重名是指用字完全相同，不包括同音重名，也就是礼县（甘肃）、澧县（湖南）、蠡县（直隶）这种，否则数量更为庞大。

还是以浙江为例，重名县共有13个，那个奇葩的六县重名县份，浙江也占其一，分别为：

民国元年刚组建的嘉禾县，与湖南嘉禾县重名；

石门县，与湖南石门县重名；

奉化县，与奉天（今辽宁）奉化县重名；

建德县，与安徽建德县重名；

新昌县，与江西新昌县重名；

宁海县，与山东宁海县重名；

寿昌县，与湖北寿昌县重名；

昌化县，与广东昌化县重名；

临安县，与云南临安县重名；

开化县，与云南开化县重名；以上为二县重名。

龙泉县，与江西、贵州龙泉县重名；

永康县，与广西、云南永康县重名；以上为三县重名。

太平县，则与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的太平县重名，属于五县重名。

最后出场的为新城县，与直隶、吉林、山东、江西、贵州的五个新城县重名。

乌鲁木齐市

曾经有一则“一点之错失万金”的新闻广为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疆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挂面厂花18万元在日本印制塑料包装袋。厂家请人设计、制出样品后，经挂面厂与进出口公司审查，交付日方印刷。印制完成后袋子漂洋过海，又越过千山万水送达乌鲁木齐市，结果因为设计方“画乌点睛”，错将“乌鲁木齐”印成“鸟鲁木齐”，导致这批十多吨重的包装袋全部报废。

因为一笔之差，造就了“鸟市”传说。现在有大量县名重复，想象一下会造成何等后果呢？譬如本来要发送给浙江省新城县的公文，因为疏忽派送给了江西省新城县，一边苦等公文却迟迟不来，一边收到公文则是纠结不已。所以当涉及到政府政务、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区，出现大规模重名，会是何种场景？

行政区划革新之后，出现大量同级别同名政区，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瞬间由新朝雅政转变为害民弊政。

地名整理

既然县名重复影响如此之大，自然急需拨乱反正。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正是提议改农历新年为“春节”，绕过“改立改元，废除旧历”政令保住新年的那位）向袁大总统打报告，提请对各省重名的县名进行规整，各省同名之县，只保留一个，其余全部改名，并附上《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总体原则如下：

保留县名的原则：一、先到先得，即但凡出现县名重复，谁先使用谁可以保留县名，至于后来的只能麻烦你改下名；二、特殊优待原则，已开辟为商埠，且在对外条约中涉及到的县名，考虑其影响，即便是后到者，也可以挤掉先行的前辈。

朱启钤

新县名的命名原则：一、从旧从远，即后来者查一查历史，翻出曾用名继续使用，或曾以该县为治所的上一级府、州、郡名；二、以境内的名山名水等自然景观为名；三、以该县境内重要的地名命名；四、在旧县名前添加方位来命名。

还是以浙江为例，有4个县在这轮“地名整理”中被迫改名，重点谈谈也在改名之列的新城县这个六县重名的奇葩。

直隶新城县：唐太和六年（832年）析范阳县于古督亢亭之地置新城县，县治在今新城镇。因系新置之县，治所亦为新建之城，故取名新城县。唐末曾废入范阳，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复置新城县。此后一直存续，历经近千年而未改名。因存续时间最长，故得以保留新城之名。

吉林新城县：民国二年“废府存县”时，由新城府改置，时间自然最短，所以它不改名谁改名。奈何底蕴不足，连新城府都始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此前这里没有存在过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好在曾经有个扶余部落在这里生活过，于是乎就改名为扶余县。

扶余市风光

山东新城县：始置于南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其后近800年间从未改名。然而存续时间比直隶新城县短了200年，所以只得改名。民国三年1月，因境内有条乌河，又称耏水，故改名为耏水县。4月，又以境内有齐桓公戏马台，而改称桓台县。

贵州新城县：为民国元年从普安县划出兴仁等四“里”设立新设，比底蕴比吉林新城县还弱，只得改名。民国三年1月改称新县，7月，定名兴仁县。

江西新城县：始置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因县治黎滩镇紧邻的黎滩水，别称黎川，故民国三年地名整理时以河为名，改称黎川县。

浙江新城县：要说这个新城县被迫改名是最冤的，新城之名最初属于它。它始设于吴黄武五年(226年)，设县时就定名为新城县，其后废设不定，直到唐永淳元年(682年)复设之后才稳定下来。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称帝正式开启五代十国时代。当时的吴越王国虽然处于独立状态，可吴越王钱镠（音liú）奉行“保境安民”的事大政策，以藩属自居，遥尊中原各小王朝为正朔。后梁太祖朱温之父名朱诚，为避其讳，在其称帝当年钱镠主动改新城为新登。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末代吴越王钱俶(音chù)纳土归宋，次年新登县复称新城县。这一避讳让它的存续时间瞬间归零重算，以至于地名整理时败于直隶新城之手，不得不放弃使用的近两千年的县名，改称只存在了70年的新登。

富阳新登镇

关键是直隶的新城县还不争气。1993年河北新城县撤县建市。称县之时以新城为名意义深远，可改市之后问题就来了，“新城市”到底是新城/市呢，还是新/城市？为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新城县不得不放弃沿用千年的县名，改以新城所在的高碑店镇为市名，称高碑店市。而让出县名的浙江新城县，最终连建制的没能保留，先被整体撤并入桐庐县，后与富阳县共组新的富阳县，一圈下来只保留了新登镇之名。

其余三县为：太平县，建县明成化五年（1469年），以境内有太平山得名，民国三年取县西温峤岭之别称“温岭”为县名，称温岭县；民国元年合并秀水、嘉兴而来的嘉禾县，恢复嘉兴县之名；石门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称崇德县，为今桐乡市母县，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避清太宗皇太极之年号，改称石门县，民国三年恢复崇德之名。

阿越说

袁大总统的“废府存县”及紧随其后的“地名整理”运动，奠定了我国现代行政地名的基础。不过到此为止，“市”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尚未在中国诞生。

民国九年（1920年），在地方自治运动思潮下，广东省长陈炯明下令设立中国第一个城市型政区：广州市，标志着“市”级行政单位的诞生。不过北洋政府时期，“市”寥寥无几。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市组织法》等多部关于城市行政管理的法令，明确市的行政级别，将其分作行政院直辖市和省辖市两大类型，“划块设市”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将规模达标的县城从母县划出，单独设市，其余部分继续为县。

蒋介石

在这一运动下，很多前府城所在的县城被重新划出，比如1927年杭县和鄞县的城区各自被划出设市，分别称为杭州市、宁波市。“划块设市”从民国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对当今的行政区划具有重大影响，地级市的市本级大多由当年“划块设市”而来。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下次再说某个地名没有以前好听时，麻烦找准坟头，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民国那些大军阀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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