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路演的医院

患者如何能够从医院的上亿元科研经费中获益

文 | 赵天宇

编 | 王小

图/pixabay

医院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不只是看病救人，还可以办路演。

2023年12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下称“深圳三院”）刚结束了一场路演。这场路演共16个项目，全院上下自愿报名，再由专职人员把关，筛选出其中更有

价值的项目。

超过3万人在线上观看了这场来自深圳三院的路演，同时，线下参会的还有20个公司及深圳市龙岗区科创委、罗湖医疗集团、深圳市人民医院、北大深圳医院等。

路演过后，有一些企业看中了项目，直接跟院方沟通，谈合作、投资，利益共享、专利转化。医院的这些研究项目，包括结核分枝杆菌的聚集发光诊断试剂、基于全基因组测序的结核病分子诊断技术开发、防控青少年近视基于多种传感器的智能眼镜等，就这样很快推介出去了。

一些医院在尝试办路演，以加快研究成果落地，但前提是得有足够的研究实力，项目才拿得出手，因此这仍然是小部分顶尖医院才能做到的事。

但这仍然反映出一个趋势，以科研见长的医院价值除了临床治病救人，把研发的项目推介出去、早日实现应用，也是个惠及患者的方式。

项目能落地是关键

“本次路演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科技成果获得批准上市，并且可以尽早造福患者。”在路演当日，深圳三院院长卢洪洲说。

三甲医院最大的价值是看病。普通患者去三甲医院，就是想找个临床技术好的医生，患者最关心的是医院手术做得好不好。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顶尖医院已经不满足于临床，开始向研究型医院靠近。研究型医院的概念已有20年，直到近两三年愈发受到重视。2023年10月底，中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等先后发喜报，宣布入选2023年研究型医院。

除了完成临床医疗任务，研究型医院承担的任务还有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以及制订和修订临床医学标准和规范等。

中国医疗卫生机构超过百万个，2022年，总诊疗人次84.2亿。然而，多数医院的临床研究水平较低。一个佐证是，国际临床诊治指南中，引用来自中国人群的研究证据仅占约3%。

中国临床指南大多由于循证医学证据严重不足，临床研究路径和方法不科学，只能被动接受和采纳国外的标准规范。因此，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会长何振喜去年12月曾表示，临床研究能力不足，是制约医药创新的最大瓶颈。

卢洪洲告诉《财经》，临床医生往往缺少做临床研究的习惯。中国的医院接诊大量患者，有最多的患者资源，从科研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临床资料，但却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白白浪费掉了。

“如果能充分利用，我们就可以改写临床指南，让国外跟着我们来。”卢洪洲说，目前他在牵头做这方面工作，比如感染性疾病、肿瘤，以及分子标记物领域。

医院相比于研究院所，更了解患者实际需求，因此医院做科研的价值在于满足患者的需求。

深圳三院与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合作，开发了一款“远程ICU”，目前正在该医院使用。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一些早产儿已经使用过此项技术。不同于常规患者，早产儿皮肤太嫩，穿戴常规的心肺监测设备有可能致使皮肤溃烂。“远程ICU”指的是非接触式心肺功能测量，使用摄像机实时记录患者情况，从视频中提取生理参数，向临床医护人员显示生命体征，如果发现任何恶化，就会发出警报。

目前，深圳三院重症监护室内，物联网系统中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就用于上述非接触式心肺功能测量。

来自其他医院的患者，也有可能从本地的研究型医院中获益。

深圳某医院接诊过一位14岁小女孩，当时因为感染出现感染性休克，昏迷多日。由于不知道具体病原，无法指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病情持续恶化。女孩的父亲带着样本去了深圳三院，一位感染科医生接诊后，建议他把样本送到该医院的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实验室测出来是腺病毒7型感染，于是医院迅速调整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女孩很快醒过来，康复了。

“我们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卢洪洲说，医院需要的是能够解决临床问题、能够转化落地的研究。

路演也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推动医院研究成果用于实际诊疗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2023年做过科技成果推介会，六个项目参加了路演，包括核医学、测序、CT穿刺仿真模型等领域。参会者来自阿斯利康中金产业医疗基金、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纳通医疗、国科嘉和等30余家投资机构，意在促成医院科研成果在京转化落地。

长沙市也做过类似的医疗机构科技成果对接会，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的研究者推介了抗癌药、微针透皮缓释给药系统等九个项目。圣湘生物、华纳大制药等40余家企业代表及高新创投、上善资本等10余家投资机构代表共计100余人参会，部分企业表示会继续对接，投资机构也表达浓厚兴趣。

各地以研究能力见长的头部医院已经意识到，推动项目真正转化落地，才算是突破了瓶颈期。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在分析研究型医院建设时发现，整体而言，中国研究型医院虽然科技成果产出很多，但转化比例较低。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率不足20%，而美国专利转化率高达80%。同时，部分科技成果技术点重叠，高价值、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仍然较少。

钱从哪来

研究型医院的科研经费，目前更多依赖于政府支持，即纵向经费，来自政府或者相关机构拨款用于支持科研。

《财经》从深圳三院相关人士获悉，2023年该院获得国家、省、市级纵向科研立项55项，立项经费1.007亿元。纵向经费是该院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2022年占比超过八成。

国际上，研究型医院通常有多渠道的资金支持，也包括产业合作、慈善捐赠等。

在深圳三院，2022年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企业资助）立项37项，立项经费1202.76万元；2023年新增超过60项，目前在研项目总数154项。办路演就是在向外推介医院的项目，以寻求合作。药械企业通常是更为常见的合作对象。

比如首台国产“人工心肺”，即体外膜肺氧合系统（ECMO），2023年年初获批上市，该项目的临床研究由深圳三院牵头完成。

企业与医院携手搞研发，达成合作的时间节点有早有晚，利益分配也有差异。在医院做项目的早期研发阶段企业便参与其中，研发成果获益就会更偏向于企业，反之医院方就是主要获益者。

至于投融资机构，直接与医院合作参与项目早期投资，仍是非常少见。从医院的视角，投资机构往往对医疗行业的核心技术还不够熟悉，对技术的衡量和把控上欠点火候。

深圳三院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扬有一次带着一个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方案见投资人，希望找投资机构谈谈合作意向，一起快速推进项目。与投资人的接触中，杨扬感受到一种变化，新冠疫情前，生命健康产业的项目投资还是比较开放的，但到2023年时已趋于谨慎，轻易不投。

在医院里，研究者能够获取资金的渠道还有一个，就是院内课题。

在2022年，深圳三院组织院内课题立项145项，资助金额共计1942万元。

院内制定了一些筛选机制，比如“卓越人才培养计划”，以评选、资助那批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在评选时，医院的科教部会组织一些本院专家发布申请，研究者需提交申请，医院来组织与研究者行业相关的本院和外院专家共同评审，申请者则需要进行答辩。

深圳三院的院内课题也会给一些重点研发团队。比如器官移植给了1000万元，感染类课题也是1000万元，中医500万元，生物治疗拿到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一个三四千万元的项目，院方给配套1500万元。

有实力的研究型医院，科研经费都不低。近五年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年均科研项目经费超过2亿元。

在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医院如梅奥诊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资金配置方面拥有稳定且充足的研究经费，来源于政府、企业、基金会等。

有业内人士因此提议，应在国内探索临床研究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包括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内的研究者建议，区域、省市层面，可成立具有影响力的临床研究发展基金，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包括慈善捐赠）多方参与的筹资渠道。

不出诊的专职科研人员

院长卢洪洲2023年在全院上下提出过一个要求，就是“人人有项目”，9月至12月19日，根据汇总资料显示，各科室共上报了项目550项。

在深圳三院，包括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深圳市肝病研究所在内，共有100多名专职研究人员。而加拿大麦吉尔医院有1300位临床医生，研究人员1074人，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之比，基本接近1:1。

国内的医院还很难达到这个水平。何振喜表示，从2023年研究型医院评价遴选申报医院统计数据看，相当多的研究型医院创新转化投入不足。212家参评医院，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中，专职科研人员数仅4.4人，还有近1%的申报医院没有专职科研人员。

深圳三院的这些专职科研人员不承担临床工作，纯粹做科研，可以和医生组成团队，临床医生提供标本和临床数据，提出问题方向，而专职科研人员可以从事基础和转化研究。医疗器械研发，诊断设计的研发，新药、疫苗研发，目前都具备这个能力。

图/pexels

在工作中，真正能够做到兼顾的人并不多，卢洪洲称之为临床医学家，既是临床医生，也能做科研、懂技术。而多数医生需要与专职科研人员合作，比如发现了新的病原，依托此病原开展后续研究以及发论文。专职研究人员与医生之间是合作的关系。

深圳三院的专职科研人员近年来仍在增加。2015年杨扬博士毕业后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深圳三院的联合培养博士后，在深圳市三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当时，研究所里加上学生，一共40多个人，而到了2023年底，专职科研人员已经超过100人。

对于更大规模的以研究见长的医院，专职科研人员数量更多。梅奥诊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三家医院配有大量专门从事临床研究工作的人员，其中梅奥诊所拥有专门的研究人员4027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拥有约500名主要研究者（PI）。

不少医生出于职业晋升需求，常常苦于发论文。其中的痛苦在于临床医生没有充足时间做好科研任务，发论文难逃虚浮，有很多不能解决临床实际工作的科研。

大量临床科研最终只是发个论文、报个专利，转化效益大打折扣。

医院也不应该卷成高校。因此，即便是医院内的专职研究者，工作内容也不是完全围绕着发论文。

比如杨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了一个突发、新发传染病的病原快速检测与鉴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根据临床需求，建立包括发热伴呼吸道症候群、发热伴腹泻症候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重要临床症候群的常见、重要病原的快速诊断方法，日常与临床科室进行配合，辅助临床患者的诊治。检验科的常规项目受临床注册证的限制覆盖面有限，实验室的快速检测平台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这需要当地政策的支持。在上海也有类似做法，2023年《上海市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实施方案》同样规定，“符合条件的医院可以根据本单位临床需求，自行研制、使用国内尚无同品种上市的体外诊断试剂”，同时，放宽了高校、企业、第三方诊断机构的参与要求，来提升研发效率，推动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