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知道自己的具体生日,是70岁时的事情。之前,他因为是个遗腹子,且妈妈13岁也不在了,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生日。直到有一天,他记起小时候调皮,姑姑曾骂过他是“午日鸡”,才知道自己属鸡、且是宣统元年腊月十七午时出生的。
1979年10月,萧乾访美、在汉学家傅汉思家中查找到了对应的阳历生辰是1910年1月27日。萧乾的民族也是后来得知的,他祖籍是察哈尔部蒙古族、清代叫“商都镶黄旗”。
萧乾出生于北京贫民区,在亲友资助下,他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断断续续地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南方一所中学担任教师,一年后、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北京读燕京大学、不久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做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他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此间的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
他是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曾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柏林。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事件他都报道过。
1949年初,萧乾面临三种选择: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他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开国大典以后,萧乾热情地工作,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他一头扎进湖南农村,写出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发表在1951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上。这篇通讯被毛主席看到后,马上写信给时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信云:“乔木同志: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不数日,萧乾的名字就随着报纸、广播,传遍全国;然而,尽管如此,萧乾在1957年仍未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到了文革时、还被批斗游街。等他听说老舍跳湖了,就想跳湖自杀;结果发现,所有的湖都被红卫兵把着呢,压根跳不成。所以他就回家来,吃安眠药。
他听说,在英国有人拿一个铜头的台灯,也不知怎么跟水接触了、就死了,就要学;他先在缸里面放满了水,然后拿一个铜头的台灯在那儿搁着,然后呢,又去喝酒,又吃安眠药,等他喝完酒,吃完安眠药,还没到水缸那儿,就倒在那阳台上就睡着了。
当时,文洁若对他说了这么一句,“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得活过他们一切人)。这句话让萧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在和文洁若结婚之前,萧乾经历过三次婚姻,文洁若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
毛主席晚年特别关注世界格局的变化,反复研究拿破仑侵略扩张的教训,思考如何打破苏联包围中国的企图。当时,主席想读一本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的书。此书当时无中文版,需从英文翻译。译笔必须流利而又要忠实于原著,这就需要一个精通中英文字的人来进行。
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觉得萧乾是个人选。于是特地把他抽调到北京,和其他几个人夜以继日地抢译,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
到了萧乾的晚年,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和文洁若接下了被称为“天书”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
1999年2月11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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