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正兵团级，授衔时坚决要求授中将，为何授衔之后想退出现役？

被迫改名数年之后，农民运动兴起后，19岁的徐立清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赤卫队，不久红军扩红运动开始后，他跟着赤卫队就加入了红军。1952年，全军干部进行定级，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徐立清。在向军委提交的报告上，徐立清将自己的军级改为副兵团级。徐立清的“降衔”愿望实现了，军衔评定工作完成了，他也因为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累的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医院。

这些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全部解除，中国终于拥有完整的主权。这些令人振奋的结果，都是无数英雄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逝者已经离去，那些幸存下来的开国功臣们也理应受到应得的荣誉。

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共有一千余位开国功臣被授予将衔。而在评定军衔的时候，还有多位将帅认为给自己的军衔定得太高了，不过最后只有一人被允许降衔，他就是唯一的正兵团级中将徐立清。

徐立清是河南商城县人，生于1910年，不过他那时的名字是徐映清。他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祖上不要说名家大户，就是认识字的就没有几个。他父亲大字不识一个，这一生没少吃没文化的亏，待儿子六岁的时候，他想尽办法筹到一些钱，送儿子去私塾读书。

虽然两年后徐映清就辍学了，但也认识了不少字，可以简单看些书报。但因生活所迫，辍学后的徐映清来到地主家打杂。因为他的名字与地主家的少年一样，被逼着改名为“立清”，作为穷人连取名字的自由都没有，这也是促成徐立清走上革命道路的缘由之一。

相比于其他红军战士，徐立清的军旅生涯发展还是很顺利的。红军时期他历任红1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

长征时期，他刚当上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危难重重的行军中，每天都有红军伤病员来到总医院，对于伤势重、不能随军行动的只能就地安置，其他伤员都是在他的安排下随大部队前行，每天照料安置这些伤病员耗费了徐立清大量心血。

特别是第三次过草地时，这次比前两次行程都远、时间也长、遭遇的困难更多。伤病人员每天都在增多，治疗他们缺医少药是一个大问题。

但粮食不够是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多的粮食都留给伤病员。医院的其他同志和指战员都是以野菜、草根甚至是牛皮或皮带充饥，在徐立清的妥善安排和医护人员们的关怀下，这些伤病员大都安全抵达陕北，完成了长征。

“三让将军”

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2月徐立清担任第六军政委，直到新中国成立，他历任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政委，建国前后他与王震率第一兵团进军新疆。

1950年9月，为了统一全军的干部管理，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当时主席亲自点将，他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帅说：“这成立总干部部，一定要徐立清来搞”，不久之后徐立清调到总干部部担任副部长，协助罗帅筹备总干部部的所有工作。

徐立清曾是第一兵团政委，如今还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评定正兵团级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罗部长和几位副部长都没有同意，彭老总还专门找徐立清谈话，所以他这“第一让”没有成功。

1955年初，全军的军衔评定工作开始了，在罗部长的领导下，徐立清又开始主持这项工作。

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评为上将，但他“利用职权”将自己的名字移到中将的行列。不久罗部长找他谈话，并将他的名字又放回上将的行列里。

但没过多久，徐立清再次要求降为中将，此时许光达也写了由大将降为上将的报告。主席看他的报告后赞扬道：“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啊”

徐立清听说后，还与老搭档许光达通了电话，让他更坚定降衔的请求。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交给罗部长。这次是彭老总把徐立清叫过来，谈了谈话，暂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在一次会议上，彭老总将此事告诉了主席，主席说：“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而前思后想的徐立清又写了几封信，分别交给了主席、周总理等人，这次是周公找他谈话、做工作，但连周公也没有做通工作，他事后感慨道：“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这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啊，是一位难得的好同志。”

最后在授衔仪式上，徐立清成为唯一的正兵团级中将。

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徐立清，不希望因为自己耽误了工作，就开始写申请，让上级安排别人接替自己的职位，他经历“让级”、“让衔”后开始“让职位”了。

不过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过了一段时间后，徐立清再次提出“让职位”的申请，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徐立清病愈后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也有了“三让将军”的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