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恭为什么会二次起兵？刘牢之为什么会背叛王恭？-细品《资治通鉴》之五胡乱华

在中原地区后燕陷入分裂和彼此争斗之际，南方的东晋为什么没有大的动作北伐呢？其原因是这个时候的东晋其内部政治斗争的激烈一点不亚于北方的后燕。在后燕崩溃之际，东晋的王恭再次起兵威逼建康，而荆州的殷仲堪和桓玄也起兵响应。

王恭和殷仲堪为什么会第二次起兵反司马道子呢？第一次王恭和殷仲堪的起兵导致司马道子退让杀掉了王国宝，第二次王恭和殷仲堪的起兵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面北府兵的统帅刘牢之又起到了何种关键的作用呢？

我们今天来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王恭和殷仲堪的第二次起兵反司马道子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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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原文和译文的文字版本可以参看本公号同步发布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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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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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在北方的后燕和北魏之间斗得你死我活，而后燕又因为内讧而崩溃的时候，南方的东晋王朝也一刻没有消停，东晋内部的权力斗争也变得越来越残酷。

为什么东晋在这个时间段会爆发如此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呢？
这还是要追溯到晋孝武帝司马曜加强皇权引发的国内的矛盾和冲突。

东晋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士族和司马家族联合执政的政治结构，而门阀士族之间也形成了轮流执政和联合执政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桓温逼废掉司马弈而立司马昱的局面。而淝水之战之际，就是陈郡谢氏和桓氏之间联合执政。而之后桓家谢幕，司马曜执政，联合了弟弟司马道子加强皇权，而陈郡谢氏的谢安让出了手里的权力，导致在这一阶段，东晋逐步实现了皇权的加强。

但是司马道子相权的过大，反而引发了司马曜的危机感，所以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之间的权力较量又开始，之后司马曜扶持了太原王氏的王恭以及在荆州的殷仲堪，把持了北府兵和荆州兵，在较量上占据了上风，但没想到司马道子联合太原王氏的王国宝杀掉了司马曜，扶持司马曜的儿子，弱智的司马德宗上位，这样司马道子就窜取了东晋的实际的权力。

但东晋的士族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站在司马曜一方的王恭和殷仲堪，因为掌控着东晋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所以构成了对司马道子的威胁，所以司马道子拿到权力之后才对王恭和殷仲堪下手，但王恭和殷仲堪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进军进军建康，威胁司马道子的政权，最终司马道子采取了退让的方式，杀掉了王国宝和王绪，换取了王恭和殷仲堪的退兵。

但司马道子怎么能忍受自己的权力被仅仅限制在都城建康呢？所以司马道子和儿子司马元显与王恭和殷仲堪的较量仍在继续。

这次司马道子是联合了谯王司马尚之与其弟弟司马休之，让自己的嫡系王国宝的弟弟王愉担任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从事想要实现对于京师的拱卫，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

但豫州四郡之前是归庾亮的孙子庾楷管辖的。这个庾楷其实之前也是归附于司马道子的，但司马道子扶持王愉却割据自己的地盘让庾楷非常的不满，在与司马道子沟通无果的情况下，这个庾楷就愤而投靠王恭，劝说王恭起兵反司马道子。

王恭为什么会听从庾楷的劝说起兵呢？因为他确实看到了司马道子在王国宝死后，联合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在逐步加强自己的力量，上次诛杀了王国宝之后，这次又将王国宝的弟弟王愉重用，实际上目的就是要逐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同时逐步蚕食原来支持司马曜的力量。所以王恭看到了这个形势，是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于是这次王恭就和殷仲堪以及桓玄再次密谋，再次起兵反司马道子，而这次的理由仍然是清君侧，要讨伐王愉和司马尚之。

王恭和殷仲堪以及桓玄的军队很快就又推进到了健康城外，而王愉，司马尚之，司马恢之的军队在北府兵和荆州兵的进攻下，证明是没有丝毫对决的能力的。

但司马道子这次却没有轻易的对王恭等人妥协，原因就是他看到了王恭等人这次出师并不是完全的名正言顺，所以支持他的力量本身就存在分歧。其次他看到了王恭等人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这次司马道子使出的是离间计，成功的离间了北府兵的首领刘牢之。

我们知道刘牢之并不是豪门士族出身，他是雁门太守刘羲之孙，征虏将军刘建之子，其家族不过是武将出身。而刘牢之是被谢玄看中，然后将他召入麾下，让刘牢之来管理北府兵。我们知道北府兵是源于郗鉴镇守京口时征召的逃避北方战乱而来的流民组成的武装。这部分流民流离失所，这些人毕生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收复中原回归旧土，这就跟南方那些不愿意北伐，只希望过平安日子的南方士族的子弟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导致了北府兵作战时十分英勇，其战斗力远超东晋的正规军队。所以当年桓温就看中了这支部队，就曾经说过京口兵可用的言语。

而之后接手的谢玄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京口武装的基础上就组建了这支部队。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所以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北府兵。谢玄的北府兵和桓家的荆州兵都是东晋时期战斗力最强的两支武装力量。

而当时谢玄看中了武将世家的刘牢之，而刘牢之也没有让谢玄失望，在淝水之战中，率五千精兵在洛涧大破梁成，奠定了淝水之战的胜利的基础。

但刘牢之却不是豪门贵族出身，当年欣赏他的是谢玄，当谢玄过世，王恭接手了北府兵后，却没有给与刘牢之相应的尊重，刘牢之感觉自己始终只是王恭手中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他对于王恭是谈不上忠诚二字的。所以当司马道子看清楚了这一点，也就知道王恭这个体系该从哪里攻破了。

所以之后司马元显派人找到刘牢之，对之许诺如果成功将王恭的职位和封号全部给刘牢之，这对于刘牢之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毕竟如果在东晋如果不是出身豪门，想得到封爵和如王恭这样的职位对于刘牢之这样出身寒门的人是非常渺茫的。所以最终刘牢之决定背叛王恭。

而王恭也得知了刘牢之有可能背叛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才想起来要稳住刘牢之，拉拢刘牢之，并且跟刘牢之结拜为兄弟，但这个举措已经晚了，况且王恭所能承诺给刘牢之的，远不如司马元显承诺的更有诱惑力。

而更重要的是王恭的这次起兵确实是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司马道子将庾楷的四郡划给王愉，但皇帝在司马道子之手，司马道子这么做就合乎法理，而王恭凭借这样的人事变动就起兵确实理由不够充分，所以对于如刘牢之这样的中下层军官而言，要不要把全家的生命都赌在王恭身上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选择题，最终刘牢之选择了司马道子就是他作为个人而言理性的选择。其实不仅仅是刘牢之是如此，很多在王恭这个阵营中的中下层军官其实都是如此。所以王恭焉能不败呢？所以军事是政治较量的延续，而出兵一定要得到人心的支持，要师出有名是非常重要的。

当刘牢之站在司马道子这一边时，王恭的军队在北府军面前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了。而王恭也在这场叛乱中被抓住杀害了。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觉得屡屡起兵反抗朝廷的王恭是不是权力欲望非常强，不是一个好人呢？其实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王恭这个人出身高贵，其内心的志向也非常远大，自小就有担当宰相、辅臣的愿望。

而从私德方面来看，王恭也是魏晋时期的典范。《世说新语-德兴》中有那么一段话：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dian），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无长物。”这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王恭去会稽出差，办完事之后回到京都健康，王忱便去看他，见到他马车上做的竹席非常的精致，就对王恭说：“哎呀，这东西好啊，看上去很漂亮，坐上去又凉快，能不能送我一领”。王恭在当时没有回话。等到王忱走之后，王恭即刻派人把自己坐的那个领竹席给王忱送过去。王忱听后感到十分的吃惊，于是便亲自登门道歉，对王恭说：“会稽是盛产竹席的地方，我原以为你从会稽回来，会带回来很多，所以才想你要的。没想到你却把你的送给我，这让我心里不好受。”王恭说：“我们相处这么久了，看来您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我,我为人处事，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并没有多余的东西。”

在《晋书王恭传》中提到王恭在临刑之际，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谓监刑者曰：“我暗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岂不忠于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王恭死后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

所以王恭这个人正因为胸怀大志，所以才会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成为道德楷模。从私德上来看，王恭这个人即使按现在的标准来看也是廉洁的典范。

但也正是王恭胸怀报国之志，所以才会成为司马曜最为信任的力量。所以王恭才对司马道子等人的篡权行为深恶痛绝，这才有了王恭的屡次起兵。但可惜王恭虽然胸怀大志，但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还是欠缺的，包括对于自己势力的扶持和培养都是短板，这才导致了刘牢之的叛变而导致自己功败垂成。

所以我们在评价政治人物的时候，不能仅仅以私德去衡量一个人，而是应该综合的去看，更重要的是去看这个人其所作所为对于百姓而言是做了更多有利于底层百姓的事情还是做了更多损害底层百姓的事情。比如希特勒，从历史上来看这个人非常的自律，不抽烟不喝酒，喜欢小动物，也不贪污，但也正是这样的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搞起了种族灭绝，这样的历史人物对于百姓而言就是灾难。反而有些领导者虽然个人私德上是有瑕疵的，但在其管理下，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国家得以稳定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统治者就是对百姓有益的人。所以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要注意经常会有后代的统治者用污化的方式抹黑失败者的情况，其实这都是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有意为之，这是我们读历史甚至看现代政治的时候需要时刻警醒的，不能因为某些人物私德上有瑕疵就全面抹杀其对国家民族做过的功绩。

北府兵刘牢之投靠司马道子，不仅让王恭遭遇到彻底的失败，对于殷仲堪和桓玄而言，也是晴天霹雳。荆州兵对抗东晋官方军队还有必胜的把握，但面对刘牢之的北府兵就没有把握了，所以这个时候司马道子察觉到了在殷仲堪的体系中，桓玄，杨佺期兄弟和殷仲堪之间也是存在矛盾的，于是再次祭出分化的手段，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任命杨佺期代替郗恢任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贬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实际上就是想要分化荆州力量。面对司马道子开出的条件，桓玄和杨佺期兄弟就开始犹豫，而殷仲堪意识到了危险，督促桓玄等人进军不成，就迅速率领自己的军队撤军，并扬言如果桓玄等人不跟着自己撤军，自己回到江州把他们家眷都杀掉。于是桓玄和杨佺期等人才跟随殷仲堪撤军。之后他们也都意识到了司马道子这一招分化荆州力量对于三方而言的危害性，于是在寻阳正式缔结盟约不向司马道子妥协。面对荆州力量重新结盟，司马道子也知道自己的分化策略没有成功，但殷仲堪和桓玄已经撤兵，索性先稳住他们，所以就撤回了之前的任命，把荆州又还给殷仲堪管辖。

但经过这一番折腾，在荆州势力内部也已经出现了裂痕，其中以桓玄和杨佺期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因为在魏晋时期，豪门士族时代，出身是非常重要的。而杨佺期出身于弘农杨氏，我们在读汉代历史的时候知道弘农杨氏在中原是非常强势的家族，是碾压其它豪族的。但是后来衣冠南渡，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的时候，弘农杨氏却没有迁移到南方，而杨佺期的父亲杨亮年轻时在北方服务于北方异族政权，后来才迁移到南方，但南方的士族阶层已经形成气候，已经无法接纳他们。但杨佺期的内心还是异常骄傲的，所以他根本看不上桓玄这些后来崛起的家族。但这次结盟，却又推选桓玄作为盟主，这让杨佺期非常的不满，屡次建议殷仲堪对桓玄下手，这才引发了桓玄和杨佺期之间的更深的矛盾。而殷仲堪明白如果荆州势力内部分裂，必然会被朝廷分而击之，最终落得和王恭一样的下场，所以殷仲堪在其中也只能做和稀泥的工作。但这个和稀泥的工作在桓玄和杨佺期不断加深的矛盾中能起到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有限了。而这种矛盾的逐渐累积，让荆州成为了东晋的下一个风暴眼。

而在桓玄，殷仲堪和杨佺期结盟共同对抗司马道子之际，最先被当做代价抛弃的就是郗鉴的后人郗恢了。本来郗恢是站在司马道子这一边的，但在司马道子分化荆州力量时，他成为了代价。而在司马道子与殷仲堪，桓玄妥协后，雍州也就成为了妥协的代价。杨佺期夺取了郗恢占据的雍州，而郗恢和他的四个儿子也被殷仲堪所杀害了。所以在激烈的政治较量中，站队本身就是用身家性命去赌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