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站在庄子背后的人？

在庄子看来，“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只不过不同人使用起来效果差别很大。好人用知识做善事，给人类带来福祉 ；坏人用知识行恶事，反而带来灾难。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似乎永远是善人少恶人多，权衡利弊之后，庄子还是鼓励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哪怕这些知识有利于促使人们变得善良和聪慧。

庄子特别强调，不要轻易把自身主张强加于人，应尽量营造出多样化选择的氛围，顺其自然地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欲望和诉求。

——杨念群

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有关中国思想史的最新思考《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

谁才是站在庄子背后的人？

文 | 杨念群

来源| 《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

庄子营造出来的奇幻世界，早已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仔细阅读下来，你会发现，《庄子》中的绝大部分文字，仍是在探求一种人间的世俗活法，读起来相当实用。庄子说理的目的，更多是要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难题，而不是一以贯之地虚构那些常人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幻景，这才是大多数人乐此不疲、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庄子》中的许多内容与儒法主流思想并不构成截然对立的冲突，孔子不是也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第八》）这样的话吗？

庄子像（出自《三才图会》）

“有道则见”是儒家奉公入世，躬行圣道的体现，士大夫阶层只要遇到赏识自己的贤明君主，就会出而入仕。“无道则隐”昭示的“出世”理想，与道家的退隐风格相当一致。不妨说，一旦官场失意或君子成仁的理想破灭，士人自然会选择一条类似道家自保身心的退路。孟子也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独善其身”与道家的修身理念比较接近，“兼济天下”则是儒家参与王道政治的出路，后人常说“儒道互补”，颇可从儒学与道学相契合的一面理解此意。

在庄子看来，“知识”本身无所谓好坏，只不过不同人使用起来效果差别很大。好人用知识做善事，给人类带来福祉 ；坏人用知识行恶事，反而带来灾难。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似乎永远是善人少恶人多，权衡利弊之后，庄子还是鼓励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哪怕这些知识有利于促使人们变得善良和聪慧。

庄子特别强调，不要轻易把自身主张强加于人，应尽量营造出多样化选择的氛围，顺其自然地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欲望和诉求。他举了一个鲁国国君养鸟的例子。有一只海鸟落在鲁国郊外，停留了三天，这只鸟的形状与凤凰类似，引起举国震动。鲁公更是把它当神鸟看待，动用九韶太牢的大礼侍奉，却没料到神鸟似乎消受不起如此隆重的礼仪，受到惊吓，整天郁郁寡欢，不想吃一块肉，不敢饮一杯酒，三日之后绝食而死。庄子评价这件事，说鲁公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意思是鲁公一门心思只按照自己心愿养鸟，丝毫没有考虑神鸟本身的感受。“以鸟养鸟”的正确态度，是让所有鸟类栖居深林，自由游走在大地之上，沉浮于江河湖海之中，从容自得地捕捉喜欢吃的食物，跟随鸟群行列自在飞翔。既然鸟类一听到人声就感到惊恐不安，为什么还要故意制造喧嚣去打扰它们呢。

既然每个物种的生存条件迥然不同，“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所以“圣人”“不一其能”，不把各类生物的性能等同看待 ；“不同其事”，不使人类从事的工作整齐划一 ；“名止于实”，标举出的名义与实际状况符合 ；“义设于适”，义理要与具体事务相互适应。（《庄子·至乐》）儒家用仁义礼制规范身心，极有可能扼杀人的天性与生活状态的多样性，这是庄子试图极力避免的。

范曾：《庄子说梦图》

“绝圣弃智”与老子“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看法是一致的，《庄子·天地》篇曾借孔子弟子子贡之口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子贡遇到一位老丈在田圃里耕作，老丈开凿了一条沟渠探入井中把水引上来，然后抱着瓦罐浇灌田地，这样做看上去显得效率极低，事倍功半。子贡不解地问道 ：您为什么不用桔槔这种抽水工具，借助杠杆原理把水抽上来，这样不是效率更高吗？老丈回答，这是有心机杂念的人才做的事，依靠高效机械必生投机取巧之心，我并不是不知道桔槔的效能，只是因为使用它会导致心思不纯，心神不宁，所以故意弃之不用。

更可笑的是，老丈讲完这套歪理后，又嘲笑孔子之徒统统不会“治身”，哪里还有“治天下”的本事。子贡听完这番话，居然羞愧得落荒而逃。这里不妨稍微发挥一点想象，如果有人建议这位老丈使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技设备去播种和收获粮食，我们猜想一定照样被他断然拒绝。如果中国人一直相信老丈这番教诲，估计我们现在仍然还在使用着原始落后的农耕技术，眼睁睁地看着他国人快速步入现代生活，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这就是“绝圣弃智”思维最容易惹人非议的地方。

庄子对“知识”的态度与法家的观点比较接近，法家认为儒家假设众人皆可修炼成善人，然而，现实中当善人的成本往往远高于当恶人。儒家的办法是制定各种烦琐礼仪去规训身体，不断灌输道德教条陶冶心灵，靠柔性的知识传承约束人们的言行。结果发现，冒险行恶之人仍然多于积德行善之人。因为做善事是一种长时间的修行，投入成本太高。法家缺少耐心，干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用法律手段统一解决问题。庄子觉得法家发明的治世办法根本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泯灭人性的强迫训练，人心一旦被法律压抑到极致，很容易引发颠覆性的反抗。因此，欲得身心解放，必须从学习“无知无识”“绝圣弃智”的态度开始。

“绝圣弃智”就是什么也不用学，什么也不在乎，整天悠悠荡荡无拘无束地活着，这貌似与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自由”的处世态度相当投缘，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表面上，庄子把宇宙山川天地的变化，乃至人世浮沉，死生契阔，都看成时势在起作用。每个人只要融入其中，顺应基本走向，就可获得“自由”，既然无法改变世界，何不随波逐流。这种处世态度恰恰需要放弃“自我”，压抑反抗的意志。因为学习任何知识都有可能妨碍放空内心的执念，去顺遂自然的变化。身心的自由依赖自然顺势流动的方向，并不是要寻求和培养真正的“自我”意识。即使如大鹏展翅，也要恃风而行，并不是随便由着性子任意翱翔。所以有人批评说，如果真踏入庄子营造的虚拟意境，极可能幻化成一块无欲无性的石头，完全放弃人间的道义担当。

水图 局部 南宋 马远

“绝圣弃智”走向极致就是“忘我”。“忘”是庄子思想的关键词，忘掉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相对比较容易；最难的是，还要忘记身体各个部分由什么构成，放弃耳目器官的音色感受。“假于异物，托于同体 ；忘其肝胆，遗其耳目 ；反复终始，不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继而忘掉生死之别，最后连“我”是谁都彻底记不起来了。

一旦达到“吾丧我”的至高境界，就可以顺时顺势，随心所欲，跟随外界发出的指令俯仰沉浮，想变成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丧失对“自我”的执念，人就能与世界万物混同一体，彼此不分，不必去分别何谓“自我”，何为“他物”。既可变成雨又可化为雪，想成山就是山，想成海就是海，随圆而圆，随方而方。没有什么自我判断的标准，也就无所谓对错是非。正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庄子·大宗师》）。知识没有增长，欲望自然就慢慢消减，直到祛除干净，不在脑子里留下任何痕迹。

《庄子》专门选编了一则有关“忘我”的对话，有一次颜回兴奋地告诉孔子自己进步了，因为忘掉了什么是仁义。孔子说这算是小有进步，但还不够。又过了几天，颜回表示这次把礼乐是什么也给忘了，孔子说这离真正进步还有距离。第三次颜回向孔子报告，终于“坐忘”了，孔子惊问什么叫“坐忘”，颜回解释“坐忘”就是忘记肢体的存在，抛弃聪明才智，与“大道”融合无间。孔子不由感叹，与“大道”同体就没有偏狭的欲望，随万物变化就舍弃了常规的样态，颜回真是达到了贤人的境界，我自愧不如。这段话显然是庄子故意借儒家宗师之口，解说“忘我”的含义。“坐忘”是“忘我”的实际修炼功夫，不但脱离红尘的隐士需要时时研习，那些生活在俗世却有志于追寻“大道”的人们同样值得去体验。

范曾：《庄周梦蝶》

然而，庄子为达“忘我”之境预设的行动目标似乎太过完美，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即使有些人接近“贤人”标准，也常常心旌摇曳，无法克制世俗欲望。无论这类欲望是为己为家还是为国，总有放不下的忧患情怀需要排遣，于是才有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大夫精神。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难做“贤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打着“贤人”招牌，唱着“忘我”高调大做恶事的“奸人”随处可见。这类人总是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在“奸人”的心目中，“忘我”就是阳奉阴违的最佳借口。既然没有几个人能达到“忘我”，却又出于某种需要做出“忘我”姿态，那么只好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表面说话做事大公无私，一脸“伟光正”的做派，实则假话连篇。“奸人”也许能够把个人欲望暂时压抑在阴暗角落，可是一旦郁积成病，就容易迅速转化成损人利己的妖魔，贪欲的变态膨胀塑造出了无数扭曲人格。

庄子的一些核心主张如“逍遥”“齐物”“绝圣弃智”，表面看上去与儒家思想针锋相对，其实道家的顺应“自然”，骨子里与儒家的顺从“王道”并无根本差别。双方共同得出的结论是，想办法彻底摘除“自我”意识，追随主流群体的意愿。一个追求的是不可言说的“逍遥”，另一个屈就在“王道”的权力窠臼里，很容易在短暂冲突发生之后相互适应对方。

我们不妨把在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矫饰作伪的表演型人格，与常人无法达至的纯粹的“忘我”境界，都看作道家思想引发的人格裂变。这条路一旦大多数人走不下去，就会重归儒家的怀抱寻找安慰，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些抱怨官场商场情场失意的人，都在假装欣赏体悟《庄子》中的微言大义，却从未意识到，庄子背后还晃动着孔子的身影。只有孔子在场，儒道同台竞技，这场戏才能继续表演下去。

道理很简单，“忘我”“无知无识”作为由“凡”入“道”的途径，其难度并不在于把自己变成毫无感情温度的“愚人”。最要命的是，人得吃喝拉撒，每个人首先要解决的无疑是基本生计问题。哪怕是修炼到“辟谷”的“圣人”，哪怕他们真能不吃不喝，仅靠狂饮清风仙露存活下去。如果“忘我”真能超脱人世间的烦恼忧虑，每个人都能幻化成神仙，随心所欲地生活，也就没有人如此辛苦地在儒家搭设的道德网络中挣扎求生了。

儒法思想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入流正统，是因为他们的创始人明白一个道理，中国古代文人的核心关怀，大多围绕着高层宏大政治目标展开，其次才轮到草民思考个人生存的问题。而绝非如西方思想家那样，总是能从个体感悟出发，聚焦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宇宙和人生终极问题。中国古代的任何思想，必须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和采纳才能脱颖而出。儒家靠三纲五常道德观孕育人心，法家凭刚性的严刑峻法令行禁止，都是由上往下灌输传播的实用思路。历史上那些怀抱为民谋利理想的人物，也首先把服务君主当作人生的至高追求。唯独庄子对个人自由禀赋的彰扬，充满了过度的浪漫期许和玄学臆想，只热衷为一小部分人缓解心理焦虑提供精神食粮。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到底应该修炼到什么程度，才能成功抵御升官发财、情欲美食等这些凡尘诱惑。如果承认“圣人”只生活在远古年代，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他们的自由境界，也就相当于默认，普通人根本无法真正克服人性弱点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