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先秦名学的本来面目

作者：龍云之子

现在百度“名学”，居然是误导人的“姓名学、名称学、扬名学、名势学、名利学”，还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东，宣称为中华文化的“精髓”，真是丢人，无知的文人在老祖宗的脸上抹黑，是欺我中华文化无后人吗？

民国初期，严复还将西方的逻辑学翻译为“名学”，而今天的文人所定义的“名学”，没有一丝先秦名学的概念，这些文人有意将中华“名学”与西方的“逻辑学”分割开，刻意抬举西方的逻辑学，故意贬低和藐视先秦名学，真是别有用心。

《元贞之道》作此文，以正视听，今人要还先秦名学的本来面目，要还先秦名学的本来文化和哲学地位。

先秦名学由来及其文化地位

先秦名学的哲学概念，最早源于上古的《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至少在2500年前，华夏诸老就定义了“道与名”的哲学概念，这是人类文明的原点。《庄子》作为先秦时期《老子》的传承之作，记载了道家大师的代表庄子与名家大师的代表惠子，关于“道同”而“名异”的共同探讨，是在进一步诠释《老子》“道同而名异”的中华哲学思想，参阅前文《庄子与惠施的“鱼之乐”之辩》。

先秦名学的典型代表人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

惠施的“合同异，离坚白”，“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分离为要素的差异性，

还有邓析的“两可说”，此三者是先秦时期名家（逻辑学）的精髓。名学是抽象的智慧之学，是具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智者系统思考的结晶。普通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简单要素思维，所以很难理解代表人类智慧的“名学”，就象大多数数学不及格的文科生，严重缺乏抽象思维能力。近代西方人定义的哲学（Philosophy），确是一门“智慧之学”，是智者高度抽象出来的学问，常人读哲学是晦涩无味，而智者却是如鱼得水在上下求索和不断追问。

西方虚构出来的古希腊哲学鼻祖虽在抄袭“白马论”，也只是抄了样子，并未得到中华名学的真正精髓。先秦名学，本于上古《老子》思想的“道论”、“德论”、“中论”和“得一论”。读者可以回顾《元贞之道》的相关系列文章。

笔者一直沿袭楚帛书尊上古道学为《老子》，而不是后儒命名的《道德经》，因为《老子》是华夏诸老（老聃、蓍老、柱下史、隐士）数千年实践和智慧的结晶，这些“蓍老”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亲自参与指导农耕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既是具有数十年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善者”之“老子”；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和智慧的“老子”，即“玄之又玄”的深度思考者，不是文人和小白，是集实践和理论于一身的“老子”。

《老子》是上古诸老之作，不是周守藏史李耳之作，三国曹魏时期年仅23岁的天才小白王弼，其注本《道德经》已不是上古《老子》的原意，二者是有传承之功。这是《老子》在中华文化中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是人类认识的元思维。

如果国人不能认同《老子》至高的文化地位，那么，代表人类元思维的《老子》就不能回归；代表中华先人高度智慧的抽象思维之《名学》，就继续沦落为街边的“姓名学”；墨子的科技思想，就仍被后儒贬为“雕虫小技”；当下的理论界，就跳不出二元分散眢论的认知深坑，还在坑里面作无休止的、内耗的、狗咬狗式的争斗，中华文化自信和复兴将是句空话。

“合同异”是整体观，“离坚白”是要素观

关于先秦名学，以常人普遍的要素思维认知，乍一看都是诡辩，所以关于先秦名学的各种文献记载中，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之词。如果不立《老子》“得一”的整体观，缺乏整体性的系统思考，中华名学恐怕是被打倒在地，永世也不得翻身。《元贞之道》前文《由整体论，谈老子的得一》，着重谈了老子“得一”的整体系统观，无论是机械唯物论的“数舆无舆”，还是众人抬举的“数與无與”，还是众人赞誉的“数誉无誉”，老子都是在讲整体和要素的认知差异。

企业家以整体观对待企业，而员工以要素观对待企业，二者的观念是有巨大差异的。再简化一下，一个员工只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益，一个小组长就要考虑团队的得失和利益，二者的观念和认识是截然不同的。屁股坐的位置不同，人的认知观念是不同的，这就是俗语所言的“屁股决定了脑袋”，即人唯心的观念是随着年龄、地位和环境诸多要素的变化，其认知也相应在变化。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马”是整体之马，“白马”是特指的白色之马，要素的“白马”不能代表整体之“马”。《公孙龙子》记载：“楚王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

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

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若此，仲尼异楚人与所谓人。”个别楚人、楚人集合、人集合，分别是三个不同的名，不能等而代之。楚王，作为楚国的领导者（侯王），视楚人为一个整体，这是《老子》所言的“侯王得一以天下正”；仲尼，视所有人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孔子是有“得一”整体观的，倡导以人文的教化，实现人的共同理念（仁义礼智信）。

合同异的整体观：

“人”是整体概念（集合），是指各种“人”个体的共性（同异），即先秦名学的“合同异”哲学命题，

为中华古老的整体观

离坚白的要素观：

同一块石头，摸起来是坚硬，看起来是白色，如果将整体分割为部分要素看，呈现出差异化的“异”，这是先秦名学的“离坚白”哲学命题，

为中华古老的要素观

《庄子·天下》记载惠施的“历物十事”中，贯穿着“合同异”和“离坚白”的思想：“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惠子的“大一”是整体观，“小一”是要素观；对事物整体系统的认识为“大同”，有异于对事物部分要素的认识之“小同”，这是局部要素的差异化（小同异）。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的，万物既有相同性又有差异化，即树叶的整体观是相同的，但每一片树叶的局部是有差异的，这是“大同异”。惠子又曰：“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午时正之时，就是影斜的开始，万物一出生，就开始面向死亡。惠子是在讲正斜、生死观念在时序上的动态和转化。无论是静态的事物，还是动态的事物，人为其所定义的“名”是有差异化的。这就是《老子》所言的“名可名，非恒名”。

先秦名学，在2500年前就有“合同异”的整体主义思想，和“离坚白”的要素观，即还原主义思想。人文学说应以整体主义为主，自然理论应以还原主义为主，所以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了儒墨两大思想体系，二者本是从道家名家分离出来的思想，由于二者都不认同名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以为名家是“诡辩”，儒墨应是相辅相成，却成了对立的学派。后来东方大国独尊儒术，而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受益于还原主义思想，西方人以军舰大炮硬实力狠狠打醒了国人，并主导了近代200年的世界历史。

脱胎于“道同”和“名异”的先秦显学

《孟子》：“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前372年-289年），认为杨朱、墨子为先秦显学。在同一时期的哲学家杨朱和墨子，二者的思想是对立的，杨朱主张“贵生、重己”，墨子则主张“兼爱、利天下”，孟子概括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在25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或是杨朱的个人主义，或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两个对立的派学。有意思的是，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学派之争。孟子提出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显吸取了杨朱“贵己”的人文观点。现代国人在翻译英国人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时，不知作者在引用东方孟子（Mencius）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杜撰出一个西方假大师“门修斯”，翻译出的格言是：“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这些国内文人真是无知。

《韩非子》：“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之后的韩非（前280年-233年），认为儒墨是先秦的两大显学。杨朱、墨子、孔子学派，皆自称尊从先王之道，都是在对上古圣王之道的诠释，用民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站在不同的立场表述其对圣王之道的解读，而成为先秦时期的三大显学。

三大显学：杨朱“贵己”，墨子“利天下”，孔子“尊王”

《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韩非，作为当时的学问大家，认为孔墨之后的儒墨显学是“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十一派都自称是孔墨真学，但都有不同的取舍和解释，到底那家是“定世之学”？再往上溯，孔子、墨子二者皆自称源是尧舜之真学，而二者理念相背，到底孔墨谁才是“诚”？再往上溯到三千年尧舜之前，都已经无法找到可以验证的学问了。所以，韩非推论儒墨显学皆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说明当时的大学问家韩非子，已不懂更抽象的名学，名家“离坚白”的“名异”思想，正是各家从不同的视野和背景，分别阐述上古圣王之道，而形成五花八门各类学说，此为“名异”的必然结果。先秦的孟子、荀子、韩非，西汉大儒董仲舒，皆已不知名家“合同异、离坚白”抽象再抽象的哲学概念了。自韩非后，后人沉湎于“名异”的各派显学之争，韩非解老已是面目全非，更抽象的中华智慧之学退隐了，《老子》的道名之学成了常人所不知的“隐学”。

“显学”，相对于“玄之又玄”抽象再抽象的“隐学”而言，普通人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是常人的现象级学问。“隐学”又称为“玄学”，是智者的抽象级学问，如老庄为代表的“道学”和惠子等为代表的“名学”，是今天的哲学范畴，是探求事物本体的学问。“道学”更强调是事物“得一”的整体系统性，即“合同异”的“道同”，强调事物的统一性；“名学”则更重视事物分离为局部特性的要素性研究，即“离坚白”的“名异”，强调事物的差异性，为还原主义思想的起源。

结束语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其实都是“名异”所派生出来的结果，而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点，都自称是上古的圣王之道的传承。这个上古之道，就是《老子》的“道同”和“名异”之学，是统一前提下的辩证思维，人对万物的认识，首先要基于统一的“道同”为前提，然后才是细节的局部辩证思考。《老子》是中华文化上溯的元思维，是人类文明永远不灭的指路明灯。

道同，是老子“得一”的整体系统观，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这是名家的“合同异”思想。对于复杂的生命和社会系统，需要以系统整体观为主，站在整体的特性和利益上思考，这就是老子所言的“侯王得一以天下正”。同时也需要兼顾个体的特性和利益（异同），“侯王”们为人们服务的宗旨不能变。“道同”是前提，这是“大一”；然后才是“求异”，这是“小一”。

名异，对同一事物，立场各异的人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同一个人对事物各个不同局部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这是名家的“离坚白”。对于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唯物论，更着重局部细化的深入研究，通过解剖麻雀了解部分特性以知整体，这对于简单的系统比较有效，但对于复杂系统就需要从系统整体来研究。如果一上来就“求异”，必然是诸多五花八门的“小一”，必然造成无序的混乱，再统一起来为“大一”就难了。当下的学术、宗教、种族等等“小一”众多，这是当下社会的无序和混乱的文化根源。

“求同存异”这个词，在东方文化圈中比较容易接纳，但在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群里，却难以产生共鸣。

是“团结-批评-团结”？还是“批评-批判-决裂”？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十年动乱的根源大概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