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恒丨春节归湘散记：怎样的乡村？怎样的情？

罗志恒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于大年三十的暮色中返乡，于大年初三的清晨中离乡，远方的来客匆匆而来，曾经的旅人匆匆而去。故乡终归是过往，而旅人终将背上行囊寻找未来。这被疫情偷走的三年时光结束了，新阶段开始了，人口重新大流动、春运重启，大地从南到北都在苏醒着、渴望着。公众对于春节“报复性消费”的讨论取代了曾经对乡村中国的反思，对于经济重启的讨论成为主要话题。

一、“报复性消费”是否真正出现？

从各类新闻报道看，第一波疫情过后恰逢首次不再就地过年，春节期间处处人山人海，各项数据同比都是大幅度上升。但是与疫情前的2019年比较，似乎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恢复还需一个过程。其一是文旅部数据，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即旅游人次和收入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九成和七成，还有近10%和30%的坑需要填补，这还建立在海外游尚未分流国内游的情况下。其二，国家铁路局数据，1月21日至27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5017.4万人次，同比增长57.0%，恢复至2019年的83.1%，即还有接近17%的恢复空间。

但是从各种切身感受看，订餐困难、排队就餐、旅游景点摩肩擦踵、消费价格上涨，与消费实际上只是接近2019年水平不同，这可能源于三年疫情导致部分供给尚未恢复有关。一方面，三年来疫情打击下的的部分餐饮旅游等商铺和从业人员退出市场，短期内难以迅速恢复并增加供给；另一方面，海外游还未恢复，春节旅游等消费集中在三亚、北海、西双版纳、丽江等地释放，有限的、尚未恢复的供给能力难以承载，消费者的体验感受是拥挤、价格上涨。

消费是分层的，看到热门城市的繁华，也要看到十八线城市和乡村的凋零与衰败，以及三年中受冲击严重的群体未能共享繁荣与发声。

消费能够提高居民福利，居民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好，消费是自发的行为，捂着袋子不消费的至关重要原因是“囊中羞涩”。要解决消费问题，根本上要解决“囊中羞涩”与“后顾之忧”的难题。春节过后，消费V型反弹是大概率，但反弹的幅度、力度需要观察，信心的恢复仍有一个过程。

二、乡村的变化

我的故乡在湖南邵东，隶属于邵阳市，是全国经济百强县，小商品如打火机、箱包等至今在全球仍有较高份额。提及湖南，必提及杨度“若道中华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提及邵阳，必提及“文有魏源，武有蔡锷”，一度火爆网络的“早安隆回”中的隆回县，就属于邵阳，自媒体写手卢克文对邵阳更是有种近乎偏执的眷恋。今年返乡时间短，对县域的繁华缺少直接的观察，更多是回到乡村看望外公外婆时从鸡毛蒜皮中的一些体会。202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5%，但三十年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过是26%，74%生活在农村，我就是这74%中的一份子，职业小镇做题家。

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减少了人心的距离，语音通话、视频对话能实时知晓对方的变化，弱化了“从前慢”时“家书抵万金”“云中谁寄锦书来”的欣喜与激动。高铁、动车已成主流交通工具，绿皮车成为其中的少数。返乡不再是大半夜需要在火车站排队买票，时间更是大幅减少。犹记得2008年南方雪灾时从北京到长沙的一票难求，凛冽寒风中北京西站一条条长龙似的小马扎排队；那时的T字头特快在1587公里的行程中需要耗时16个小时，K字头的快车也需要18个小时，然后再辗转汽车，L打头的临客绿皮车从长沙到北京更是花费了30个小时，舟车劳顿。路程上以大学生、农民工为主，经常是四个座位、六个座位互相对着，二三十个小时，打牌、看书、交流各类见闻，交换着QQ；车厢间设有吸烟处，列车烟雾缭绕、气味杂陈，“瓜子香烟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抬一下腿，让一让”是经典的声音，售货员推着小车售卖着并展现出各色的推销技巧，凌晨时趴着小板桌、靠着后椅闭目、横七竖八睡在座位底下，这不过是十五年前的场景。而今不过是五六个小时的高铁时间，氛围总体是寂静的。

疫情扫过，片甲不留，农村的防护意识本来就差，放开后大多中招，春节走动几乎已不戴口罩了。实际上，只要不离土，生产生活中培养戴口罩、勤洗手等习惯是很难的。硬化道路和路灯增加了，出行更加便利，日落后不再是漆黑夜空中的星星灯火，而是深邃蓝色中的一道道白练蜿蜒着。乡村的小洋楼越来越多，打工人一辈子的积蓄就此凝固成钢筋混泥土，家庭资产负债表再度扩张、流动性快速下行，在新一轮负债中重新外出务工。物资资本与人力资本反向流动，物资资本下乡并冻结，人力资本低水平进城。家庭积蓄最重要的投向不是教育，而是住房，这既有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此外还有攀比思维意识的作祟。盖房子的意义不止是居住，更有满足虚荣心、社会意义财富和成功的宣告，在男多女少的乡村环境下，这种社会意义的宣告和信号关系到娶亲的成功与否。在这里，生命的延续大于生命的宽度与厚度。

路上的行人稀少，年味日渐淡化，短暂的喧嚣繁华过后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重归的沉寂与等待，而远方的大城市的建筑工地、家政服务中心、餐饮后厨等又重新布满了他们的身影。城镇化的进程加快，八九十年代热闹的走村串户的场景不再，马路上拎着送礼物资的人少了。聚少离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了”，仪式感和集体活动少了，自然感受到的“年味”少了。从确定性的熟人社会到不确定的陌生人社会，从平静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城乡流动的仓促，这些都在消减所谓的年味。对生活的体会与感悟，从来需要宁静的心态。

留守老人的生活、留守孩童的教育问题是当前高速城镇化以及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畅的伴生物。伴随省内顶级中学、市内优质学校对优质师资的虹吸效应，同时隔代照看几乎只能满足生活需要，情感和管教是不够的，“寒门难再出贵子”成为越发普遍的现象。好在国家社会保障措施逐步完善，老人的养老金标准在提高，仍居乡村的外公外婆、伯父伯母每人每年能有1500元的养老金，这对于60岁以上老人的柴米油盐是很大的保障。另一方面，老人的就医仍高度依赖卫生所的赤脚医生。这次听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如果乡村老人的手指被刺扎上了，在模糊的视线下要么把小口用针弄成大口子把刺挑出来，要么等着灌脓挤出来。如此细小的一件事，反映出留守老人在生活上的不便。

规则与人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运行基础，越是高能级城市越讲究规则与契约，越是低能级城市和乡村越是讲究人情与关系。由此观之，不同能级城市间、城乡之间不仅是纵向的资源配置的单向流动，更加真实的是这是几个完全不同的平行世界。远离故乡的人重回故乡是回不去的，不是故乡不接纳，而是完全不同的人际规则和行为规则横亘其中。规则以事为中心，与能力高度相关，社会的流动性更强；人情则以人为中心，与血缘、宗族、地缘等相关度更大，注定了圈层的固化更加严重。要办成事，则必须进入县乡村的特定圈层。除了社会运行基础外，精神生活上，抖音以及所谓生活搞笑等小视频攻城略地，伴随大声的外放喇叭从窗户飘出，构成了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七大姑八大姨的所谓关心和询问暗藏着对比，暗藏着市井的小心思。

在务工与务农收入的成本收益分析下，耕地被大量抛荒，因盖房被破坏了。但山林水库却因人迹罕至，自然环境反而变好了，白鹭成群飞过，隐入丛林。在没有暖气的南方，蹲在灶台边烧火做饭并烤火，闲聊家长里短，又听说野兔、野猪、野鸟等野生动物的出没更加频繁了。

故乡，以乡音、土地、人情、乡规民约等为基础，地缘与血缘交织，重复博弈、熟人社会、资源稀缺等孕育出“善良淳朴”“互帮互助”、“精打细算”“小而全的家庭生产模式”等外在行为。

三、对故乡情感的变化

于我内心，对故乡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过程：从我十八岁离开时“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文人心态，怀念童年乐事、邻里和睦；再到以研究者心态研究它的嬗变，研究它的县域现代化与乡村凋敝、文化大幅落后于经济，尝试研究农民行为、农村形态、农业生态变化的原因，试图去情感化以更加客观认知它，但潜意识是去美化和解释不断衰败的乡土；再后来，当我看到曾经的乡土秀美风光被毫无规划、肆意破坏耕地的违建所取代时，那种内心的失落感是强烈的，记忆中的故乡是不再了，我充满复杂的情感，夹杂有对复杂的人情世故和自私落后的悲叹、对凋敝荒凉缺少人气的惋惜、对过往鸡犬之声相闻田园牧歌的怀念、对闰土离我远去的无奈；到了现在，我更多的是释然，我返回故乡不是为了一片记忆中的土地，而是为了土地上的人以及童年少年经历所产生情感；返乡的意义不是去忆苦思甜，不是去怀旧和圣母般的拯救，而是看那里八十岁的老人，吃上家养的鸡鸭和鱼儿。

故乡会变，也会消失。故乡会现代化，故乡也会凋零，这幅略显怪异和矛盾的图景就同时出现了。城镇化进程还将继续推进，随着祖辈和上一代人的离去，笑问客从何处来将是一种常态，大规模的季节性的城乡间可能也将大幅下降、成为过去。这是必然的，所要警惕的是进步过程中未被充分关注的群体以及可能伴生的种种不足，诸如前文提及的留守人群的心理健康、就医保障、文化教育，毕竟没有人力资本积累的缩小，收入和财富的分化将只会愈加严重。

四、总结：乡村观察时的思维方式

每年返乡后，都会有大量的记录文字，我常思考应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对看待这些变化，妥善安置对于故乡的情感。

其一，诸多文章或者影视作品中，有的描绘乡村的温情与质朴，颂扬互帮互助，有的则细数并大加贬斥乡村存在的种种陋习和弊病，揭开温情的面纱。对于此，有必要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放弃先入为主的价值评判，尝试从理解和分析的视角去看待它，事物的存在有其发展逻辑与依据。事物是多面的，不必以一面观察而否定其他方面。乡村这个社会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的多面性。每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这会影响到对于信息和见闻的筛选，进而影响到态度。

警惕顾影自怜式的观察，警惕圣母式的观察，警惕情感大于理性。有时想法是好的，但要站在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理性的角度，既不要用乡情涵盖问题，因为乡村也要吃饭；也不要用高高在上批判乡村的不合理，因为不合理有其历史逻辑。乡村本身是缺乏发声能力和机会的，它在公众眼中的样子，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和传播手段，有时甚至不是它本身的样子。

其二，人类不仅有感情，还应当有理性约束。不必刻意让情感宣泄泛滥，甚至泛化到影响对问题的客观分析。情感的宣泄有助于寻找内心的平衡，是解决内在矛盾的一种有效办法，但那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的方法，只有真正从理性的角度理解了才能获得相对的释然，反思自己是否过于绝对和片面，理解之后才能预见事物大概率的发展方向。

其三，长期以来，有一种倾向是“非黑即白”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下，要么盲目自信地否定别人，要么妄自菲薄地否定自我，无益于开展讨论。事物既有好的一面，又有不好的一面，应该去正视这种常态。

其四，避免道德泛化，用道德排斥或者否定不符合其框架下的言行，以道德评价代替客观分析。似乎占领了道德高地，就可以居高临下俯视众生。道德层面的东西主观性太强，主观的东西只是各自的认识，很难分清对错。一谈起道德，往往并无实质所指，且缺乏严格定义，特别容易产生分歧。与讲道德相比，讨论问题更要讲逻辑，要熟悉具体的事物。

其五，诸多问题没有绝对性，而只是一种倾向性或者较大概率的可能性。错误的精确不如正确的估计，许多事情的发生与演变受极偶然因素的影响，不必太过绝对地判断对与错。人是矛盾的结合体，总是在寻找平衡，诸如外在之事与内在所感的平衡、内在各种冲突的平衡、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平衡。但绝对的平衡难以存在，总会表现出一种倾向性。

其六，乡村的问题存在历史性、阶段性、地域性。我们看到的乡村现状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是延续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并历经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城镇化阶段的结果。乡村社会是古老的，是自然与社会相互结合的产物与存在，在发生迅速的变化，它的变迁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在一国一地可能出现多种阶段并存的状态。我们总会由特殊到一般地提炼并总结某种普遍的规律，但事实上有些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乡村。乡村社会地区间的异质性特征突出，地域性的背后是千差万别的现象以及多种多样的原因。

其七，由于地域差异的存在，总量分析下需要做更多的结构分析。中国的农村地域广泛，发展阶段不一，文化程度不一，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总量判断之外要从结构进行分析，分类讨论、分层次论述。这需要真正沉下心做好田野研究，去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各地区的不同特点、目前阶段特点，不盲目自信提出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搜图

作者与外甥女

搜图

暮色中返乡

搜图

清晨中离去

搜图

搜图

搜图

搜图

作者外婆家的土灶

搜图

搜图

依稀可见的历史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