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锦帆 | 新婚夫妻为何两地分居？

孙锦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大年初三，做村主任的小姨挂掉电话，叹气道：“侄媳妇刚才向我抱怨，想让我给她换个好点的住处。”我很疑惑：“换住处是自家的事情，为啥不找自己老公和家人，要找你呢？”“我侄子小周为了还房贷和彩礼债，去外地工作，一年只回来两三次，这不刚过完年又要走了。留侄媳妇在老家县城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只好找我这姑妈兼村干部。”

小周是小姨同村的表侄，今年27岁，本科毕业后在豫北某三线城市的化工厂做技术员，月薪七八千元。妻子小自己一岁，也是同乡，本科毕业后在豫东老家的县城普高做代课老师，月薪两三千元。小周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平时在外务工。小周曾有个自大学起相恋四五年的女友，毕业后谈婚论嫁时，却因为两家一直谈不拢彩礼不欢而散。半年后，小周和现在的妻子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两人聊得比较投缘，加之双方父母都催促早日成家。二人相恋半年多便开始准备结婚，再度提及彩礼。小周家里出钱买了一辆七八万元的代步车，但是女方家庭对此并不满意。后来，女方家庭开出结婚条件：男方要给女方现金彩礼30万元，且不带回小家庭（小周妻子还有未婚的弟弟）；并且男方要出资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买一套房子。

2020年，在女友催促和女方家庭的压力下，小周和家人凑足了27万元的首付，在工作的城市买了一套在建的期房，两人这才得以在2021年成婚。买房首付、给女方家庭的彩礼和备婚开支，掏空了小周之前的工作积蓄和父母的存款，还欠下一些亲戚朋友的债务。彼时正是新冠疫情期间，小周供职的化工厂效益不佳，收入随之缩水。妻子原计划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以后去丈夫工作的城市做老师，两人一起奋斗，但是婚后不久的怀孕生育打破了这一计划。由于要照顾孩子，加上不愿放弃来之不易的县城教师工作，小周妻子只能继续留在老家县城。小周一方面要承担首付和彩礼带来的债务，以及每月3000多元的房贷，另一方面还要留出孩子的养育开支。在经济收入缩水、家庭开支增加，以及清偿结婚债务的三重压力下，小周选择辞去原有的工作，只身前往江苏昆山的化工厂工作，那里一万多元的月薪和更高的奖金，可以让他早日还清债务返乡。小周五十多岁的父母也外出打工，帮忙还债。由于小家庭的新居不在老家县城，娘家离县城又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小周的妻子为了方便上班和照顾孩子，只得在县城租房居住。小周托笔者的小姨帮忙，在妻子工作的县城中学附近租了一间房，小周的岳母也搬来和女儿同住，帮忙照顾外孙。但是这住所原先用于仓储，空间狭小且装修简陋，加上这寒酸的住处也颇让母女俩觉得在县城熟人面前没面子，因此才给笔者小姨打电话，请托她介绍个条件好点的住处。

小周计划用两三年的时间还掉急债，正好给妻子留出换工作的时间、孩子也长大一些，夫妻再回到原先的城市相聚，共同工作生活。但是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夫妻双方都要在缺乏即时的情感支持情况下，各自承担养家育儿的责任，这种压力山大的生活状态，给小周的规划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为什么夫妻新婚燕尔、喜得贵子，却要面临新房空置、两地分居的生活？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新家庭在组成之前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笔者认为，这不仅是豫东地区本就高企的彩礼市场现状使然，还应从家庭策略的代际差异角度理解这一现象。

从家庭单元角度看，婚约的缔结实际上是人从一个家庭单元走向另一个家庭单元的分界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加快，以及各类现代家庭文化的冲击，父代家庭对待子代婚姻的态度与策略也在发生变化。农村家庭的婚居模式从以前的“从夫居”“从妻居”（即传统嫁娶和“倒插门”），逐渐过渡到“并家婚姻”“两头走”等更多强调新家庭独立性、夫妻双方平等、降低婚姻成本的模式，城市家庭也不乏“丁克”和“同性婚姻”。似乎父代家庭的约束在逐渐宽松，子代新家庭的自主性在不断增加。事实上，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仍然在无形中深刻影响着子代的婚姻成本与婚居模式。

第一，父代家庭以自家成员利益为本位的婚姻策略，直接导致子代的婚姻成本提高。即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仍以纵向代际关系为核心，而非以新的家庭单元为基础。虽然双方家庭为新婚夫妻提供各类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实质指向各自的子女个体，以实现父代家庭策略为本位，而非以子女即将组成的新家庭为本位。父代家庭通过子女的彩礼嫁妆、备婚过程与婚礼仪式展演，主要实现两个策略：一是通过物质财富的集中投放与契约化兑现，实现对原有家庭成员的最后一次托举，保障自家子女能进入新家庭后拥有物质保障。在小周的故事中，妻子娘家要求男方出资买房，是希望女儿能够有个稳定的新居；之所以不愿把彩礼返还给小家庭，也是因为想要为儿子后续的婚姻彩礼积累资源（尽管这种做法在当地的合理性也在逐渐衰退）。二是在农村乡土社会或县域熟人社会中确认父代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争取在子女婚姻中维系或拓展父代家庭的关系网络。这也是为什么我国长期如此强调婚姻双方的“门当户对”。

第二，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与子代所处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存在冲突。即那些曾在父代家庭行之有效的婚姻策略，在子代的婚姻中不再适用或难以实现。以婚房这一要求为例：“6070后”的农民工往往从亲友同乡那里借钱，筹措彩礼和婚房资金，并且彼时在村里自建婚房是可以被地方婚姻市场接受的。同一时期的城市住房则大多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概言之，婚姻和住房成本是深度嵌入本地社会网络、低成本低利息的。当前的农村婚姻市场对住房的要求则往往是城区或县城的楼房。这些城市商品房受地方政府财政、房地产市场、银行信贷影响，不止是单纯的居住空间，还附加了金融属性与各类法律条约的规制。大部分“90后”的普通城乡青年只要在城里买房，就会被卷入由政府、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共同编织的住房市场，分担房价波动的风险成本。概言之，婚房本质上是解决新婚夫妻的独立居住的需求，但是当前城市房产的金融化和对周边公共服务的要求，使得婚房的属性变得更加复杂，购买成本更高，对偿付能力的要求更严格，压力周期更长。笔者一位正在因女方家庭要求在省会城市购置婚房的朋友小S深夜来电喟叹：“想到结婚彩礼和买房的事儿，翻来覆去到凌晨睡不着。不想掏空家人钱包，但是只凭自己是买不了房的，而且买房后估计要节衣缩食还贷，不能像现在这样想出去玩就出去玩。以前总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现在看来是有恒产者有恒债。”因此，对于“6070后”群体和“95后”群体来说，婚房及其债务的存在逻辑截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对父代家庭来说，本来咬咬牙还能完成的“人生任务”，变成“人生挑战”——不仅要举全家之力投入，还可能给新婚家庭带来了风险与压力。在这种冲突下，有些青年干脆选择不婚不育或晚婚晚育，以减轻父代的负担与介入，同时减轻自己的生活压力。

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之所以能够影响子代的新家庭。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部分初入城市社会的农村青年缺乏资源积累，如果想要在城市买房安家，需要父代的资源支持。二是在包括豫东在内的河南大部分地区，代际伦理责任意识比较强。在这种文化伦理驱动下，父代家庭认为即使自身要负担压力，也要尽力协助子代成家。笔者假期去爱人娘家拜年，聊到彩礼时，父亲和准岳父都表示，“彩礼之类的数额可以商量，哪怕有点压力，对我们当爹的来说也是应该的，现在给你筹备结婚，你以后要好好孝敬爹妈”这进一步正当化了父代家庭婚姻策略介入子代婚姻的行为。三是大部分男女青年即使完婚，仍处于从恋人向夫妻关系的过渡期，还未形成基于新家庭的共同体观念与相应的家庭策略，因此会暂时接受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所以，很多情侣围绕彩礼产生的不快、新婚夫妻面临的成家债务，在某种程度上是父代家庭的婚姻策略依托资源支持和伦理关系介入新家庭的后果。

因此，从家庭策略的代际差异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父代家庭的透支式支持，反而可能起到增加子代新家庭负担的反作用。近几年来，在中央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整治天价彩礼、移风易俗的行动，不乏对彩礼数额的直接限制，以及“零彩礼”“集体婚礼”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笔者认为，彩礼作为一种婚俗，直接抹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逐步引导这种婚俗向更加适合现代家庭结构与青年婚恋的方向转型，即从父代家庭的再生产与婚姻策略实践，转向服务于男女青年的幸福保障，从对数量的攀比转向更为务实且灵活的新家庭发展需要。这也要求有成家计划的青年不仅享受恋爱的甜蜜，还要对组建新家庭做好资源与情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