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之争, 牵出一个统计术的微妙误解｜文化纵横

✪ 缪德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导读】近年来，在关于经济规模和形式的研究中，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平价购买力（PPP）这两个数据应当如何参考，受到关注。这些指标牵出国民财富问题的讨论，甚至勾连着“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之争。

本文认为，经济统计规则、统计方式、数据分类等具体测算方法不同，对国家经济的判断和预测也不一样。具体的经济数据测算细节，要比一般提到的数据概念要复杂得多。为此，作者梳理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引入西方经济学概念，通过“国富”概念来分析社会经济情况。在应用中，人们又逐步认识到这一概念主要依据经济存量，不足以反映即期生产能力，因而后来用新的“国民所得”概念加以替代，与之相关的计算方法、依据等也经过复杂讨论才确立起来。

作者强调，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说的相互交织，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历史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需求是推动经济学在中国近代演进的原动力，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经济学不可脱离的面向。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化及启示》，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化及启示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思想史领域关注中国近代经济学学术化发展问题的著述十分丰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进行探讨；其二是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提炼出民生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议题并进行针对性研究；其三将中国近代的某些学术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展示该学术群体在经济学领域的建树。不难发现，这些成果侧重梳理中国近代经济学学理演进脉络。

众所周知，经济分析手段不仅有理论，还涵盖分析方法。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化发展不单表现于理论层面，还包括分析方法的采纳与推广。特别是随着20世纪前期社会调查数据的获取，定量分析方法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目前，涉及该内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近代数据的整理、校对及使用上，从思想史、方法论角度展开讨论的成果暂付阙如。

进入21世纪，一些学者从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揭示了国民经济统计对于经济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历史影响。福格尔等介绍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对美国国民收入核算以及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贡献，莱彭尼斯回顾了国内生产总值在英、美、德三国的发展及其在政治方面的价值，贝里斯奇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之前重农学派尝试推行的农业统计。此类著述大多取材于欧美国家，鲜有关注中国的相关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民财富指标开始被国人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国近代的国民财富数据自发布以后，得到了广泛引用，也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些数据主要基于两个总量分析指标呈现，即“国富”和“国民所得”。前者如高桥秀臣估算的中国部分省份的财富数值，《申报年鉴》刊载的中国“国富”数值。后者如克拉克对1925—1934年间中国“国民所得”概数的年均估计，巫宝三对1931—1936年中国“国民所得”的历年估值，刘大中对1931—1936年中国“国民所得”的历年估算，等等。

经国际统计学会、国际联盟统计专家委员会以及有关统计学者的改进、规范与推广，“国富”“国民所得”成为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世界各国通行的国民财富总量测算指标，然而中国采纳它们的动因并不全然相同。中国学术界不仅将“国富”“国民所得”数值用于把握本国既有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注重通过它们量化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独具地域特质、时代特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涉“国富”“国民所得”的系列成果先后问世，近代学者在实现国民经济测算自主化方面作出了迄今依然值得审视的先期探索。那么，在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今天，如何结合时代情境合理运用既有的理论与方法并实现突破创新?从这个层面上说，系统梳理并揭示“国富”“国民所得”被采纳的现实诱因和学理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较之于已有成果，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第一，与注重经济思想史演进脉络梳理的成果不同，本文以“国富”“国民所得”两个指标在近代中国的应用为核心探讨内容，呈现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与分析工具的取舍。第二，包括国民财富指标在内的经济指标都有特定的经济思想史含义，对它们的采纳与应用也受到了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本文借由“国富”“国民所得”两个指标，为时下从事经济学定量分析提供一些省思。第三，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国民财富指标测算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化发展，而国民财富测算指标的更迭反映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国富”:财富存量指标在中国的采纳与摒弃

（一）“国富”指标使用的阶段特征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富”一般是国民财富的简称。作为一项经济指标，“国富”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工厂、房产、机械设备、制成品、原材料等各种财富的总和，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历年累积。

清末维新人士通过创办杂志译介国际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时事，部分国家的“国富”数据由此得以刊载。1899年，在维新派主办的《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分别刊发了日、美两国的国民财富数值。日本“国富”数值来自该国学者经调研得到的概算数据，调研项目包括土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器、各类会社及银行既纳资金、现金、商品等。美国国民财富水平为《统计公册》披露的1888—1898年人口、年收入、进口、出口、铁路公司营运状况等。不难发现，清末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国富”数据展示世界经济形势，并以此表达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从文献检索来看，相当数量的“国富”著述主旨介绍“国富”数据。涉及日本“国富”问题的著述较多，反映了日本长期重视国民经济测算的事实，也说明了评估日本的国家实力是当时较为关注的研究内容。此外，军事力量、对外贸易、“国民所得”、经济建设、教育等问题是与“国富”相关的热点议题。“国富”著述发表高峰时段为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20世纪10年代中期前、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分别为增长期、式微期。结合文献的全文核心词频次分析，1899—1948年“国富”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99—1913年的引进介绍阶段、1914—1938年的评价吸收阶段和1939—1948年的比较扬弃阶段(见表1)。

在1899—1913年引进介绍阶段，“国富”著述的刊发媒介通常是维新人士、留学归国人员、教会等创办的以“某报”为名的杂志。文献内容多数为扼要介绍或列表比较日、法、奥、俄、英、德、意、美等国家“国富”数值，少有针对性分析。引介的“国富”数据来自西方学者及专门机构的估算，中国数据则来自日本学者高桥秀臣对中国部分省份的“国富”调查结果。

在1914—1938年评价吸收阶段，“国富”著述数量明显增加，且带有鲜明的定量分析特征。此时的中国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富源”问题，并估计了中国“国富”数值。在1915年《中国实业杂志》的一则短评中，刊载了根据储蓄额推断的中国富裕程度的概数。1933年，《申报年鉴》发布了1932年中国“国富”估值。该数值一度被认为是由国人作出的中国“国富”最早估值。可见，中国“国富”指标的测算始于效仿国外的同类研究。在这一阶段，“国富”著述中不仅有国家之间数值的比较，也有多方估计者关于同一对象估值的综合分析。除了介绍与比较部分国家的“国富”外，通过“国富”数值进行定量分析的主题广泛但又相对聚焦，包括影响“国富”变动因素的分析、“国富”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证等。

在1939—1948年比较扬弃阶段，“国富”著述数量急剧减少，讨论主题少见有新的拓展。这一时期“国富”研究式微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学界对“国富”作为存量指标在反映即期生产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二是缘于同期“国民所得”估算问题产生的替代性影响。

（二）“国富”与中国国民财富增长问题

20世纪中期前，国外学者曾将“国富”用于分析国民财富的来源、测度国家经济进步水平及国别比较、完善税收结构、修正战争赔款、比对国民收入情况等方面。中国学者则借助相关数据，阐明中国国民财富现实状况，剖判国民财富增长的制约因素，合理化配置拉动国民财富增长的要素，并寻求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对策。简单来说，这些讨论针对的是国民财富增加与“国富”变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富”数值变动反映的国民财富增减，或国民财富增减体现在“国富”数值上的变动。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西方国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欧美地区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所秉持的国民财富学说在中国逐渐流行。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总量问题研究，尽管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不尽相同，但国民财富增长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他们的理论视域里，经济总量提升就等于国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重农学派及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学说被中国学者视为“致富之学”。“国富”作为国民财富存量指标，与国民财富学说存在内外表里的关联。在古典经济学衰落之后，国民财富学说及“国富”指标在经济分析理念与技术的更新中保留了下来。随着19世纪初统计方法的应用，为了更好反映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国富”在定量分析演进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民财富测算方法尚未被中国采纳之前，中国落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基于主观判断。自19世纪末开始，一些杂志上陆续刊发“国富”数值，直观地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尽管当时常被学界引用的几组中国“国富”数值只是经过粗略估算得到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学者认为，受国内外各类扰动因素影响，中国“国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拉大了与欧美国家的差距。

早在清末，部分国人已经认识到，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中国国民财富增长。发展工商业是改变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做法，工业化思想则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相较于工商业，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回报率低，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易受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收益不确定性大。农业生产由于更难实现资本累积，造成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可见，工业化思想符合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理论需求。此外，也有经济学者将中国“国富”贫瘠的原因归咎于大家庭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非生产劳动力，或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缺乏必要的保护，又或是中国经济思想中唯独视农业为生产部门，等等。这些观点看到了影响中国国民财富增长的表象，但远不如工业化思想深刻。

20世纪前半叶，“国富”类著述常见从生产视角谈论国民财富生产要素配置问题。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国民财富学说的演进与经济思想家对国民财富增长途径的判辨相辅相成。早期重商主义者将贵金属视为国民财富，重农学派则将农业生产视为国民财富的来源，斯密把经济问题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在中国学者看来，斯密认为国民财富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的物质，也不是某个生产部门，而是来自生产劳动。由此观之，经济分析视角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的前提是，厘清“财富”与“财富来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对于实现国民财富增长至关重要。从“国富”的测算项目来看，国民财富的构成要素分为非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前者包括土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贵器皿等，后者由各类金融机构的既纳资金、现金、外国公债等构成。不同国家“国富”构成各异，如1912年美国中央商业委员会的调研表明，自然资源、建筑物、动产在美国的“国富”结构中各占三分之一。部分学者论证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显然，此类观点已洞悉了“财富”与“财富来源”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国富”数据反映了经济变动的真实情况，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20世纪初，“国富”常用于论证西方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途径，以增加对相关问题定量分析的可靠性。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富”类研究成果的问世数量显著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学界通过研究“国富”以资备战，或论述战争对国民财富的直接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国富”则用于分析工农业发展对策。由于战后中国极度缺乏生产资本，一些受到效用理论影响的国民财富学说被译介到中国，并提出了诸如主张通过节制享乐，将资本用于购置房产、土地乃至工厂等增加“国富”的措施。

不难发现，“国富”在中国近代主要用于探讨国民财富增长问题，而在反映各国发展形势、税制改革、测算人均财富水平等方面相对次要。所以，当反映国民财富再生产能力的指标——“国民所得”被逐渐接受后，围绕“国富”的探讨近乎停滞。

▍“国民所得”：财富流量指标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

（一）“国民所得”在中国的流行

20世纪前期，National Income可译作“国民所得”，即年度国民收入总值。受福利经济学影响，National Dividend也一度被译作“国民所得”。当然，National Income也未必全然表示“国民所得”的含义，如在19世纪中期的文献里，National Income的含义之一是国家财政收入，即National Revenue。在1953年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发布前，世界各国对“国民所得”的测算极不规范，有采用生产价格者，有采用销售价格者，有的测算总值，有的估算净值，等等。甚至在很多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国民所得”也常与“国富”混为一谈。作为一项国民经济测算指标，“国民所得”用于定量分析的时间比“国富”稍晚。

1924年，《中外经济周刊》刊载了美国国民经济调查会测算的1909—1918年美国“国民所得”数据，并附有“国富”数值。1925年，《中外经济周刊》又刊发了英、法经济学者及美国金融机构调查的“国富”“国民所得”数值。除上述两则资料外，其他文献主要面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些“国民所得”文献中，介绍不同国家“国民所得”数值的著述占了较大比重，尤其以美国为最，反映了美国在当时“国民所得”的测算与研究方面已然领先于其他国家。“国民所得”数值变动、调查方法、财政税收等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

从全文检索并归类计数的核心词频次来看，“国民所得”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的介绍阶段和20世纪40年代的测算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相关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美、英、苏、日等国“国民所得”数值；二是探讨“国民所得”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推计方法、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三是结合“国民所得”对租税、消费等问题进行讨论。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成果，标志着“国民所得”在中国的研究进入测算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国民所得”的国别研究多为结合某个专题进行论证。涉及“国民所得”理论方面的成果以解决估算层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估算方法、政府收支及侨民汇款的处理等。与“国民所得”有关的讨论主题多样，且论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主要涉及公共财政类问题，包括财政税收、储蓄投资、国际收支等领域。

（二）“国民所得”与中国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解中国经济状况，一些学者和机构估算了中国战前及战时“国民所得”。但由于估算方法尚未规范，加之缺乏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社会统计数据，不同估算者得到的估值差距较大。其中，巫宝三等及刘大中的估值，因参考资料相对充分而流传最广，二者对“国民所得”的估算涉及农业、商业、矿冶业、金融业、制造业、营造业、自由职业、公共行政等行业。从测算结果来看，中国近代的“国民所得”低于美、英等国，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滞后于西方国家。农业所得占“国民所得”比重超过60%，说明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制造业所得占比不足10%，反映中国工业化程度低。受战事等因素影响，中国战后“国民所得”较战前有所降低，国民经济结构变动不大。综括来看，中外学界先后估算出十余种近代中国“国民所得”估值，几乎所有数值都受不同程度的质疑，据此测算战后经济建设资本额度也莫衷一是。

中国“国民所得”估值主要用于战后经济建设资本预算，即国民财富生产问题。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本缺乏。而筹划经济建设方案的可行性思路，主要是从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与可行的金融手段中估计一定时期内可能获取的资本累积额，然后将资本在各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分配。估计一国可以使用的经济建设资金额度通常采用四种途径：一是根据“国富”的多少衡量建设资金的高低；二是由国民资本总额计算；三是“国民所得”计算资本形成额；四是从历年投资数额计算。中国当时缺乏充分的“国富”、国民资本总额数据，而投资数据多为概数，“国民所得”数据几乎成为推测经济建设资金额度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讲，通过“国民所得”测算出可用于经济建设的国内资本额度后，其余差额可通过引进外资补足。

经济建设经费筹集是凯恩斯(John M.Keynes)储蓄投资理论的引申话题，但二者的着眼点有所差异。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有观点肯定了“国民所得”对于经济建设的参考价值，同时强调凯恩斯储蓄投资理论并不适用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是资金无处投资，而是缺乏国民生产需要的投资资金。换句话说，中国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理论适用性不同。王亚南认为，吴景超、汪馥荪、巫宝三等人依据“国民所得”对经济建设资本的测算并不适用于尚未改造的社会。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包括“国民所得”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用于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可见，只有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才能全面地理解“国民所得”较“国富”在中国得到更多应用的本质原因。

▍启示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要以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还必须解答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诉求，加之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资源禀赋、思想文化，对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应有的贡献度和解释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源头之一，蕴含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在18世纪影响了部分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后，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冲破了藩篱，经济分析方法日趋丰富，经济思想开始学术化发展。

经济思想学术化发展通常表现为形成相对明确的研究范围和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国民财富测算方法在中国近代的演进，显然是呈现中国经济学早期发展路径的一个侧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蜕变与西方经济学说交织，是经济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化发展的构成部分，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而该领域最常被学术界研究所忽视，这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立足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本研究得到的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需求是推动经济学在中国近代演进的原动力，因此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经济学不可须臾离的面向。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进以中国传统财富思想转型为前提。然而，不论是传统财富思想的转型，还是国民财富指标的采纳，都以解决中国近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宗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各界试图通过转换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清末士人最先尝试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逐渐运用相对确定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发展态势。到了40年代，中国学者在“国民所得”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学术界在当时之所以如此关注“国民所得”，要旨之一是这种估算有助于认识经济建设资金筹集问题。

其二，经济思想史蕴含了丰富的理论素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如今依然值得重视。例如，20世纪上半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学者重点关注财富生产问题，但仍有少数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财富分配问题。理论上，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贫富差距会影响社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绩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元化收入分配原则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20世纪中、后期两个阶段的财富分配理论成果，或许有助于突破当前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瓶颈。

其三，经济分析技术的适用性是相对于特定研究对象而言的，过去的分析方法未必毫无价值，对其进行爬梳、总结、提炼是实现经济分析技术累积的前提。20世纪中期，由于物价波动、统计技术的进步以及存量指标“国富”在反映国民财富生产方面逊色于流量指标“国民所得”，致使针对“国富”的研究一度进展缓慢甚至停滞。而到了90年代，在评估经济体潜在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理论需求下，反映财富存量水平的“国富”以体系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新形式出现，其测算方法亦是测度国家资产负债的先行探索。作为长期存在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国民经济统计指标，“国富”的项目设置也更符合历史情境中的经济结构，这对于长时段考察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变革、完善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年第4期，原题为《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化及启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