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前8世纪末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各路英雄人物都粉墨登场。
黄河流域的郑庄公、卫庄公、鲁隐公、鲁桓公搅动风云,长江流域的楚武王自然不甘寂寞,决定趁周朝衰落礼崩乐坏的时机,问鼎之轻重,并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贡献了《古文观止》的第七篇文章——《季梁谏追楚师》。
楚国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但夏商时期衰落,甚至和南方蛮夷混在一起,直到周文王策划灭商大业的时候,楚国始祖鬻(yu)熊发现改变命运的机会,亲自跑到周原,和儿子一样侍奉周文王——“鬻熊子事文王。”
鬻熊是把全部筹码都押上去,赌周能灭商,然后做为胜利者阵营的成员,分享改朝换代的红利。
事实证明,鬻熊赌赢了。
周文王在灭商之前薨逝,周武王灭商后两年也撒手人寰,来不及封赏边缘盟友,随后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回想起鬻熊侍奉周文王的功劳,便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楚子,定都丹阳(湖南省枝江县)。
楚国,正式立国。
“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
虽然楚国是周朝的封国,但楚国芈姓和周朝姬姓没有太深的渊源,楚国又和蛮夷混居的时间太久,并不在乎周朝的礼法秩序。
于是呢,楚国便不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有时是父死子继,有时是兄终弟及,有时是政变夺位,蛮夷气质非常浓厚。
周夷王时周朝衰落,楚国国君熊渠甚至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随后便自立为楚王,并封长子为句亶王、中子为鄂王、少子为越章王。
周礼是周朝的意识形态,更是以周朝为核心建立的政治秩序,熊渠的一句“我蛮夷也”,言外之意便是楚国不再遵守周礼,要另起炉灶,和周朝分庭抗礼了。
就像联合国代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如果哪个国家宣布退出联合国,便是不再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谋求成为新的全球霸主。
特朗普的各种退群,也可以视为逆全球化版的“我蛮夷也”。
但熊渠失败了。因为周厉王即位后,开始重振周朝权威,熊渠害怕周厉王讨伐,便撤除王号,重新归顺周朝。
此后百年,周朝的政治秩序彻底崩溃,楚国也经历数次政变夺位,终于在公元前740年,熊通诛杀侄子执掌楚国,并把都城迁到郢城,史称楚武王。
公元前710年,华父督诛杀孔父嘉、宋殇公,宋国爆发内乱。鲁桓公接受宋国的贿赂,把郜鼎藏入太庙,最尊周礼的鲁国开始破坏周礼。
面对中原的混乱局面,执掌楚国31年的楚武王,极有可能流露出争霸天下的野心,于是《春秋左传》写了一句:“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楚武王要争霸,和郑、蔡、邓三国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关系很大。
楚国在长江和汉水之间,要争霸就必须沿着汉水北上,夺取南阳盆地,然后兵锋向东,扫荡淮河两岸,完成这一切之后,一马平川的河南便是楚国纵横驰骋的战场。
而邓国在南阳盆地南部,毗邻汉水,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襄阳市,如果楚武王提兵北上,邓国便是首当其冲之地。
蔡国是淮河流域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必然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第二个目标。
郑国的郑庄公正在南征北战建立霸业,而且郑国都城新郑在河南的平原上,一旦楚武王渡过淮河,便可以直接威胁新郑的安全。为了刚有起色的霸业和郑国的国防安全,郑庄公必须遏制楚武王。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国的地位迅速提高,如果邓国倾向楚国,郑庄公便有后顾之忧,如果邓国倒向郑国,楚武王便难以北上。
助楚还是助郑,胜败都在邓国的一念之间。
于是发现楚武王的野心之后,郑、蔡提前一步,跑到邓国举行了一场三国会盟,目的便是要求邓国站在郑国一边,坚守国土,堵住楚武王北上的通道,如果遇到危险,郑、蔡两国也会全力救援。
现在压力给到楚武王,他要如何破局呢?
其实楚武王要争霸,沿着汉水北上是最佳路线,但不是唯一的路线。
汉水以东有一座大洪山,大洪山以东是河南信阳市,那里有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号称“义阳三关”,属于湖北和河南的门户关卡。而大洪山和河南信阳之间,有一条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因为现在归随州和枣阳管辖,便称为“随枣走廊”。
既然经汉水北上的路线被“郑邓蔡联盟”阻挡,楚武王要想实现霸业,便要夺取“随枣走廊”,进而占领“义阳三关”,打通北上的路线。
一旦完成这项战略任务,邓国,自然是楚武王的囊中之物。
而“随枣走廊”的关卡,便是随国。
《季梁谏追楚师》的故事,正式开始。
2、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迈出夺取“随枣走廊”的第一步。
楚武王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准备进攻随国,但汉水以东遍布姬姓小国,称为“汉阳诸姬”,虽然每个国家的实力都不强,但国家数量较多,和碉堡似的,如果楚武王直接进攻随国,必然激起“汉阳诸姬”的共同抵抗,如果一个一个的攻过去,楚武王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为了减少伤亡,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标,楚武王便命大夫薳(wei)章到随国做说客,希望随国能认清形势,不战而降。
楚武王则统帅兵马,驻扎在随国的瑕城等待消息,同时做为遠章的后盾。
随国是小国,正面作战不是楚国的对手,面对楚武王的兵锋,随国极力退让,并命少师做使者,到楚武王的军营里,全权负责和谈。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使遠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
董成,就是全权负责和谈的意思。
随国少师到了楚武王的军营,理直气壮的说了一句:“我无罪”,根据周礼的政治秩序,随国没有犯错,楚国也没有征伐权,你凭什么来打我们?
既然随国少师以周礼为武器,那楚武王便不能谈周礼,否则就进入随国少师的圈套,在谈判中落入下风,于是楚武王说道:
“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现在周朝衰落礼崩乐坏,原来的政治秩序已经不作数了,楚国决定脱离周朝,凭借兵马、战车和周朝分庭抗礼,问问鼎之轻重。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少师,时代变了。
话虽如此,但楚武王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接受随国的求和,楚国便不能得到“随枣走廊”,被困在江汉平原,和天下霸业无缘,迟早是胜利者的鱼肉。可不接受随国的求和,直接翻越大洪山进攻随国,付出的代价一定超出楚国的承受范围。
正在楚武王难下决心的时候,楚国大夫斗伯比说了一番话:
“吾不得志于汉东,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
楚国不能经略汉水以东,其实是形势使然。
如果楚国以武力攻取汉水以东,那么“汉阳诸姬”在唇亡齿寒之下,必然抱团取暖,对于楚国来说,这就是遍地碉堡。
随国是“汉阳诸姬”实力最强的国家,如果随国有崛起的机会,极有可能脱离“汉阳诸姬”的穷兄弟们,追求自己的霸业。那个时候“汉阳诸姬”的联盟便破灭了,楚国就有机会联合“汉阳诸姬”消灭随国。
就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坚决脱离苏联,那么其他的东欧、中亚国家便失去依靠,对“北约东扩”丝毫没有抵抗能力。
随国就是俄罗斯或乌克兰,“汉阳诸姬”就是苏联的东欧、中亚加盟国。
所以斗伯比建议楚武王,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不如向他展示楚国的老弱病残,助长随国的轻敌心态。
示敌以弱,诱敌深入。
斗伯比的建议是堂堂正正的阳谋,楚武王听进去了,于是“毁军而纳少师”,撤掉精锐兵马,把随国少师迎到中军大帐。
斗伯比和楚武王的阳谋,很快奏效了。
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果然萌生轻视楚国的心思,回去就建议随国国君出兵,直接和楚国交战,并保证,楚国不足为虑。
随国国君非常信任少师,立即准备起兵伐楚,但随国贤人季梁不同意: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楚国给少师展示老弱病残,目的就是引诱随国出兵野战,这么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何况以小博大能够成功,前提条件是小国有道、大国无道。
什么是道?
肉食者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从国家政策中得到实惠,然后由负责祭祀的官员,把现实世界的成果告诉上天神明,这种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形成的闭环,就是道。
可现在呢?
随国人民饥寒交迫,每天都为房子、食物发愁,国君却没有解决办法,负责祭祀的官员为了逢迎国君,大搞形式主义粉饰太平,内政如此混乱却想建功立业,怎么可能呢?
随国国君不甘心,说道:“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
我用毛色一致的牛、丰盛的五谷祭祀上天神明,挺诚心的呀?
季梁都无语了,您怎么就不理解呢?但他不能吐槽,又说了一段长篇大论来解释自己的观点: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这段话看起来繁拗复杂,其实总结起来无非是三句话——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祭祀要以人为本。
国君一人富贵是耻辱,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标。
随后,季梁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您只要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同时和“汉阳诸姬”结成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随国便国祚长久,不用惧怕楚国。
内修民生,外结盟友,韬光养晦,不争第一。
可以说,季梁提出的政治理念和解决办法,和教员的为人民服务、联合亚非拉国家组成第三世界、邓公的韬光养晦、现在的共同富裕,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
听到这番话,随国国君明白了,便不再听少师的建议,撤军回国,楚武王的离间计没有成功,也不敢轻易伐随,撤回郢城等待下一次机会。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3、
季梁的建议非常精彩,随国国君接受建议非常爽快,那随国有没有上演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呢?
答案是,没有。
还记得斗伯比和楚武王说的话么——“少师侈”,随国少师是骄傲自大的人。
其实骄傲自大不是关键问题,斗伯比的真正用意是,利用随国少师的骄傲自大,勾出他“以小博大”的赌徒心理,引诱他把随国的家当都押上去,成为一个赌国运的赌徒。
赌徒是没有理智的,这样的敌人,能极大提高楚武王的胜率。
正因为骄傲自大滋生了赌徒心理,随国少师见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以后,才会建议随国国君伐楚,回到随国也会继续轻视楚国。
赌徒心理是人性,无法避免。
如果你不是站在上帝视角看这段故事,而是和随国少师一样,以当局者的身份看到楚国的老弱病残,会不会萌生出趁你病要你命、搏一把的心情?
这是极有可能的,季梁那种清醒冷静的贤人,毕竟是极少数。
既然少师萌生了赌徒心理,听说楚军都是老弱病残、亲自逼退楚武王的随国国君,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就有了《春秋左传》的一句话:“随少师有宠”。
有宠,说明随国国君和少师,一定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共识。
只有政治路线一致,国君才能宠爱臣子,只有执行国君的政治路线,臣子才能做国君的宠臣。
不出意外的话,随国国君和少师的共识就是——
楚国衰落了,伐楚指日可待,随国还要征服“汉阳诸姬”,提兵北上争霸天下。
和这条政治路线相比,季梁提出的政治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已经被随国国君放弃了。
而听闻随国已经进入圈套,楚国大夫斗伯比知道,机会来了,便建议楚武王再次伐随。
“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雠有衅,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
公元前704年夏,楚武王召集诸侯在沈鹿会盟,但黄国和随国不来。
黄国在河南信阳以东、淮河以南,是楚武王北上争霸的目标之一,参与会盟是羊入虎口,不来,情有可原。
随国不来,纯粹是轻视楚国。
但黄、随不来会盟,恰恰给了楚武王出兵的理由。
于是楚武王命薳张做使者,到黄国问责,顺便考察山川地形,为日后占领“义阳三关”做准备,随后亲自统帅大军渡过汉水,讨伐随国。
随国的战前准备,完全暴露了随国国君和少师的赌徒心理。
季梁提议:“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殆寇也”,拖延一段时间再和楚军作战,因为敌军压境却不能保家卫国,随军必然人人愤恨,千里奔袭却不能攻城克敌,楚军必然士气衰落,粮草无以为继,以怒气值爆棚的随军,进攻饥饿疲惫的楚军,必胜。
但少师说:“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楚军的粮草消耗殆尽便撤回去了,我们歼灭楚军扬名立万的机会就错过了,随国的崛起大业也将是镜花水月。
随国国君站在少师一边,决定亲自统兵出征。
到了战场以后,季梁又给随国国君出谋划策:“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也。”
楚国以左为上,那么楚武王统帅的精锐一定在楚军左侧,直面随军右侧。于是季梁建议随国国君,不要和楚武王正面交锋,而是统帅精锐站在随军左侧,进攻楚军右侧的偏师,一旦成功便能包围楚武王,必胜。
但少师说:“不当王,非敌也”,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王对王、将对将,才是符合身份的战争,堂堂正正的战争。
第二层意思是随国国君迎战楚武王,才能亲自俘虏楚武王,建功立业扬名立万。
少师的建议,正和随国国君的心意,于是随国国君站在随军右侧,迎战楚武王。
这段战前准备,季梁给出的建议囊括了曹刿论战、田忌赛马的精髓,但随国国君完美避开每一个正确的选择,做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他笃定的认为,楚国已经衰落,楚武王是虚张声势,他要到战场上博功名、赌国运。
一边是精心谋划数年的楚武王,一边是赌徒心理爆棚的随国国君,而且楚是大国随是小国,这种战争,结果是毫无悬念的。
随军一战而败,随国国君跳下战车逃离战场,楚国大夫斗丹俘获了他的战车,以及来不及逃跑的随国少师。
“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原本楚武王准备彻底消灭随国,但斗伯比不同意:“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
斗伯比的话,同样有两层意思。
表层意思是楚国俘虏了随国少师,那么随国的执政大臣一定换人,新的执政大臣未必是骄傲自大的人,楚国再去伐随,不可能和这次一样轻松。
实际意思是随国国君战败、少师被俘虏,意味着随国伐楚、争霸的政治路线破产,随国新的执政大臣一定是认同季梁路线的人,整顿民生、团结汉阳诸姬,楚国伐随,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
楚武王清楚斗伯比的意思,便和随国签订城下之盟,回到郢城。
虽然楚武王没有消灭随国、夺取“随枣走廊”,但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楚武王一战击败随国并签订城下之盟,必然给汉水、淮河流域的诸侯国极大的震撼,相当于巩固了楚国的北部边疆,于是利用伐随战争的余威,楚武王暂时削弱楚国北部边防,征调兵马渡过长江,征服了湖南西部的百濮,极大开拓了楚国的南部战略纵深。
《史记·楚世家》写道:“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失之于随,取之于濮,楚武王的战略眼光,并不亚于郑庄公、鲁隐公。
4、
伐随战争的胜利,让楚武王迈出称霸最重要的一步,此时十余年,楚武王陆续在三个不同方向发动征服战争,给楚国雄踞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703年,巴国命韩服出使楚国,请求楚国和邓国放弃旧怨,和好如初。
春秋时期,巴国在现在的襄阳附近,和邓国是邻国,如果楚国和邓国征战不休,巴国必定受到战争影响,于是巴国想调停楚、邓。
楚武王给了巴国台阶,同意停战和好,并任命道朔为使者,和巴国使者一起出访邓国,结果韩服和道朔即将抵达的时候,邓国附近的鄾(you)国突然出兵,抢走楚国送给邓国的礼物,并诛杀两国使者。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其币,杀道朔及巴行人。”
鄾国为什么突然暴起,目前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两种可能——
要么是鄾国贪图财富,便劫杀两国使者抢劫聘礼,要么是郑、蔡、邓会盟以后,郑庄公暗地联系了鄾国,请鄾国监视邓国。
我觉得,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鄾国劫杀两国使者,目的就是破坏楚、邓和好,防止邓国倒向楚国,打开楚国进入南阳盆地的通道。
而听闻使者被杀,楚武王命人到邓国问责,邓国说“和我没关系”,楚武王大怒,命楚国大夫斗廉统帅巴楚联军伐鄾,唇亡齿寒之下,邓国命大夫养甥、聃甥救鄾,四国爆发了一场混战。
这一战,巴楚大胜,邓鄾大败,楚武王将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中游、南阳盆地的南端。
“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命楚国莫敖屈瑕为使者,和贰国、轸国会盟。
莫敖是楚国官名,相当于后世的大司马、大将军,屈瑕是人名,而贰国和轸国属于“汉阳诸姬”,都在“随枣走廊”的南部。
但贰国和轸国之间,还有一个郧(yun)国,大致位置是现在的湖北安陆。
这次会盟的背景,极有可能是贰国和轸国目睹楚国击败随、邓,便做了“汉阳诸姬”的叛徒,倒向楚国,而郧国忠于“汉阳诸姬”继续坚守“随枣走廊”,楚武王便会盟贰、轸,准备夹击郧国。
于是在屈瑕前往会盟的路上,郧国直接出兵蒲骚城,并联络随、绞、州、蓼共同伐楚。
“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
郧、随、绞、州、蓼都是“汉阳诸姬”,而且郧、随在“随枣走廊”,绞国在汉水上游、湖北十堰市,蓼国在南阳盆地、河南唐河县,州国在湖北监利县,从四面八方把楚国包围起来。
大战一触即发,怎么办?
这个时候,共同出使的楚国大夫斗廉,向屈瑕说出自己的战术:
“郧军驻扎在蒲骚城,依仗四国援兵伐楚,必定戒备不严。不如你带一部分兵马回师郊郢城,我带一部分兵马奔袭蒲骚城,必败郧军。一旦郧军战败,其他四国必定不敢来,如此大事可成。”
郊郢城在汉水沿岸,如果随、绞、蓼伐楚,只能沿着汉水南下,屈瑕统兵驻扎在郊郢城,一方面可以堵住伐楚联军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拱卫郢都。
而斗廉奔袭蒲骚城,核心逻辑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
可以说,斗廉的战术非常精妙。
但屈瑕不自信,问斗廉:“要不要请求增援?”
斗廉说:“兵贵精,不贵多。”
屈瑕:“要不占卜吧?”
斗廉:“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不知道如何做才需要占卜,现在战术已经确定了,占卜有什么用,难道不吉利就不打仗了?
屈瑕和斗廉达成共识,便开始分兵,屈瑕统兵驻扎郊郢城,防备联军南下,斗廉统兵奔袭蒲骚城,大败郧军。随后,他们和贰、轸两国完成会盟,成功向楚武王复命。
这一战,楚国成功分化了“汉阳诸姬”,并以兵威再次震慑“汉阳诸姬”。
公元前700年,楚武王命屈瑕统兵讨伐绞国。
这次战争是伐郧战争的延续。
屈瑕统兵到了绞国,先是驻扎在都城南门,然后命民夫上山砍伐树木,并不设兵力保护,以此来引诱绞军出城争功。如此数次之后,绞军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规模的出城抢夺民夫和木材。
突然有一天,屈瑕在山下、北门埋伏了两股伏兵。
等绞军抢夺民夫和木材的时候,山下的伏兵暴起击败绞军,战败的绞军狂奔向北门,准备回城修整,结果北门的伏兵再起,彻底击败绞军,攻入绞国都城。
随后,屈瑕和绞国签订城下之盟,撤军回楚。
这一战,楚武王把楚国的势力范围,开拓到汉水上游。
5、
经过三场征服战争,楚武王在正北、正东、西北方向开拓了势力范围,再加上征服百濮开拓的正南方向,可以说楚国已经摆脱最初的地理制约,成为长江、淮河流域的最强国。
但随国尚未完全臣服,“随枣走廊”没有成为楚国禁脔,楚武王不甘心。而且没有彻底征服“随枣走廊”,便不能谋求“义阳三关”,这对楚国北上争霸非常不利。
于是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决定再伐随国。
自从诛杀侄子执掌楚国,楚武王已经在位51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那年3月,楚武王拖着垂垂老矣的身体,集结楚国的全部兵力,亲自征伐随国。临行前,楚武王感觉心跳加快、精神恍惚,便和夫人邓曼说:“我心神不宁,是不是预示着出征不顺利?”
邓曼叹了一口气:“大王,恐怕你的寿命将尽了,心神不宁是上天神明警示你呢。如果此次出征不损兵折将,便是楚国之福了。”
楚武王听到邓曼的话,没有犹豫,依然踏上征程,结果刚渡过汉水,走到樠木山的时候,楚武王便薨逝了。
“庄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大军出征、楚武王却薨逝于外,怎么办?
随同出征的令尹斗祁、莫敖屈重认为,如果此时退回郢城,便是示敌以弱,绝对不可以。现在的最佳办法是秘不发丧,护送楚武王的灵柩兵临随国,彻底解决随国的问题。
令尹相当于宰相,莫敖之前说过,相当于大司马、大将军。
于是斗祁和屈重统领楚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直接到了随国都城。
望着兵强马壮的楚军,随国国君害怕了,立即派出使者求和。但负责和谈的屈重说,如果随国不想灭亡,随国国君必须亲自到汉水以西,和楚国会盟。
随国国君同意了。
“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
随国国君离开国境,亲自到汉水以西、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求和会盟,意味着随国臣服于楚国,以后再不敢和楚国争锋,“随枣走廊”完全向楚国开放。
等会盟结束,随国国君渡过汉水回到随国,斗祁和屈重才给楚武王发丧,光明正大的护送灵柩回到郢城。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楚武王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
楚武王薨逝的时候,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北抵汉水绞国、南至湘西百濮、西达长江丹阳、东到随枣走廊,实实在在的南疆霸主。
楚武王之后,其子熊赀即位,史称楚文王,《史记·楚世家》里写道——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
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
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
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
成王恽(楚文王之子)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楚成王的南疆霸主地位,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楚国终于不再是被世人鄙视的南疆蛮夷,成为真正的乱世诸侯大国。
这一切,都是楚武王毕生奋斗奠定的基础。
《季梁谏追楚师》里的政治理论是千古至理,但没有保住随国的社稷。
因为这种千古至理,更适合成熟期的诸侯大国,春秋乱世是重新洗牌的大争之世,不积极进取便只能沦为鱼肉,不开疆拓土只能成为王者的垫脚石。
守成需要和平的环境,乱世需要法术诈力。
季梁是无双国士,但他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国家、正确的时代。
人生际遇之悲,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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