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锡行”：探寻商周时期的“三交”历史

　　▲春秋早期青铜器曾伯桼铭文中有“金道锡行”记载。来源：国家博物馆网站

“金道锡行（háng）”，指的是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中原地区远距离运输铜（金）和锡的通道，作为专有名词，最早见于春秋早期青铜器曾伯桼（qī）簠（fǔ）铭文：“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卑方。”但据《左传》《尚书》记载，早在夏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开始向中原地区朝贡铜矿石。商周时期，鄂东南、赣北、皖南和湘北地区作为铜、锡主要矿源地，向商周王朝京畿（今陕西、河南一带）输送铜、锡资源，前后持续1500余年，史称“金道锡行”。

学界对“金道锡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考古、冶金考古等方面，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整理、铅同位素分析等综合性研究方法，对“金道锡行”的运输路线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其运输主干道有两条：一条为江汉间的路线，沿汉水之东及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到达洛阳或西安，或者自鄂东南穿越桐柏山至大别山的“义阳三关”等隘口，经信阳到达洛阳；另一条为江淮间的路线，沿皖南一带，北过长江，经江淮及淮河中上游地区，到达洛阳及中原地区。“金道锡行”勾勒出商周时期铜锡资源生产、流通的宏大历史画卷，与早期国家的崛起、人口的流动、朝代的兴替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化层厚积之路

“金道锡行”沿线铜矿、锡矿遗址数量多、范围大，文化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如，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的宁乡铜器群出土了包括“四羊方尊”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距今约3300年，被评为1991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功申报了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区、国家矿山公园、国家工业遗产；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我国保存最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古铜矿遗址之一；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出土大批青铜器，被认为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中心。

位于湖北的叶家山墓地、郭家庙墓群、京山苏家垄墓群、枣树林墓地、义地岗墓群、擂鼓墩古墓群等曾国遗址，出土青铜器成千上万件（套）。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枣树林墓地发现青铜铭文近6000字，是迄今考古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东周时期金文资料，其中“禹”“夏”等铭文的发现，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新材料。荆州熊家冢遗址是东周时期楚国高等级大型墓地，主冢规模之宏大、墓主身份之显赫、车马阵容之豪华、祭祀场景之阔绰、布局系统之完整，均十分罕见，被考古学界称赞为“北有兵马俑，南有熊家冢”。赤壁大湖咀遗址是目前在长江以南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周城址。此外，湖北境内还有金罗家遗址、郭元咀遗址等商周时期遗址，均发现青铜器、铸铜台基等文物和遗迹。

这些遗址遗迹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进程、古代铸造工艺、青铜器推动中华礼乐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交融之路

促进资源流通。西周时期，长江中下游的百越人掌握铜矿冶炼技术，而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曾国（也称随国）主要通过贸易、战争等方式获取铜料，经随枣走廊或繁阳（今河南新蔡）的北方线路运送至周王朝核心地区。春秋中期，楚国崛起后，与锡相伴的南岭型铅料又通过江汉平原输入中原。

促进冶炼、铸造技术交流。“金道锡行”促进了中原与南方早期冶金技术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交流。殷商时期，铜矿采冶中心的南移，推动了长江中下游铜、锡、铅矿冶技术的提升，以及与淮河流域的冶金技术交流，在铜绿山—盘龙城—郭元咀—曾国一带，逐渐形成了集开采、加工、运输为一体的青铜产业链。曾国发明失蜡法熔模铸造工艺，也采用了中原青铜范铸工艺中的浑铸、分铸以及焊接技术。楚国借鉴吴越的青铜剑铸造技术，创制出更为精良的楚剑。

促进各民族密切往来。“金道锡行”沿线出土的墓葬和青铜器，见证了诸夏、荆楚、百越、淮夷族群的密切往来。商人、周人及其分封的汉阳诸姬等华夏族群，与南方荆楚、百越（扬越）、淮夷等各族群，共同参与了“金道锡行”沿线的铜锡资源开发、生产与流通，以及青铜器的生产与交换。为了保障“金道锡行”畅通，商人、周人的势力不断向长江、淮河以南扩展，商王武丁南征及设立盘龙城（今湖北武汉），周昭王南征以及在汉水和淮河流域分封曾、唐、蔡等十多个诸侯国，都有力保障了这条通道的畅通。

促进文明交融。“金道锡行”影响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城邑和交通的布局，使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不断向南传播到江汉和荆楚、吴越等地区，共同铸就了青铜文明。皖南的繁昌、南陵、铜陵、芜湖、宣城、歙县、东至等地以及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受到殷商和西周文化的影响。周朝常见的青铜器种类，在曾国出土青铜器中均有发现。如，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周文化和楚文化两套礼制的器物和曾楚联姻的铭文。吴国、越国、楚国、曾国和中原之间，都曾有大量青铜兵器和礼器的交换与赠予。铜锡资源和青铜器的流动，共同推动了涵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圈的形成。

遗产保护之路

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次大会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大型遗产类型被正式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的范畴，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新领域。文化线路遗产具有整体性、科学性、动态性等特征。挖掘“金道锡行”文化线路遗产资源有利于丰富我国遗产内容，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整体挖掘、系统开发，申报“金道锡行”文化线路遗产。“金道锡行”沿线省份可以联合起来，将“金道锡行”沿线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等城邑遗址，以及殷墟、曾侯乙墓、新干大洋洲大墓等整体打包，建立一批博物馆、遗址公园或教育实践基地，申请“金道锡行”文化线路遗产，并纳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科学阐释、专业攻关，挖掘“金道锡行”历史价值。围绕“金道锡行”研究设立科研课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联合攻关，推出一批“金道锡行”系列论著，搭建“金道锡行”科研平台，打造全国青铜文明考古数字资源中心，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活化利用、动态发展，丰富“金道锡行”的时代价值。以“金道锡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代表性人物、事件、文物和景观为素材，举办系列主题展，绘制数字化地图，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和主题IP，打造文化、影视和文创产品，以体验式、沉浸式、数字化的方式讲述青铜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将活化利用深度融入沿线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域旅游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方面，通过文化遗产展陈、文化遗产示范旅游线路等系列工程，让“金道锡行”文化线路成为沿线各族群众的致富路、幸福路。（完）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作者/李然 龚乔 胡飞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