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青冢寄真情——高君宇与石评梅（上）

01

高石之墓

三百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北京西城慈悲庵附近修建了一座陶然亭，取义于白居易诗句： “与君一醉一陶然”。 这里不仅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诗文楹联，也留下了不少革命家的身影。

1952年在此处修建了陶然亭公园。

公园中央岛北坡下的绿茵处，有一座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巨型石雕像。高君宇的墓碑上刻有石评梅亲自撰写的隶书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下接碑文的楷书小字写道：“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据考证，高君宇在照片上题写的这几句话，出自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颂歌》。

高君宇的墓碑

远在东汉时期，乐府民歌中就流传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的爱情故事。如今安徽庐江县修建了一处相思林公园。这当然不是真文物，只能引发今人的一些历史联想而已。 东晋时代，又有祝英台哭梁山伯坟“化茧成蝶”的故事。这当然更属于民间传说，所以全国各地的“梁祝之墓”有九处之多。

而陶然亭内保存的这座“高石之墓”，不仅是真实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带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既然是历史遗迹，当然会经受历史风涛的冲刷。目前人们看到的这座高石之墓，其实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高君宇与1925年3月5日因猝发盲肠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29岁。同月30日，“高君宇追悼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赵世炎主持，邓颖超等百余人参加。

同年5月8日，高君宇安葬于陶然亭——这是石评梅根据高君宇遗愿操办的，因为高君宇认为当年的北京城已被权贵的马蹄践踏得肮脏不堪，只剩下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安葬费用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组织支付，石评梅主动垫付了购买墓碑的不足之款30元。

三年后，即1928年9月30日，26岁的石评梅因流行性脑膜炎兼蔓延性支气管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灵柩先存放于北京下斜街（原属宣武区，现属西城区）的长寿寺。

1929年10月2日，石评梅的灵柩也安葬于陶然亭，位于高君宇墓的右侧，墓碑正面刻的是“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碑基正面镌刻着“春风青冢”四个大字。

两墓形状相似，成双并排。石评梅的双亲还委托其友人陆晶清将一个红漆木盒作为殉葬品，盒内装着评梅儿时的梳头工具和几件心爱的玩具，还有六枚图章和一件玉器，一支钢笔。

高石之碑第二次变迁的情况是：1952年，北京市政府以陶然亭为标志开辟一座公园，发布了迁坟的报告，但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没有亲友认领，由施工单位迁往南郊。

周恩来总理视察公园施工现场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将高、石之墓迁回公园重新安葬，并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于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周总理及其夫人邓颖超多次凭吊过高石之墓，并向同行人员讲述他们的动人事迹，抒发缅怀之思。

然而，在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却推倒了高、石的墓碑。公园的职工为避免墓碑被砸烂，特移至“花卉班”当石凳石桌使用。

1973年冬，身罹绝症的周总理对高君宇之侄高培春的来信亲自批文，责成北京市民政局将高君宇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按地委级待遇，而将石评梅骨灰存放至老山公墓。事后，石评梅的骨灰盒因三年无人缴纳存放费，被管理单位深埋于地下。

1984年清明节，高君宇、石评梅之墓第三次安葬于陶然亭。

高君宇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党旗，而石评梅的骨灰却未能找到，只在棺内存放了一张骨灰证，一幅带框的遗照，一件玉器，一支生前用过的钢笔。 高、石两棺之间有一截短墙，表示他们生前未能实现结婚的夙愿。

首都四百多名青少年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了高君宇、石评梅塑像的剪彩仪式，此后“高石之墓”成了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

02

象牙戒指

《象牙戒指》是女作家庐隐192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曾于《小说月报》连载，193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书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女主人公张沁珠以石评梅为原型，评梅乳名为元珠；男主人公伍念秋以石的初恋对象吴天放为原型，“吴”与“伍”英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均为“W”；另一男主人公曹子卿即以石的爱人高君宇为原型。

曹子卿在小说中亦名“长空”，估计跟高君宇名字当中的“宇”字和曾使用过“天辛”这一笔名有关。

在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中，为什么首先要援引一部小说的细节呢？

因为这是一部纪实小说，虽然不排除有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均有史实依据。庐隐跟石评梅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又读过石评梅的情书和日记。在这些情书和日记佚失的情况下，这部小说的史料价值就更显其珍贵。

在中国新文学早期，庐隐跟冰心、林徽因并称为“福州三才女”，受到茅盾等前辈作家的首肯，其《象牙戒指》多次出版，影响面较广。

这部小说的梗概是：女主人公张沁珠是一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的学生，虽然长得并非特别漂亮，但有一对似蹙非蹙的眉毛，和一对常噙泪水的眼睛，风度不凡。她父亲年迈，特意拜托他的一位学生伍念秋陪伴沁珠同乘火车赴京上学，双方得以结识。到北京后，沁珠一度住在旅馆，念秋天天都来照应，交往日增。双方都感兴趣的是谈论“诗”的问题，有时也同游颐和园。念秋是一个小白脸，又擅长言辞，使沁珠洁白的处女心上第一次镂上了对一个异性的印象。

有一次，两人同游西山碧云寺时，念秋陡然拉住了沁珠的手，明确示爱。但后来，念秋终于向沁珠坦白，他已经结过婚了，并且还有两个孩子。沁珠听后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但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念秋为此又为沁珠写了很多情诗，并表示愿意离婚。

沁珠的朋友觉得念秋的做法不对，因为自己既然有妻子，为什么还要苦苦纠缠其他女性？沁珠却觉得念秋的做法并非不可原谅，因为“情感是个魔鬼，谁要是落到他的手里，谁便立刻成了他的俘虏。”

但为了避免念秋夫妻不和，沁珠决心跳出这个感情漩涡。她退回了念秋整整三年寄给她的信和诗，明确表示希望像被风吹散到碧水之上的花朵，让这段友谊随波而逝。

沁珠跟念秋绝交之后，一度悲凉沉默。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沁珠又结识了一位英爽中含着温度，但谈吐又不失锋利的青年——即小说中的曹子卿。他们的交往使沁珠走出了情感的噩梦，治愈了受伤的灵魂。

在一次郊游之后，沁珠得了猩红热，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亏曹子卿全身心照顾，方得以康复。这也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但造化弄人的是，子卿也是一位已婚男性。

跟念秋不同的是，子卿的婚姻是似有实无。十七岁那年，子卿中学毕业，急于到外地深造，而年迈的祖父却以立即成家作为他离家的唯一条件。最后子卿被迫跟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举行了婚礼。入洞房那一夜，子卿因抑郁而咳血。在婚后七八年中，他跟妻子相聚的时间最多不过四个月。而这四个月中，他又整整病了三个多月。所以，子卿决定跟包办的妻子正式离婚，跟沁珠结合。因为“神龛不曾打扫干净，如何能希冀神的降临”？

关于子卿追求沁珠的情况，小说中除提到海誓山盟和一天一信之外，还有两个细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细节是：子卿给沁珠的信中夹了三张红叶，每张上都题了诗句。

第一张写的是：“红的叶，红的心，燃烧着我的爱情。” 第二张题了一句旧词：“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口先成泪。”第三张题写的是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另一个细节是：子卿从外地给沁珠寄来了一对纯白而雕饰细致的象牙戒指。子卿在给沁珠的信中写道：“当然那东西在俗人看来，是绝比不上黄金绿玉的珍贵，不过我很爱它的纯白，爱它的坚固，正仿佛一个质朴的隐士，想来你一定也很喜欢它，所以现在敬送给你，愿它能日夜和你的手指相亲呢！”

子卿向沁珠示爱的同时，也坦陈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子卿说，他在结识沁珠两年前就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并且是驻北京的重要干部。如今，根据组织安排，他立即要南下广州，因而被北洋政府的军警监视。

临行的前一夜，子卿满身戎装，带着假须，跟沁珠深情道别。他说，“我目下负着一种重大而急迫的使命，正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希望离开之前沁珠在情感上能给他吃一颗定心丸。

沁珠对子卿的革命活动表示支持，回答说：“那么现在你已经得到定心丸了，你可以去努力你的事业了。”然而，在婚姻问题上，沁珠的内心一直都在纠结，迟迟无法决断。她感到如果因为她破坏了别人的姻缘，就会成为罪人。她本身就是个“不幸的生物”，更不能因自己的不幸再去影响另一个无辜而不幸的女人。她虔诚地希望子卿能因为革命工作而忘却其他的一切，从广州回来之后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就好了。

子卿从南方回北平之后，有一天下午跟沁珠同游陶然亭公园，不知不觉走到了一座建筑美丽的石坟前，坟前有几张圆形的石凳。两人坐下后，子卿忽然说：“这里是一个好地方，是一幅凄绝的画景，不但充塞着文人词客的气息，而且还埋葬了多少英魂和艳魄。” 子卿希望他死后也埋在附近，并伤感地说：“总有一天你要眼看我独葬荒丘。”

沁珠顿时想起德国作家施托姆的爱情中篇小说《茵梦湖》里有一句名言：“死时候呵死时候，我只求独葬荒丘。”便安慰道：“怎么，我们都还太年轻呢，那里就谈得到身后的事。”没料到这番谈话，日后竟一语成谶。

子卿身体本来羸弱，沁珠的纠结更使他抑郁，终于有一天病倒了，又吐血，开始住进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病情加剧之后又搬进了协和医院，不幸英年早逝。

临终前他给沁珠留下了一封情书，还有一张四寸照片，照片后面题写的是：“我的生命如火花之光明，如彗星之迅逝。”遗体的手上就戴着那只白如枯骨的象牙戒指。

子卿之死，使沁珠痛不欲生，几度昏厥，但仍坚持替子卿料理后事，将子卿埋葬到陶然亭畔他原指定的那块地方，并在灵前敬献了一枝寒梅。沁珠在坟前祝祷道：“请你恕我，我不能使你生时满意，然而在你死后，你却得了我整个的心；这颗心，是充满了忏悔和哀伤！唉，一个弱小而被命运播弄的珠妹，而今而后，她只为纪念你而生存着了。”

子卿的葬礼之后，沁珠常去子卿那块刻着绿色字的白石碑前哭坟，痛惜他们数年间的冰雪情感到现在只博得饮恨千古。她面对子卿的石碑发誓：“我誓将我的眼泪时时流湿你墓头的碧草，直到我不能来哭你的时候。”

三年后，沁珠不幸病逝，在日记扉页上写下了“矛盾而生，矛盾而死”这两句话。

众所周知，庐隐虽然是呼吸五四时期新鲜空气而成长的一位杰出女作家，但因为36岁即死于难产，她的脚步并没有随着大时代而大步跨越，因此，她对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境界不可能有深入开掘，因而在作品中也未能充分展现。特别是子卿对沁珠精神成长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更为缺失。

不过庐隐在作品中发挥了她作品中多自传性内容和多浪漫哀婉的风格，相对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末期一个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

03

高君宇其人

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太原市娄烦县）。父亲高配天是老同盟会员，后经商；母亲是普通家庭妇女。 高君宇七岁开始读书，二十岁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早班。

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牺牲或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的话，那高君宇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先驱。

早在1919年，23岁的高君宇就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成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高君宇参加了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该会英文组的负责人之一，并跟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等举行了座谈。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同月，又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高君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于同年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初，高君宇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高君宇作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高君宇等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协助孙中山推行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

1923年2月，高君宇领导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1924年，高君宇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同年9月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因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而负伤。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促成召开国民会议，抵制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

1925年，高君宇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3月6日，因急性盲肠炎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29岁。

作为一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君宇关注国内国际问题，包括工人、商人、学生、妇女问题，编辑过党刊《向导》周报，并在该刊代替陈独秀回答读者的质疑，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深入研究不够，因此未能明晰展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君宇很早就正确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一是封建军阀，二是帝国主义。他的政论不仅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倒行逆施，而且将矛头直指位于总统之位的黎元洪。

由于各派系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支持，所以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列强企图对中国实行“国际共同管理”的图谋；也反对一部分知识界人士醉心于英美政治体系。当一些知识界人士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他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美国亦在反对之列”（1922年7月2日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的发言，见《高君宇文集》第64页至6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他认为，“人不可无主义，工人阶级更需要有政治理念。”但鉴于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在政坛上单打独奏的程度，高君宇一直坚持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对内吸收一切革命势力，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夺取政权。

因此，在协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制定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高君宇鞠躬尽瘁，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高君宇在1924年撰写的《怎样运用政权为人民谋幸福》一文中作出了科学的解答：“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清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高君宇文集》，第194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出版）

笔者之所以全文照引高君宇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深入了解他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第一代先驱者的“初心”。

04

才女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乳名元珠，学名汝璧，字评梅，山西平定县（现划归阳泉市）人。父亲石铭，字鼎丞，是清末举人，历任教官；母亲李氏，是石铭的继室。兄名汝璜，系嫡母所生。

1913年，石评梅入太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补习班，崭露出她的文学才华。1920年，石评梅毕业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负笈抵京。

不巧那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升格为女师大）不招收文科生，而评梅又不愿意学理科，遂考入体育系，想学成一种专业技能。评梅虽然多才多艺，擅画梅，能弹琴，会滑冰，但她还是以文学创作蜚声文坛。

石评梅是1923年夏秋之际离开女高师到北师附中任教的，而鲁迅正式到女高师授课是1923年10月13日，所以严格来说他们之间并无师生关系，但评梅对鲁迅非常尊重。

据评梅的学生颜毓芳（一烟）回忆，评梅曾向她推荐鲁迅的作品，称鲁迅为中国“杰出的大文学家”（《回忆我的好老师石评梅》，卫建民编选：《魂归陶然亭——石评梅》，第54至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评梅还向学生介绍，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北师大附中校友会发表过《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讲演，提倡一种“泥土精神”，因为天才的花朵要靠泥土培养，没有泥土，在水中只能浸泡出绿豆芽。

评梅在参与编辑《妇女周刊》期间跟鲁迅也发生过联系。评梅在北京参与编辑过两种副刊：一种是《京报》副刊之三《妇女周刊》，另一种是《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都受到了鲁迅的关注。

这两种副刊都是以蔷薇社的名义编辑的。实际上蔷薇社是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发起人是北大女生欧阳兰，由她联络了一些女师大的毕业生和在校生作为骨干，其中就包括评梅和她的好友陆晶清。

《妇女周刊》1924年12月10日创刊，至1925年12月19日共出了50期。主要撰稿人有6人，社外投稿者不到20人，发表文章57.5万字。创刊不久就发生了欧阳兰的剽窃事件，搞得声名狼藉，只好由陆晶清接编。但陆编了一个月后父亲去世，回云南奔丧，于是由评梅接编了两三个月。

1925年4月30日，许广平在致鲁迅的信中谈到陆晶清走后，“恐怕纯阳性（按：指男性）的作品，要占据《妇女周刊》了（除波微一人）。”“波微”是评梅的化名。在致焦菊隐的一封信中评梅曾说，“波微是君宇在‘二七’逃走时赠我的名字，因为我们都用假名的缘故……他喜欢Bovia这个名字10年了。”

同年5月3日，鲁迅在复信中肯定了《妇女周刊》的文艺色彩，但认为它的不足之处是“评论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两地书·十九》）鲁迅认为，《妇女周刊》的作者队伍中吸纳男性（所谓“纯阳性”）“也不坏”。

1925年底，鲁迅在《妇女周刊》的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杂文《寡妇主义》（后收入杂文集《坟》），揭露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这种女性“自立之后，又转而凌虐还未自立的人，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并指出杨荫榆推行的“寡妇主义教育”，只能使女青年失去朝气，像中了邪似的，变得萎缩、呆滞，失去青春的本来面目。这是教育界的一种危险倾向。评梅是鲁迅学生陆晶清、许广平的共同朋友，鲁迅给《妇女周刊》投稿，跟评梅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评梅的名字在《鲁迅日记》中只出现过一次。1926年8月26日下午4时25坟，鲁迅与许广平乘火车南下。《鲁迅日记》所载的14个送行者中，就有评梅的名字。

此后，评梅还写过一篇散文《社戏》，描写北伐成功之后家乡旷野戏台上演木偶戏的情景，题材和风格显然受到了鲁迅同名作品的影响。

1923年6月下旬，评梅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毕业，经鲁迅挚友、女高师校长许寿裳推荐，师大附中校长林砺儒特聘评梅为该校女子部学级主任兼体育教员、国文教员。林校长选择教员的标准时“德行、技术、才干三项并重”，评梅的条件让他十分满意。

除主要任职于附中女子部外，评梅还曾在春明公学担任义务教员，又短期兼任过公立第一女子中学和若瑟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

石评梅在教学上，一是注重“德育”，二是注重“情育”。“德育”主要指品德教育。她的学生颜毓芳（笔名“颜一烟”）是当年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曾在“石评梅先生追悼会”上致哀悼词。

颜毓芳回忆说：石评梅当师大附中的女生部级主任时，第一课就是讲解孙中山的《总理遗嘱》，帮助学生了解“革命”二字的概念。她希望学生能有奉献精神：“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对别人有点用。不能做大事，就学蜡烛为别人发那么一点儿微光吧。”

评梅还在课堂上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三·一八惨案中烈士的事迹，乃至李大钊、赵世炎等革命先烈的事迹，让学生体会到“革命”并不是与己无关、遥不可及的事情。

“情育”主要指情感教育。石评梅十分爱她的学生。学校规定，学生一星期做一次作文，老师下一星期批改一次。但石评梅认为提高作文水平的主要途径是经常练习，便不辞辛苦，改半月一次作文为一周一次作文。

评梅因单身一度住校，住校生下晚自习后常聚集在她的宿舍谈笑嬉闹，此时师生之情就转换为姐妹之情。无怪乎北高师附中的校长林砺儒说：“她教学的方法，纯粹是感化的力量。”

1928年春天，华北地区的运动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评梅担任教练的北师附中女子排球队荣获了亚军，冠军队是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队。这是初中女生队跟大学女生的比赛。能取得这种成绩，实可谓体坛奇迹。

关于评梅任职期间的表现，学校和学生两方作出了公平评价。校方认为，评梅任职的六年中，品学才干已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现在网络上流传一句讽刺语，说凡语文成绩不好的学生都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但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评梅还兼任《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在国内文坛很负时誉。这就打破了“体育老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偏见。

对于学生而言，评梅既是严师又是朋友。1928年10月1日，北师大附中因评梅的去世而停课一日。女生全体整队前去协和医院送殡，男生各班也派代表参加，共二百人。学生上午十点多即从协和医院出发，直到下午一点将评梅的灵柩送到下斜街的长寿寺停灵。

1928年10月1日，《世界日报》印行了一份《石评梅纪念特刊》，其中收录了“菊农”撰写的《学生的哭声》一文，说：“入殓的那一天，她的二百多位学生都到医院去，有的放声痛哭，有的如痴如呆，有的饮泣，有的落泪”，真实表达了师生之间的深情。

10月13日下午，北师大附中的师生又在学校操场召开了评梅追悼会，参加者还有评梅兼课的若瑟女校和女一中的学生，共五百多人。在北京教育界，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陈漱渝/文

—未完，待续—

节选自《高君宇石评梅情书全集》一书。

陈漱渝(1941-)，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鲁迅研究室主任。原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等，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

曾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和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专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搏击暗夜:鲁迅传》等。合著若干。先后在报刊等发表研究论文300多篇。

《高君宇石评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

中国青年出版社

高君宇 石评梅/著

陈漱渝/编注 张瑞霞 /整理

他是热情奔放的北大才子、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革命先驱，对爱情纯粹又赤诚，革命与爱情两不误。

她是有名的才女、作家、诗人、报人，早期女权思想的启蒙者，为女性解放和意识觉醒摇旗呐喊，渴望爱情却又坚持独身主义。

他们相识于同乡会，她仰慕他似火的革命热情，他欣赏她很好的才华。面对他的热烈追求和表白，受过情伤的她犹豫、纠结，爱的心门紧闭。本该有情人终成眷属，无奈他们一次次错过，空留遗憾与伤悲。

【作者简介】

高君宇( 1896-1925)，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太原市娄烦县)人。他是的学生，中国共产党早期有名的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是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健将。1920年与邓中夏一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他按照组织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孙中山秘书，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因积劳成疾，1925年在北京病逝。

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县人，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我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和拓荒者、报人。原名汝壁，笔名评梅，曾用笔名波微、心珠、梦黛等。曾编辑《京报·妇女周刊》《世界日报·蔷薇周刊》。1928年病逝。她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有“北京有名女诗人”之誉。作品大多以追求爱情、真理，渴望自由、光明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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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