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是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须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但在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一定障碍,其国际化传播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顺畅,甚至存在困境。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困境:“出圈”有难度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是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方面。强,一方面是自己要真的强大;另一方面,要能影响别人、感化别人,才能真正体现文化的力量。所谓的“软实力”,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实力”。自信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一方面,它需要以“自强”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包含外界对自己的评价。通常而言,外界评价越高的人,越容易自信。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自信自强”,不仅要自己“信”、自己“强”,也要别人“信”、别人觉得“强”。
如何让别人“信”?除了请外国人来做客,只能靠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了。
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存在明显的反差:强的很强,弱的很弱。强的方面,我们的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电子竞技,以及微博、抖音、微信、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在全球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文化产品,都是我们“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结果。
弯道超车、后来居上,通常情况下,只能是非常现代化的产品。打个比方,国外发展3G网络,我们跟在3G后面追,很难追得上,我们干脆放弃3G,直接更新换代,发展更先进、更具现代感4G网络。在科技等领域,这种升级换代是一种极好的策略;如果放在文化领域,就有问题了:我们的一代、二代、三代虽然落伍了,但依然有非常多的精华,我们能否把它们放弃,专心推广“四代文化”呢?显然不行。
越是像中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越是宝贵,越值得传播和推广。矛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和网络小说、快餐文化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谓价值连城;我们的快餐卖得火爆,价值连城的却少人问津!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免费甚至自己花钱向外推广的。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方面,我们可谓不遗余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用挑剔一点的眼光来看,也不难发现问题。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华人说、华人看、华人听”。无论是广播电视节目的落地,还是借助推特、脸书等国际化平台传播,观众、听众以及用户,还是华人华裔居多。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不是坏事,每一个在国外的华人华裔,只要热爱中华文化,就是一颗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华人华裔遍布全球,有华人华裔在的地方,就有传播中华文化的可能。但前提之一,是他要能影响到华人华裔之外的人群,要成为传播者。如果只是在华人圈子里传播,无法“出圈”,传播力、影响力显然要大打折扣。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中局限于“华人华裔圈子”,已经成了一个瓶颈。不突破,就会出现“中国故事中国人听”的窘境。
进入新世纪,国际上各种争端愈演愈烈,远有叙利亚战事,近有俄乌冲突。多位有识之士指出,博大精神的中华文化,早就提出了解决这些争端的最优方案;世界如果认同“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恐怕不会有这么多战事和争端。遗憾的是,能把中国文化了解到这种程度的外国专家,堪称凤毛麟角,更遑论政治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难题:语言与文化
在意识形态领域,尤其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冲突和斗争是难免的。这种冲突和碰撞,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之间在交流融合中出现障碍,“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互相攻讦、水火不容。抛开这些主观因素,即便友好国家之间,在文化交流、传播与融合中,也存在许多障碍。
毫无疑问,语言不通,是文化交流融合的最大障碍。解决方案当然有,比如推广中文。不过,学中文,对多数国家的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日常对话相对容易,一旦接触更深层次的东西,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往往越是深层次的,需要较高中文水平,甚至需要相当程度的文言文水准,才能接触和理解。《周易》《尚书》《诗经》之类,别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能真正读懂、读透的也不多。矛盾的是,越是这些“高深”的东西,越能代表中国,越是亟待向海外传播的内容。
把中华经典翻译成外文,是不二之选。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出了“《论语》译介工程”,将《论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就是个很好的案例。这样的译介工作,是向海外传播、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必须坚定不移、持之以恒。
但翻译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语言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障碍。“气”“阴阳”“道”等概念,在外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翻译家们绞尽脑汁,也很难准确地表达这些特殊词汇的真正含义。外国人要想真正地了解这些概念,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来中国,真正地看一看、感受一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座精美的圣殿,错综复杂,有些角落,宛如迷宫。《论语》中一会儿说“赐”,一会儿说“子贡”,其实是一个人,差别在于有时候用的是“名”,有时候用的是“字”。电影《满江红》中,假秦桧最后朗诵《满江红》一词之前,说了句“鹏举绝笔”,立即被网友挑出了毛病:在古代,“字”是尊称,一般是别人叫你的时候用;自己称呼自己,一般用“名”,所以此处应该是“飞绝笔”或者“岳飞绝笔”。如此复杂的传统文化,中国人有时候自己都弄不清,何况外国人呢?所以,除了翻译时存在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也是造成隔阂的重要因素。
那么,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有。
出路:跨语言、跨文字、跨文化传播
从广义上来说,传播的媒介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通过语言和文字。比如,你可以打一个“ok”的手势给对方,不需要说话和表情,同样也可以完成一次人际传播。在国际化传播方面,我们既要充分重视语言文字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坚定不移推广中文,让更多外国人感受中文之美和中华文化的魅力;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可以超越语言、跨越不同文化的。
不同的文化,代表了不同人类的“个性”,我们要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充分予以尊重。但在“个性”之外,人类也存在“共性”,比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超语言、跨文化的传播,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人类这一“共性”,寻找“最大同心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充分利用这种“共性”,尤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既然他们不懂中文、更不懂文言文,我们就把他们容易懂、好接受的东西,拿给他们看、拿给他们听!
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是艺术、表演类的内容产品。比如,说起《诗经》,外国人没有几个能懂;但如果把《诗经》唱出来呢?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下属的孔子博物馆,组建了“箫韶乐团”,结合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把《诗经》中的部分篇目排演成了乐曲,效果十分“惊艳”,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笔者把短短5分钟的小视频发给几个外国友人,博得一片叫好声:“虽然不懂歌词(其实就是《诗经》中的原文),但很好听!”
别说外国人,即便中国人,如果不看字幕,也没几个人听得懂歌词。这就跟外地人唱粤语歌一样,越是不懂歌词,越觉得好听。这是传统文化国际化传播中的一个心理学“秘笈”。
曾经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为什么同样的歌词,用粤语唱起来,比用普通话好听?”百分之八九十的网友都热情呼应,认为确实如此。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百分之八九十的国人都不懂粤语。不懂,会带来陌生感,陌生感带给人的心理作用,就是“初见效应”——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的感觉最好。
外语也是如此,一首英文歌,你听不懂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听;如果你想学这首英文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分拆开来,明白其含义、学会其读音了,顿时就觉得没那么好听了。所谓“粤语比普通话唱歌好听”,本质上是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因为你懂普通话,所以在听歌词的时候,大脑会不自觉地对这些文字进行分析、映照,跟读小说一样,把这些歌词像放电影一样在大脑中放映,一旦歌词不美,或者和你的思维相抵触,顿时就不觉得美了。
这种心理因素,在国际化传播中同样有效。尤其对歌曲而言,不懂的、非母语的歌词,魅力更加突出。这正是我们可以用力的地方。《诗经》编成歌,广受欢迎,《论语》《大学》为什么不能?当然能。
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不能教条。对外国人来讲,中华文化不完全是用来理解的,也可以是用来感受、体验的。感受、体验,是接纳、理解、认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步,而且是重要一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走出去”,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以先让歌声传出去,让世界从聆听中国声音,到关注中国故事,到学习中国文化。
概括而言,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传播困局,出路无非三个:第一是跨语言传播,第二是跨文字传播,第三是跨文化传播。
所谓跨语言传播,就是要跨越语言的障碍,中国人要学好外语,外国人要学习中文。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等机构联合举办了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以诵读竞赛的形式,吸引外国人用中文诵读儒家经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跨文字传播,主要是指将中华传统经典翻译成各种文字,让外国人可以“无障碍阅读”。这种翻译工作,显然要下大功夫,要克服翻译上的许多障碍,要精通两种文化、两种文字,殊为不易,但值得去做。核心问题之一,是不能将传播内容局限于学术层面,要通俗一些。以《论语》为例,它的原文,很多中国人看起来都费劲,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呢?经典的译介,要充分考虑通俗性、普适性原则。
跨文化传播,则是用超越语言文字的方式,让内容产品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群体间相通、相融,最典型的,是通过文学艺术、戏剧乐曲、书法绘画的方式传播。这类传播方式,可以轻松打破语言文字的障碍,给不同群体的受众带来共同的、相通的感受。
当然,这三种传播方式很难做出清晰的界定,无法严格区分,毕竟语言文字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这些概念,只是为了便于梳理。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改进国际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提升效能、避免教条,才能减少无用功,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高金国,笔名高了高,高级编辑,著有《好父母养出好孩子》《写给孩子的趣味中国历史(12册)》《少年读史记故事(3册)》《中国历史超好看(6册)》《人生是一场修行》《唐朝那层窗户纸》《齐国那些事儿》等图书3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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