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为何放弃蒙古沿用多年的律法，选择中原律法呢

元朝是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迅速展开了对外的征服。1234年，蒙古灭金，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区域。

1271年，忽必烈模仿中原王朝体制建立了元朝。1279年，元朝又统一南方，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的分裂对峙局面，实现了新的大一统。元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的重大变革，是创立了行省制度，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多个行省。

河南行省初建于至元五年（1268），定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全称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的全部以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地区。

元朝法制概况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其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实施与中原王朝有着极大不同。经过不立法制到蒙汉融合的发展，最终呈现出的法律形式是以条格、条例为主的形态。

从“法之不立”到“断案通例”成吉思汗在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蒙语大法令），将自己的意旨和命令书写成单独的条文，要求人元朝时期河南法制CultureCulture们遵守。

但大札撒主要是以蒙古族的习惯法和军事征伐时的严厉军法为主，内容比较简单，不适用于后来被征服的广大中原地区。灭金后，中国北方地区基本上沿用金朝《泰和律义》进行判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忽必烈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命大臣陆续议定了一些新的条格，至元八年（1271）在他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下令禁行《泰和律义》。

20年后，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了《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年（1291）正式颁行。《至元新格》的内容包括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实际上是一部内容简要的行政法，而不是律。

官吏在实际断案时，经常感觉到“无法可检”“无法可守”，只好从“旧例”，即到早已被禁行的《泰和律义》中去寻找依据，这就造成了法制上的混乱元英宗即位后，终于正式颁行了元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法典《大元通制》。

同年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大元通制》虽然是元代颁行天下的法典，但它与汉族传统王朝的“成律”存在很大区别。“条格”与“断例”是《大元通制》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条格”大体相当于前代的“令”，现存残卷；而“断例”部分已经亡佚。

《大元通制》的编纂方式，就是将以往朝廷颁布的各种条格和断例，进行删节挑选。这种编纂方式，存在着很多弊端。至正六年（1346），元顺帝又命人在《大元通制》的基础上，重新删定条格和断例，编成《至正条格》并颁行天下。

但这部书和《大元通制》的体例并无二致。因此，它也同样存在着“轻重不伦，吏得并缘为奸”的弊病。在《至正条格》颁行之后，元朝马上又开始了新的修律工作，但很快随着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爆发，修律工作也只能不了了之。

有元一代，始终没有编成像唐、金那样形式完备的法典，而只是删修累朝的格、例，结果形成了所谓“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局面。元代的单行法与条格、断例由于“不立法制”，元代法律主要是由皇帝所颁布的各种圣旨、诏令，即所谓“条画”的形式所构成。

这些“条画”实际上就是针对各种刑事、民事法律事务而制定的单行法。元代法律的构成，主要包括“条格”和“断例”两种形式。“条格”大体相当于前代的“令”，从篇目可以看出，其内容主要是元朝各级官府的行政法规。其中也包含了“格”“式”的某些内容。

元代的“断例”是按照《唐律》的名目进行编排，主要内容是将那些“断一事而为一例”的“断案事例”进行汇编，上升为对同类案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通则性的“断案通例”，是成文法与判例法的有机结合。“因俗而治”“酌古准今”是元代法制建设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蒙汉各族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

元朝时期河南法律制度的实施元朝法律制度在河南地区的实施，也表现出与前朝不同的特点。行政法律制度元代行政制度建设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行省制度的设立。行省，全称行中书省，原来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演变成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

行省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变革，“省”的名称一直延续至今。元初最早设立有6个行省，以后陆续增加，到文宗至顺元年（1330），全国除中书省直辖的河北、漠南、山东、山西（“腹里”）等地和宣政院直辖的吐蕃外，还有11个行省。

另外，还在边疆地区专设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4个行省。其中，河南行省设立于至元五年（1268），比其他行省稍晚，但地位却很重要。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正式将河南行省改为河南江北行省，辖区有所扩大，把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间的广大区域都包括进去了。

河南行省的长官，包括丞相（不常设）、平章政事、左丞相、参知政事等，总领一省之事。又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等，相当于河南行省的首领官，主要负责“董正六曹，弥纶省闼，纪纲百司，举正文书之稽失”，在行省庶政办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南行省长贰诸官在处理政务时通常采用分领制和圆议连署制。

分领制，即军事、钱谷、屯田等分别由一二名官员专门提调。同时又实行圆议连署制，所谓“谋不专成，动必问法”，决策的制定必须由多名长贰官员共同议定，在案牍上署字方可施行。刑事法律制度忽必烈即位后，仿照中原传统建立起官僚制度，实行迁转法，逐渐将中原地区各世侯的权力收归中央。

在刑法上，继续沿用“旧例”即前金《泰和律义》进行裁判。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以后，元朝的刑法体系才真正确立起来。元代刑法大体仍然延续传统中原王朝的“五刑”体系，但在具体的规定上，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特点。

元代的“五刑”包括死刑、流刑、徒刑、杖刑和笞刑。元初的死刑，有绞、斩两种，后来因为“绞、斩相去，不至悬殊”而取消了绞刑。此外，还保留了最残酷的凌迟之刑，作为对特别严重罪行的惩罚。

民事法律制度元朝的民事法律规范，在基本方面沿袭了唐宋金诸朝的中原汉法传统，但在一些方面仍反映出蒙古习惯法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物权、户籍、婚姻、继承等方面，表现最为明显。元朝关于所有权的规定沿用唐宋制度，其中关于无主物的规定则比较特殊。

元代的无主物称为“阑遗”，蒙古语为“不兰奚”（或写作“孛兰奚”），主要是指无主的奴婢和牲口。《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阑遗门》规定：阑遗奴婢、牲口，若公告十天，无人认领，即由官收。

元初设有专门管理不兰奚的官员“不兰奚赤”，后来又成立了专门的阑遗监，作为专门机构。在户籍制度上，从蒙古国到元朝，先后进行过四次人口登记，被称为“扩户”或“料民”。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在对中原人口统计的基础上，元朝颁布了《户口条画》，“分拣定夺各色户计”，确定了元朝的身份和户籍制度。

百姓的身份有驱奴和良人之别，同时又有“诸色户计”之分。所谓户计，就是将全国居民按照种族、等级、职业等，进行区分并专门管理。元代的户计种类非常多，比较重要的如民户、军户、站户、儒户、医户、匠户、僧户、道户、驱户等。

各种户计一旦入籍，便不许变动，而且世代相袭。另外，元代也沿袭前代实行户等制，按照土地、家产的多少，将各色户计划分为三等九甲，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元代在婚姻法方面最大的特点是关于收继婚的规定。

收继婚是蒙古族旧有的婚姻习俗，它与中原传统汉法中“亲属不婚”的一般性原则严重抵触。元初，依照“各依本俗”，曾禁止“汉人、南人”实行收继婚，如至元七年南京路发生的一个案例中明确规定“汉人不得接续”。

随后元朝政府在对收继案例的处理方面，逐渐限制了收继的范围，例如定婚不收继、有妻不收继、守志妇不收继、抱乳小叔不收继、远房小叔不收继、僧人不得还俗收继等。在财产继承方面，与宋代及以前各朝不同，元代规定妇女出嫁后自动丧失对娘家财产的继承权，母亲、妻子无权单独继承财产；

同时妇女本身包括其子女皆被视为夫家或家族的私有财产。丈夫亡故，家庭财产归子女继承，无子女可由侄子女继承。其中，无男性后嗣的家庭，则为绝户。关于绝户产，元朝规定“在室女”也可以全份继承遗产，这也是元代继承法的一个特色。商事法律制度元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纸钞，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钞法。

通行的钞币基本上以中统钞和至元钞为主。钞币印发皆有钞本即准备金，初以丝为本，后改为银。朝廷在各地设置了平准交钞库，负责钞币的兑换和管理，并对钞币的行用、倒换、伪造、挑补等均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元代对盐、茶、酒等一些特殊商品实行专卖，尤其是盐课的收入，在元朝的岁入中占很大比例。政府发行盐引，盐商必须凭盐引运销食盐，无引私卖盐者被称为私盐，朝廷颁布了严厉的刑法处置私盐犯罪。茶的管理与盐有所不同，在各产茶地设置专门的榷茶提举司，茶商运销茶叶要使用政府颁给的茶引，零售商人要有茶由，茶商还需要有公具才可以进山装发茶货。

元代起初对酒、醋也实行榷沽之法，中期以后改为民间门摊散办，政府征收课程，酒课实际上成为一种税收的名目。在商税方面，从窝阔台时期蒙元政府就已经在“汉地”即中原地区设立了十路课税所，开始征收包括商税在内的各种税。其中商税“三十取一”，这是元代通行的制度，元朝建立以后仍被一再重申。

商税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税，粮食、日常用品、牲畜、房屋、土地的买卖都要交纳商税。元代商税“有住税而无过税”，也就是说元代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不收税。元朝在全国很多地方设立了专门征收商税的机构“税务”，亦称“税使司”，在大都、杭州等地分设税课（后改宣课）提举司管辖各地的税务。

河南行省共设税务三十四处。其中汴梁、卫辉等地税务征税额在三千锭以上，是中原地区比较重要的商业地区，商税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