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错了？严复对了？涩泽荣一成了？

岁次甲辰，令和六年，新版1万日元的票面人物从福泽谕吉换成了涩泽荣一（1840-1931年）。

早在2019年4月9日，时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就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2023年4月14日，日本银行正式公布将在2024年上半年发行新版日元纸币，包括1万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

1000日元上印着的人物是“日本近代医学之父”北里柴三郎，5000日元上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女子教育先驱者”津田梅子，1万日元上的涩泽荣一则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

在中国，很多人之所以知道涩泽荣一，是因为他著有《论语与算盘》一书，并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

新版日元票面人物中的儒商典范：涩泽荣一

与中国的“状元企业家”张謇（1853-1926年）的含恨而终不同的是，比其年长13岁的涩泽荣一则以商业成功和道德文章泽被后世。他在政商之余暇撰写了《论语与算盘》，以明“士魂商才”。

日本平安时期的菅原道真（845-903年）讲过“和魂汉才”，据此以发挥，涩泽荣一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卓见。他说：

“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

不过，涩泽也马上强调：

“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么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有人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骗、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够离开道德，当然就要靠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然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

可见，涩泽认为《论语》不仅可以培养士魂，而且能够培养商才，乃至可以作为处世之道的金科玉律。涩泽夫子自道：“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涩泽荣一在自觉的层面继承了孔门做人与“理财”的思想，不仅身体力行地开创了日本工业化的时代，而且著有《论语与算盘》等书，立功立言，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 “日本近代化之父”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等。涩泽先生本人集士魂与商才于一身，可谓现代儒商之典范。

旧版日元票面人物福泽谕吉——与严复的比较

相较于涩泽荣一，世人了解福泽谕吉（1835—1901年）的相对较多。他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很多人都赞赏他的“脱亚入欧论”和富国强兵思想。

然而福泽谕吉这代人也给日本带来了战争的灾难，穷兵黩武的富强路线随着日本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被反思、被超越。不过，福泽谕吉本人于1984年登上1万日元纸币，哀荣备至。

而比他小19岁的“中国第一个现代思想家”严复（1854-1921）却是一个悲剧。其思想是如此深邃，乃至“前（人）后（人）左（派）右（派）”都不能理解。

首先，严复敏锐地发现了英国崛起的原因在于“群己权界之划分”以及对权利的法律保护，在于自由市场的经济环境，在于以代议制政府为抓手的民主制度。法治、自由与代议制政府，这三个因素当时英国人都不甚了了，严复却“一击而中”。

又如，他将密尔的「On Liberty」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可谓“信达雅”兼备，后来者翻译成《论自由》或失之于望文生义。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是让每一个大德大贤的内心都纠结不已的问题。把“Liberty”揆之以群己权界，问题意识鲜明，一目了然。

复次，严复将赫胥黎（1825-1895年）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翻译成《天演论》，不仅保留了天的神圣性的维度，涵摄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息之《易》学理念，对于世道人心之收拾更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后来者以“进化论”进行宣传，几乎一夜之间，弱肉强食、只知权力不知道义的丛林理念不胫而走，造成了许多有如孟子怒斥的“率兽以食人”的人间惨剧。

反观福泽谕吉，以“脱亚入欧”的粗浅之论，借明治维新之国运大势，居然爆得大名，不仅让日本在穷兵黩武的路上几乎“一亿玉碎”，而且漂洋过海，西来中原，成为一帮只知富强不知仁礼者的膜拜对象。

当然，福泽谕吉本人是以伟大的教育家身份垂范后世，其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更是有口皆碑，树人无数，特别是培养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此次新版日元5000元的票面人物北里柴三郎当年就是受到福泽谕吉的邀请，回国出任私立大日本卫生会之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一职。

汉语词汇如“竞争”“借方”“贷方”等，都出自福泽谕吉对西方术语之翻译。福泽谕吉对儒家进行深刻批判的底气，来自其本人对儒家经典的熟稔。他夫子自道，说自己把《左传》读了十几遍。类似地，日本著名思想史大家丸山真男则坦陈，自己喜欢的是歌德而不是日本的俳句。

从东亚现代化的讨论到儒家经济圈的崛起

以上对福泽谕吉、涩泽荣一、严复——包括一笔带过的张謇和丸山真男的讨论，是着眼于东亚现代化或许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识之士都为之着迷。

史学家马若德（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1930-2019年）1980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文指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点光晕而已。”

历史证明他确有远见。

其实，儒家经济学源远而流长。熊彼特（1883-1950年）慧眼独具，发现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只有儒家认真地思考过经济学问题，而且资源丰富。

这些思想的整理要等到1911年陈焕章以《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这篇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坊间熟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曾在19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上为该书写过一篇赞赏有加的书评。

陈焕章（1880-1933年）既是前清的进士，也是美国的博士，可谓空前，更是绝后。他总结的儒家经济学思想（或据陈先生本人的翻译称为“理财学”）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前馆长钱存训（1910-2015）认为，美国政府深受陈焕章这一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美国1933年第一次颁布《农业调节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借鉴了东方古老的平粜（tiào）制度（注：丰年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粟，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实现了粮食的国家战略储备，为美国战胜大萧条甚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对于新儒家学派自身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学术预言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更是躬身入局的实践。从熊十力开宗立派以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四先生在1958年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坚信文化之复兴，国族之崛起，当然包括经济之成功。

杜维明先生在1988年荣选为美国人文社科院首位华人哲学院士后，就在夏威夷组织召开了“儒家世界观察”的学术会议，讨论了东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

2014年，涩泽荣一的曾孙涩泽雅英先生以耄耋之年，率涩泽荣一纪念财团代表团参加了由长江商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儒商论域”年会。从2014年到2019年，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小松谆悦等先后六次莅会，为弘扬儒商精神、建立儒商认同做出了贡献。

2017年，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敏锐地发现，东亚的八大经济体（中国大陆/内地、中国港澳台、日、韩、新加坡、越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6年已位居世界第一，为此提出了“儒家经济圈”的概念。

汉学、兰学与国学

艾森斯塔特教授（1923-2010年）没有去过日本，但他聪明地发现，虽然日本不属于任何轴心文明，但日本却消化吸收了几乎各大轴心文明，甚至没有留下营养不良的毛病。

魏晋时期，倭国已经向中原派遣使臣。据传，有使节还见过曹操。大唐盛世，日本几乎全盘吸收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明，以及以禅宗为精髓的中国化的佛教，即印度文明之一部分。

明治维新时期，以荷兰的“兰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影响日深。日本学者在学习反思“汉学”“兰学”的同时，提出了“国学”，三者成为掎角之势。

日本人发明的“国学”一词，被章太炎等留日学人不加思考地带回中国后，与其它日语汉字词汇（“和制汉字”）如社会、哲学、科学、民主等一起，成为一种“被污染”的现代汉语，为百姓日用而不知。

质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经过日本“转手”的“全盘西化”，这个过程导致国民心灵结构的扭曲和心灵积习之晦暗不明。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远。

近看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功劳有很大一笔要记在日本友人头上。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之后宝钢、扬子石化、武钢等一系列工业现代化项目都受到日本资金和技术的很大影响。

最后回到《论语》。

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赞赏“消除残暴恶行，废除刑罚杀戮”的治理国政之道。

朱熹为此做了注解：“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既有“和魂汉才”的涩泽荣一，用《论语与算盘》实现了经济之发展；又有“脱亚入欧”的福泽俞吉，用《菊与刀》实现了武力之强大。

但是，战争的残暴也是罄竹难书，惨痛的经验教训值得所有人引以为鉴，以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

笔者有幸见过九十余岁的涩泽雅英先生，其曾祖父涩泽荣一登上1万日元纸币，让人感觉日本或已“胜残去杀”，领先一步回归“礼仪之邦”。

和汉两千年，中日一水牵。中日关系历经劫波，彼此之间只能相濡以沫，而无法相忘于江湖，更不能兵戎相见。回看以大和民族为主体的东瀛列岛的民族与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民族之间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不禁让人唏嘘。

衷心祝愿儒家经济圈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的人，有意愿也有能力接受而不是拒绝启蒙价值，反思而不是盲从启蒙运动，超越而不是陷入启蒙心态，复孔孟之道，起“明治”之强，承“大正”之明，转“昭和”之罪，合“平成”之善，立“令和”之德，开万世之福。

No.567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王建宝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中国发展方式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院长暨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项目主任。

开白名单 duanyu_H｜图片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