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 | 仁人志士身上的君子人格

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把君子文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来，是我们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不仅需要从古代君子文化中发现那些在今天仍有意义、仍有价值、仍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内容，使之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且还需要对君子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具有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君子”，把这些并不遥远的“君子”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和直接榜样。

鸦片战争后的近现代中国，短短100多年间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由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上下求索、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在那个大时代中，君子文化也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内涵、新的意义、新的特点。“君子”的称谓，在今天也没有消失，仍然在百姓生活中经常使用；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却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保留着古老的道德内容，而且吸纳了新的道德观念。这些新的道德观念，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为价值取向，是近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精神境界和道德实践的升华，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在近现代中国，有一批被人们称为“君子”的仁人志士。这种新的君子人格，正是通过他们的生命跃动和风骨气节，典型而生动地体现出来。这就使君子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意义和特点。

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人们公认为“君子”者，首先当推“戊戌六君子”，即在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中牺牲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并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探寻中国的出路，正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所呼唤的：“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因此，在他们身上，既延续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舍生取义的君子人格，又体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种新的君子之德，标示了一种新的君子人格。

进入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大批决心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发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由此涌现了“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投身时代大潮，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当局惧怕救国会影响的扩大，将他们逮捕入狱。而广大爱国民众却对他们高度赞扬，称誉为新的“君子”。

“救国会七君子”的称谓与“戊戌六君子”的称谓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人对那些献身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的赞誉。“戊戌六君子”牺牲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而“救国会七君子”的爱国之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集合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正是这样，“救国会七君子”先后汇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沙千里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邹韬奋后来进入解放区，在临终前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被党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李公朴则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战斗。他当时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三个共产党员担任编委，使这个刊物实际上成为党所掌握的进步刊物。艾思奇的名著《大众哲学》，最初就是以《哲学讲话》为题目发表于这个刊物上，然后结集成书，流传至今。1946年7月，李公朴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为“救国会七君子”中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和朱德在唁电中称：“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这里所说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是古已有之的君子人格；而“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则是近代中国的君子人格。古与今的君子人格，在李公朴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了。史良同样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部长，以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

因此，从近现代中国发现“君子”，不仅是对中华美德和君子人格的一种自觉传承，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君子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趋势。君子人格在经过近现代中国与时俱进的古今转化之后，进一步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活力。正是这样，新时代君子文化的研究和发掘，不仅要面向古代中国，而且要面向近现代中国，面向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

原载：《学习时报》2024年3月8日第5版

作者：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