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类齐全的汉代手工业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转载请后台留言，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全文共9075字 | 阅读需17分钟

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叁期

一

两汉时期，由于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时，手工业门类齐全，技术进步，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尤以冶铁、丝织、漆器、铜器、造船成就杰出，有些工艺甚至长期影响后世。

图1,“卅湅”钢刀（东汉，1974年山东苍山出土，全长111.5厘米，刀身宽3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卅湅”钢刀的刀身有错金火焰纹和铭文“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吉羊（宜子孙）”由此可知此刀造于公元112年。经检测，其刃部含碳量为0.6%—0.7%。我们日常讲的铁实际上有生铁、熟铁之分，而生铁、熟铁、钢这三者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含碳量：含碳量低于0.04%的铁为熟铁（纯铁），含碳量2%—4.3%的铁为生铁，钢的含碳量在熟铁和生铁之间。以此说明，这把大刀是一把钢刀。

铭文中的“卅湅”，告诉我们它是怎么制成的：当年对铁器每加热锻打或折叠锻打一次称“一火”或者“一涑”，这把刀经过30次折叠锻打，故称“卅湅”。检测告诉我们，它的最初原料是“炒铁”。所谓炒铁，就是将生铁片或生铁块，在炒铁炉中加热至半熔融状，然后通过不断搅拌（即炒），增加铁和空气的接触面，使铁中的碳不断被氧化，随着碳含量的降低，生铁料成为固态的熟铁。人们再将炒铁（熟铁）进行一次又一次折叠锻打，一方面使空气中的碳渗进铁中，另一方面使铁的杂质被挤出，于是该铁器变得更加坚韧。实际上炒铁在反复的折叠锤炼中已经变成了钢，后世称之为“百炼钢”。西晋一位叫刘琨的人，针对这种多次“湅”的技术写了“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诗句，渐渐地“千锤百炼”“百炼成钢”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当然这种“百炼钢”的技术也广为流传，例如刘备就令“蒲元造刀五千口”，刃口刻“七十二炼”（陶弘景《古今刀剑录》)。《三国演义》讲赵云同曹军格斗时，他的剑将曹军的刀枪一一砍断，笔者猜测，赵云的剑应该是坚韧的钢剑。汉代得到钢制品的途径，不止“百炼钢”这一条，限于篇幅，其他的在此就省略了。

要想得到钢，首先要有铁，冶铁是汉代最大的手工业部门，目前在全国已发现汉代冶铁遗址30多处，其面积多在1万平方米以上，郑州古荥的冶铁遗址，面积更是多达12万平方米。古荥是汉代河南郡铁官管辖的第一冶铁作坊，简称“河一”，遗址中出土的陶范和铁器上的“河一”铭文，明确地印证了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并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铁官管辖冶铁作坊的举措（汉武帝设铁官49处，分布于今12个省份）。

图2 古荥汉代冶铁遗址

通过对该遗址的局部发掘，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座炉缸呈椭圆形炼铁炉残迹，其中1号炉缸面积8.5平方米，经研究复原，该炉高约6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生铁1吨左右。它不仅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两汉时期最大的炼铁炉，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炼铁高炉。在该炼铁炉周围，还发掘出13块大小不等的积铁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重约23吨，这足以让人们想象当年冶铁规模之大和产量之多。

现在着重讲一下汉代冶铁技艺上的部分成就。首先请您注意刚刚介绍古荥遗址炼铁炉时提到的“椭圆形”三个字，千万别忽视这一点，因为世界上所有冶铁炉的断面最初都是圆形，而从圆形到椭圆形，是一个重大的技术进步，美国、英国都是在1850年才建成椭圆形高炉，而且还被西方称为“新的创造”。大家知道，炼铁时向炉中输入氧气是技术关键，椭圆形高炉使炼炉的直径有了长、短径之分，从短径两侧进行鼓风，整个炉体都可以充分得到氧气，克服了风力吹不到大型圆形高炉炉缸中心位置的弊端，避免了炉缸中心部分温度上不去而出现的炼炉故障。

当年鼓风的重要器具是皮橐，山东滕县出土的一块“冶铁画像石”上，有一幅人们用皮橐鼓风炼铁的场景。我国自然科学史专家王振铎先生对皮橐进行了复原，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的“中国通史陈列”中进行了展示。皮橐的两端分别是进气口和排气口，排气口连接着通向炼铁炉的鼓风管，在古荥镇以及巩义铁生沟等汉代冶铁遗址，都发现了陶鼓风管。皮橐顶部装有活动吊杆，炼铁时人们不断推、拉皮橐，使其伸缩（那伸缩有点像拉手风琴），从而将空气排入鼓风管。东汉时发明了“冶铁水排”，利用水力拉伸或压缩皮橐进行鼓风，既可以节省人力还可以提高鼓风量，这种水力鼓风装置，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

图3 冶铁汉画像石拓片（滕州汉画像石馆藏）

二

2013年在成都“老官山”一座西汉的墓葬中发现了4部织机模型和15位漆木人俑（他们是不同工种的男女织工），墓主人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很可能是一位经营蜀锦生产的富婆。按照“视死如视生”的观念，她那座豪华的墓室中，不仅有供她出行的车马、饮酒的漆耳杯、制作美食的猪牛兔鸡，而且有供给她财富的工场。墓主人也许没有想到，她这种葬俗之举，使2000年后的人们能看到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这对研究中国纺织史，有着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出土的4部织机模型均为竹木制成，其中1部较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另3部略小。相关专家按照织机模型与那些织工俑的比例推算，原织机大约为2.5米高，七八米长，中国丝绸博物馆按照这种推算，复原了提花织机，很是壮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部清代的蜀锦机，高度、长度和它大体相仿。

图4 提花织机模型（成都博物馆藏）

从图片中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织机有一个4条腿支起的长方形机座，机座中间有4根立柱支起机身，机身中间悬挂着10余片综片（4部织机综片数目不完全相同，最多的为19片），这是织机最关键的部件，经过染色的丝线穿在综片上，形成织物的经线，通过提起不同的综片，来回穿梭，在经线上织出花纹。可以看出这张织机已具备了中国传统提花织机的各种主要部件，从性能上讲，已能织造多种复杂变化的纹样。机座底部有一个中轴踏板，这可以视为织机动力部分，织工踏动踏板使中轴转动，带动装有提综钩的传动机构，织锦程序就运转起来了。

据记载，我国在战国时期已出现踏板织机，因为有了踏板，就将织工的手解脱出来，能双手配合进行穿梭等工作。可以说，这种踏板织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把它誉为中国对世界纺织技术的一大贡献。以前我们只能从画像石上看到汉代踏板织机的形象，而且还只是织布的斜织机，这次则提供了踏板提花织机的直观资料。20世纪80年代，笔者曾看到两位来自成都的师傅操作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的那部清代蜀锦机，一位师傅站在花楼上，按照预定的花纹图样要求挽提相应的综片，另一位师傅坐在机座上，边踏踏板（几根并排的竹竿）边穿梭。汉代这提花织机，很可能也是一位工匠踏板穿梭，另一位工匠负责提综。

纺织业是汉代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它包括丝、麻两大类。从经营层面讲也是两大类，即官营和民营。官营的主要是丝织，供皇家和官府、贵族之需。民间的家庭纺织业，既生产丝织品，也生产葛布、麻布，除满足自身需要，更多的是作为商品投向市场。

汉代将丝织品总称为“帛”或“缯”，所以画在丝织物上的称为“帛画”，书写在丝织物上的文字称为“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四幅帛画和帛书《老子》《五十二病方》等。汉代丝织物的种类有纨、绢、罗、纱、绮、锦、绣等，其中锦是最鲜艳多彩、绚丽华美的织物，也是最能代表显花技术和织造水平的丝织物。《释名·释采帛》有“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之说，这里讲的“作之用功重”，概括地说明了织锦技术的复杂、高超。织锦实在极为费工费时，前面讲的那两位四川师傅，技艺非常成熟，然而，他们紧紧张张地忙活一天，也仅能织出15厘米的成品。

我国最早的锦是西周时期的，仅有简单的几何图案。湖北荆州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锦，已有了龙凤等动物的纹饰。而汉代的织锦工匠，成功地将漆器、画像砖上的云气、禽兽等纹饰，转移到锦上，织造出云气流动、禽兽腾跃等动感十足的图案，令人格外赏心悦目。

汉代，锦绣的产地主要有山东、浙江和成都。成都土地肥沃，气候湿润，桑叶鲜嫩多汁，是蚕的好口粮，从而使蚕吐出质量上佳的蚕丝。再者，成都流江（后称为锦江或濯锦江）的水质最适于漂练织成的锦，使其更具光泽。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勤劳聪慧的成都人，成就了享誉中外的“蜀锦”。西汉政府在成都设置锦官专门管理锦的生产和销售，还设立了专门作坊——锦官城（这一名称后来还成为成都的代称）。民间织锦则更加普遍化，老官山发现的这间织锦工场应是其中之一。

特别强调一点，汉代“蜀锦”由于既精美又量大，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尼雅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锦制的护膊，上面除精美的花纹外，还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更令人称奇的是，墓中还有一块锦的残片，是制造那件护膊时裁下来的，上面织有“讨南羌”三个字，也就是说，当年这块锦上的文字全文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族”。这是第一次在古代丝织品上发现“中国”二字，这里的“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也就是西汉王朝活跃的中心地带，它和今天“中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专家们经过鉴定、研究，一致认为这是汉代末期至三国时期生产的“蜀锦”，它居然传到了数千公里之外的新疆地区。

图5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再强调一句，“蜀锦”不仅传到了新疆，还传到了云南、贵州，乃至境外的中亚、西亚，而且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从汉代一直持续发展到唐、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四大名锦（除蜀锦外，还包括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之首。

三

云纹漆案为长方形，平底，四边有栏，底部四角各有一高仅2厘米的矮足。底部整体髹饰黑漆，案面为红、黑两色漆。在案的中心和四边栏，用红漆绘画出两重方框，在方框间用红色和灰绿色漆绘制云纹。黑漆的冷色，使漆案显得凝重、大气，而红色的纹饰，很有一种流动感，且疏密得当，两者相配，产生了动静结合、高贵雅致的视觉效果。底部有用红漆书写的“轨侯家”三个字，表明了该漆案的主人是西汉“软侯”。漆案上的五个圆形漆食盘、一个漆耳杯和两只漆卮在出土时就是这样摆放的，盘内还盛有食物。考古资料告诉我们，这种成套摆放的漆器餐具，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五个漆食盘的大小、造型、纹饰均一致，口径18.5厘米，平底。和漆案一样，食盘也只用红、黑两色漆，内部装饰以红漆为主，中心和口沿为黑漆，而黑漆处，又用红漆绘卷云纹、波折纹和点纹。在正中心位置，还用红漆书写了“君幸食”三个字。如此雅致的食器，再配上这样美好的字句，怎不让人食欲大增呢？

图6 云纹漆案及杯盘

卮是盛酒器，有如现代的酒壶、酒瓶。两只漆卮，一只有盖，一只无盖，都有耳，从外观上看很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泡茶用的大把缸，均外壁为黑色，内壁为红色。无盖的这一只在内壁有黑漆书写的“君幸酒”三个字，更重要的是在卮底用红漆写了“二升”（汉承秦制，1升合今200毫升），表明了它的容积。有盖的这一只则比无盖的那只卮更为精致，首先，它的胎不是普通的木胎；其次，它的耳和钮上均装饰了精美的鎏金铜环；最后，其黑漆外壁和盖上的花纹不一般，看上去不过是常见的云气纹，云气间还有两只龙头怪兽，然而这纹饰不是用笔画的，是采用了非常高超的针刻法。针刻也叫“锥画”，它是在尚未干透的漆膜上，用尖细的针进行镌刻，工匠要很好地掌握用针的力度，镌刻出的花纹细如游丝，又不失清晰，呈现出一种纤细之美。

耳杯是饮酒器，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称为“羽殇”，是当年比较多见的器皿，马王堆1号墓随葬的耳杯就多达90件，在数量上占该墓葬全部漆器的二分之一。该耳杯外壁和杯底均为黑漆，内壁为红漆，并用黑漆书写了“君幸酒”三个字，还绘有动感十足的云气纹。

这一套由9件漆器组成的餐具，是汉代贵族日常享用的，盘内分别盛放牛、鸡、鱼一类肉食和面食，轪侯的身份正符合使用这套高贵餐具。笔者在看到这漆案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举案齐眉”的故事。东汉梁鸿、孟光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苦。在吴郡（今苏州）时，全靠梁鸿为人帮工为生，每当晚上吃饭时，孟光都要把盛放着饭菜的案举过眉头，表示对丈夫的尊敬。一时传为 佳话，并流传至今。

接下来讲一点汉代漆器制造技艺。汉代漆器制造技艺，是在战国时期楚国漆器制造技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漆器和铜、铁器以及陶、瓷器相比，具有既轻巧又美观的特点，自然成为汉代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制作漆器首先是制胎造型。汉代漆器大多是木胎，制作木胎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旋木胎、斫木胎和卷木薄胎。圆形器物多用旋木胎，如前面讲过的漆食盘。这种技法是先用轮旋刮削的方法制成器物模样，再用挖凿的技术掏出内部。这种制法的漆器比较厚重。斫木胎是用砍、削、刻、凿等方法制成器型，如耳杯、案等非圆形的器物。这种制法的漆器也给人厚重感。卷木胎的制作工艺要难一些，先选择易于弯曲的木料，将其切成薄片，卷成圆筒，再将接口处削成斜面，并用木钉钉接，最后将底部用一圆形木板和壁结合。为了不露接缝，工匠们在卷木胎上再裱一层麻布，然后上漆。前面讲过的那只无盖的漆卮，即卷木胎。卷木胎的漆器更加耐用。除木胎外，还有一种夹纻胎（也叫重布胎、脱胎），这种工艺在战国中期已出现。纻是一种细麻布，夹纻胎漆器的制法是先用木材或泥土制成器型，也就是模，然后在器型上裱補多层涂有漆灰的麻布或丝织物，待干固后去掉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这种夹纻胎具有坚实、轻便，不易走形或破裂的特点，是一种工艺比较复杂、技术含量更高的制胎工艺，前面讲过的那只带盖的卮就是夹纻胎。

不论是木胎还是夹纻胎，在躲彩色漆前都要对胎体进行再加工：先涂一层又一层砖灰漆（细砖灰和漆按一定比例的拌合物）干固后反复打磨，务使整个胎体表面平整光滑，然后才能施用黑、红等色彩漆并描绘纹饰。还有的将金银箔镂刻成各种图案，贴到漆器表面，有的甚至镶嵌水晶或琉璃珠，使画面具有立体感，显得更为高贵。1978年湖南长沙一座西汉晚期墓中出土的一件漆盒上，就有金箔贴花，纹饰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拂袖起舞和耍杂技的人物，还有雁、雀、燕子等飞禽以及虎、豹、鹿、牛、骆驼、野兔等走兽，极具观赏性。

四

彩绘铜雁鱼灯是一盏既非常美观、精致，又有环保功能的灯具。从外观上看，一只体态丰满的大雁，短尾上翘，双足并立，掌间有蹼，两只眼睛圆圆的，伸着长长的脖子，一回头张开大嘴咬住了一条胖鱼，颇具生活情趣。大雁的背部开口，衔接一带柄的灯盘和灯罩，而灯罩的上边卡在鱼的肚子里。请注意，这盏灯的奥妙就在灯罩、鱼以及大雁的身上：原来鱼和大雁的身体都是空的，而且相通，大雁的肚子里先装进一些这盏灯除了不让油烟乱飞以外，还能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和照亮的范围。原来灯盘的中心有个支钉，灯盘可以灵活转动，从而就可以调整灯光照射的方向了。再者灯罩是两个弧形的铜片（古书中称它为“翳板”或“灯隐”），这两个铜片的作用可是很多，首先是使油烟乖乖进入烟管；其次可以起到屏障作用，防止风将灯火吹灭；最后非常巧妙的一点是，这两个铜片是可以活动的，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将两个铜片之间开口调大或调小，改变灯光照亮范围。

图7 彩绘铜雁鱼灯（西汉，高53厘米，1985年山西朔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汉代在灯的使用功能、造型艺术和工艺技术方面都有空前的发展。灯具种类丰富，构思新颖，既有持握行走的行灯，又有悬挂的吊灯、摆放的立灯和坐灯，雁鱼灯即为坐灯。汉代在灯具技术和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就是加装了能吸收烟尘的灯管，有利于室内空气的清新和个人的健康，所以我们把这种灯称为“环保灯”。汉代则将有吸烟管的灯称为“红灯”，又可以简称为“红”。古代的文人墨客，在诗歌中多次讲到这个名字，晋朝还有人专门写了《红灯赋》，赞美这种灯“取光藏烟，致巧金铜”。从出土文物看，汉代的时候制造了鼎型、牛型、凤鸟型、植物型等多种式样的环保灯具，造型都很美观。洛阳出土一盏东汉十二枝铁灯，灯柱有规律地分三层伸出枝条，每个枝条上都有灯盘，灯火点燃后，犹如花树。海昏侯墓出土的一盏铜雁鱼灯，同前面讲过的那盏彩绘铜雁鱼灯在形制上完全一样。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在满城汉墓出土有一盏“长信宫灯”，许多文章都讲它是环保灯，说什么“燃烧产生的炭灰，直接吸入铜人灌满水的体内，这样就过滤了污染物，不会污染室内空气"，甚至还说，这灯的“特点是环保的设计理念，底座盛水用于吸收烟尘”。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盏灯根本就没有底，也就是说宫女的体内是不可能储存水的，怎可能吸收、过滤？当年考古发掘这盏灯的专家告诉笔者，他们曾用这灯做过实验，点燃蜡烛以后，烟尘确实进入宫女体内，但很快就散发出来了。

这盏铜雁鱼灯，除设计精巧外，制作也很精美：大雁和鱼都非常逼真、漂亮，雁的羽毛、鱼的鳞片，用红绿等色彩描绘得极为精细华美。实用性、艺术性、科学性和环保意识在它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这也是汉代冶铜业发达的一个例证。当年的青铜冶铸，不再生产像商周时那样厚重、神秘的礼器，而是生产更适宜于生活需要的日常用品，如灯具、熏炉、炊器、铜镜和大量的钱币。

在讲灯这一类文物的时候，还涉及灯的名称和燃料。汉代的一些铜灯上刻有铭文，往往被称为“镫”或“锭”，而不叫“灯”，到了汉代以后才改叫“灯”。至于点灯用的油，主要是人们常见的动物油，古人将有角动物的油称为“脂”，无角动物的油叫作“膏”，郭璞注“瓦豆”时便说“即膏灯也”。在西汉的一盏灯里，曾残留着当年未烧尽的燃料，经化验分析，其和牛油相似。除动物油外还有少量植物油，如大麻籽油和蜂蜡。点灯的时候，要有灯捻（也叫灯芯），通过灯捻吸油燃烧，这同今天点蜡烛的时候是点燃蜡烛中间那根棉线是一个道理。在古代文字记载里有一种叫“麻蒸”的灯捻，这麻蒸就指将几根去掉外皮的麻秸扎在一起，然后放在灯油中供点燃用。

最后讲一讲雁鱼灯的美好寓意。雁和鱼都是我国古代的吉祥物，雁又叫鸿雁，在春秋战国以前，“鸿”和“雁”还有点区别，体形大的叫鸿，体形小的叫雁，后来就不太区分了，常常把这两个字合起来用。雁是一种典型的候鸟，每年秋分后飞往南方，第二年春分又飞回北方。再者，雁在飞行时，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有所谓“飞成行，止成列”的特性。雁的这种按时南来北往和成行成列的特点，被人格化，上升到知礼、守信的高度，于是现实生活的一些事情便用雁来比喻。最有意思的是，古代相亲的时候要用雁做礼物，男方到女方家去下聘礼，便要送上一只大雁，这一方面表示守信用、不变心，另一方面暗示女方到了婆家要知礼、守礼，长幼有序。鸿雁还是书信的代名词，我国邮政的旗帜上，一度就以一只鸿雁做标志。“鱼”和“余”同音，象征富贵，年画里画条鱼，就代表“连年有余”，灯的设计者让大雁口衔肥鱼，表示收获了富裕，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反映。今天我们看到它的时候，依然感觉赏心悦目。

五

东汉陶船是在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长度只有54厘米，虽然说是一只船模，却受到人们极大重视。大家知道，远古的船都是用木材制成的，长期埋在地下都腐烂了，而刻画在器物上的船，又都只是线条、平面图，不能反映船的全貌。而这船模是按照真船的结构、形式制作的，所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它为研究者提供了立体、真切的资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小陶船看到2000年前船的形体和构造。

图8 陶船（东汉，高16厘米，长54厘米，1955年广州先烈路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只船有三个船舱，前舱低矮宽阔，篷顶是两面坡形，可能是个货仓。中仓比前仓稍高一些，上面有一个顶部微微凸起的圆形篷盖，两侧各有一门，便于人员出入，这大概是船工的住处。后仓也叫舵楼，它的舱顶也是两面坡形，旁边有一个低矮的小屋，还开着一个门，这大概是船上的厕所。船头还有一个小篷篷，这是防浪用的，浪头打在上面，河水就会被挡回去，不至于灌进仓内。在船头和船尾各有一个物件，非常引人注目：船头那件是十字形的，它是船锚，也叫船碇，它有锚爪，而且有横杆，使锚爪没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船尾那件长方形的物品可就更重要了，它是早期的船舵，从船尾斜伸入船的后方。舵面面积比较大，舵杆用十字状结构固定，在舵杆的顶端有个洞孔，可能是用来安装舵把的。它应用杠杆原理，只要转动舵把就可以使舵面偏转，从而调节、控制船行的方向和路线。船舵的发明是造船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从世界上已发现的各种古船来看，这只船的船舵是世界上最早的，比欧洲的船舵早了1000多年。欧洲对船舵的引进和使用，为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

我们再看看船上的人：船上共有六个人，船头左侧有一人，靠栏杆而立，双目注视远方，好像在看前边有没有别的船，要注意航向别碰撞。船尾也是一个人，手扶在后仓篷沿上，他的工作是把握船舵，保持船的行进方向。其余四个人有的在船舱里，有的在走道上。研究人员按照船上这些人身高比例推算，这只船模所仿照的船，大约有十四五米长，5米高，能装载1万斤左右的物品。由于这只船整体是长方形，头、尾较窄，中部稍宽，船底较平，研究人员认为它是在广州一带的河流航行的运输船，也可以称之为“江船”。

据记载，2000多年前的时候，广州已经是我国重要的港口，船来船往非常热闹

据统计，在广州汉代墓葬中发现的船舶已多达14只，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这一点也是广州的造船业和航运业都非常发达的重要证据。

最早的船应该是独木舟，《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刳”是剖开、挖空的意思，“剡”的意思是削，“楫”就是划船的木桨。这句话讲的就是人们把树干剖开，将中间挖空，便制成了独木舟，再削木头制成船桨，就可以坐在独木舟里划水了。2002年在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独木舟和木桨，距今约有8000年的历史，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独木舟。该独木舟出土前，被一个生产单位取土时破坏掉了一部分，现残长5.26米。

在没有金属的年代，人们只能使用石斧、石刀等石制工具，而造独木舟的大树，直径一般为1米左右，高度为10米左右，造独木舟的难度相当大。人们发明了一种“火焦法”：先用湿泥将准备做舟体的部分包起来，再用火烧要挖去的部分，当把这一部分烧焦成炭，就比较容易用石刀、石斧砍削了。

用木板造船，大约起源于商代。到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战船，当时的一些铜器上，就有人们在战船上进行格斗的画面。秦汉时期，在船甲板上增加了一层或几层楼阁，被称为“楼船”。《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曾经跟群臣乘楼船在汾河上游览，作有《秋风辞》，其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等句。汉代还能制造远洋船，《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派官员出使南洋诸国，从“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今缅甸勃固附近）”……这么长时间的行程，船只除要大量装载人员所需的食物、饮水和相应物品外，更要具备抗风浪、防沉没的功能，反映了西汉造船技术已达很高水平。

文章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 齐吉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